自从我1983年到西安求学拜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鲁迅研究丛书之一，1983年10月版），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与王富仁的硕士同学阎庆生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工作，屡屡听到他对王富仁如何苦学、治学故事的讲述更是加深了印象，及至读到他连载于1985年第3期和第4期《文学评论》上的《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就在心镜中刻下了永远难忘的影像：经常会在心里揣摩王富仁老师的人生影像和学术动向。心心念念之中，就有了亲近王富仁先生就近求学的冲动，于是就有了拜访，就有了聆听，就有了书信和电话的请教，等等，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联系王老师，意思是要到北京师大从他访学一年。王老师答应了，但忽然接到王老师电话说郭小东要“插足”——他所在学校仅同意他于1991年-1992学年离校访学，王老师动员我推后一年再来北师大，我自然是“惟命是从”了。待我于次年进入北师大，便遵师嘱非常珍惜时光，一年内在王老师指导下，就完成了一本书的初稿，还目睹耳闻了一些有关王老师的情景和故事。记得刚到北师大就去拜访王老师，他说：我把你招来访学了，你来了，我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你要珍惜时间，按计划进行工作吧！他还说了其他一些叮咛的话，我的理解就是：看着老师们的言谈举止、治学教学，你就该悟道自省，明白自己努力的方向了……我后来的感悟就是：人生有机缘，身教胜言传。鲁学开佳境，国学谱新篇！我近期与加拿大朋友子夜先生有个对话：《“智识分子”对话“学术中国”》（《文化中国学刊》2021年第3期）。其中就有一段回忆加思考的文字：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曾作为访问学者拜师求学，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是我的访学导师。他从鲁迅研究入手，发现鲁迅小说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本人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等等。富仁师关于鲁迅、关于文化的研究具有沉甸甸的分量。他在较长时期积极提倡和建构“新国学”。他的一些观点对建构“文化中国”及“学术中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前，我们在讨论中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化成现代，这个现代必然是“大现代”，这就要求我们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热爱和平、幸福的国家一样，要在“世界性联系”中发展我们的现代文化，包括“学术中国”的学术文化。我们要明察世界发展大势，顺应世界文化潮流，由此才能够从“文化习语”进至“文化创语”，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话语权，在较多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或领先，由此也才能体现出“智识分子”在“兼济天下”时的大智慧。这也就是说，“学术中国”与“学术世界”的沟通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这与我们讨论过的“文化磨合”“文化策略”等话题也是相通的。在“学术中国”的世界范围的发展过程中，学术文化层面的反复磨合肯定会经常发生，其磨合的效果往往决定了学术水平及影响力。如果拒绝学术文化层面的持续磨合，失去理性的思考与判断，无论在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都会猝发、频发人间灾难性事件……至今难忘我在北师大住校访学时的情景。我曾记录下这样的感受：这是上世纪1992年至1993年期间的事情了。我在北师大访学时，拜师求学于心仪已久的“王门”，听王老师公开讲座着实大开眼界，听王老师书房夜话更是如坐春风。话题常是海阔天空，除了中国与世界、鲁迅与五四、文学与人生，还偶尔会涉及烟酒和婚姻，等等。在西安、海南、香港等地也和他一起参加过学术会议，除了听他畅聊，还会陪他一起smoking。在袅袅烟雾中，王老师思想深邃活跃，口若悬河，思绪纷然升华且常有思想创化的光芒和精妙精细的表述，能够如智者那样竭力摆脱线性思维的局限及二元对立的窠臼，总是力求在大格局中进行整体把握和整合创新，以“智者治学”的姿态和“思想家型学者”的风范，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从而实现学术意义上的真正超越，有力地推进人文学术上的发展。这些都对我这个长期流浪的“西迁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记得是2005年春，我曾筹办了一次学术会议，邀请身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的王老师来西安，开会了，也讲座了，还留下了合影等。但最后悔的是那时候居然没有安排录像录音，也没有事后的讲稿整理和发表，甚至经常后悔那时候没有意识到“高科技”可以高效地记录人的声音和思想，致使多次聆听王老师的畅谈而只在脑海里留下了丝丝缕缕的印象。试想，如果彼时高科技也像如今这么发达且能高效运用，那会留下多么丰富的有关王富仁的音像文献资料啊！不过，世间肯定还有不少与王老师相关的文献包括音像及图片需要搜集整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学界努力。多年来，我始终认为王富仁的“话语”是极能体现“学说所以启人思”的，字里行间常常蕴含有待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所以我觉得，通过研读王富仁来传承、弘扬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方向，理应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取向。我本人虽然自知能力和水平都很有限，但多年来始终努力着，尽量坚守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及兼容宽容的学术立场，在鲁迅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也陆续有了一些论文和著作，其中与王老师学术思想直接相关的论文就有：《尚需增益的“互补”——评鲁迅研究界近期的论争》（《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2期）、《“新国学”与“新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新国学”建构与人文教育》（合作，《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作为文化资源的'国学'》（合作，《福建论坛》2008年第4期）、《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文学术与“新国学”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等多篇论文及《民族魂与中国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王富仁老师赐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相关著作。这些所谓成果，从师承的层面讲都是“习作”，从中也有“继续言说”意义上的探索。尤其是，我从王老师的学术思想中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古今中外文化“磨合”形成的力量，强化了古今中外“化成”现代亦即“后古代之大现代”的观念，由此还形成了“文化磨合思潮”、“文化磨合论”等初探的系列论文。我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敬重王富仁老师，对他的学术探索、文化思考一直很关注。当年听他畅谈和讲座真的有一种“胜读十年书”和“如坐春风”的感觉，静夜里拜读他的论著也会有很多启发。尤其是他的关于“新国学”方面的论著，促使我思考学术文化乃至各种文化如何“整合创新”的问题。开始阶段我写过《“新国学”与“新文学”》（2005）、《“文化磨合”中的新文学》（2006）等比较短的文章，将整合创新的学术路径和方法提升到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哲学的高度进行探索。随着思考的延伸，越来越觉得许多问题不是或不仅仅是简单的敌我、斗争、生死、好坏的问题，而是复杂的更具有常态性的共存、磨合、互动、相生、共享的问题。总之是在寻寻觅觅过程中千方百计寻求高效“磨合”并由此建构“适配”的关系。在我看来，真正理想化的“整合”或“融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实践层面总有个“谁”为主体进行整合与融合的问题（这恰是许多族群、国家纷争不已的根源），但“磨合”却相对易于进行且实际普遍存在。从个人的“适者生存”到家庭的“和睦幸福”，从国家的“和谐发展”到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建构”，都非常需要磨合，也都实际存在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和相对易于达成的磨合境界。而在文艺/文化方面更是如此，更要讲求多元多样、百花齐放，因为文化发展包括文艺发展，更不是简单选择“清一色”及“弃旧图新”的问题，亦即不是要不断消灭某些文化/文艺的问题，而是要持续促成命运关联并建构命运共同体前提下的文化/文艺“和谐”发展问题。如你所说，近年来我有多篇较长的论文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加拿大《文化中国》以及《文化中国学刊》上也有系列文章讨论文化磨合、文化策略及和平文化等相关问题。与学生们、朋友们的合作或对话催生了一些相关成果，如《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心事浩茫连广宇——作家“文心”窥探》《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和而不同”与中国散文》《文化视域中的现代丝路文学》等著作，都有文化磨合的思路渗透其中。近期还将个人与同仁直接言说“文化磨合”的相关研究成果初步编成了书稿，争取近期正式出版。最近我还就文化磨合视域中的鲁迅“大现代”文化观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鲁迅是伫立在“后古代”中国“大现代”文化场域中的文化巨人，是“现代中华民族魂”。他在“后古代”的历史转换期，通过古今中外的文化磨合，创化并形成了“大现代”文化观，其文化思想有三大特征：通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大和通人类之情，且因通世界而不封闭、通变化而能通达和通大爱而致博大，从而昭示着他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对于鲁迅这样一个思想文化个体而言，他接受和创化了所接触的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资源，并经过创造性的磨合、整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思想。单一文化资源不能成就鲁迅，以线性思维或对立思维理解鲁迅必然会产生偏差。恰是多元多样文化的相遇与磨合成全了鲁迅，从而也为“中国鲁迅”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近期我还为新近出版的《俄罗斯鲁迅研究精选集》写了推荐语：“鲁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本书即为一个有力证明，同时也彰显了俄罗斯学者对鲁迅精神及文学文本精深而又独到的研究。鲁迅既为现代中国留下了丰富文学遗产和深邃文化思想，又在世界文化版图包括俄罗斯学术文化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鲁迅在积极践行'拿来主义’时进行了高效的文化磨合，他对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借鉴和阐发，对身处当今风雨交加世界中的人们尤其是热心读书的年轻人，仍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希望这本关于鲁迅与俄罗斯的著作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很多人都仅仅强调鲁迅热衷批判的尖锐乃至尖刻，我却同时要强调更为丰富、复杂的鲁迅所践行的“多向度”的拿来主义和高效的文化磨合，以及他对大现代中国文化包括文化发展策略的探索及其“新三立”人文精神。我在这方面也有专文探讨（《略论鲁迅的“新三立”和“不朽”》，《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9期）、《“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等）。有的文章发表后还引起了一些关注，如美国英文杂志《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 2019年春季号）有评介文章，该刊还邀请我担任特约主编，编辑了研究中外文学、文化磨合的专辑（《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 2023年夏季号）。在写这些文章或做相关工作时，我总会再读一下王老师的《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1期）以及他在汕头大学主编的影响很大的辑刊《新国学研究》……我前些年曾和朋友一起策划、办会并主编了论文集《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其实言说王富仁也是说不尽的。近期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参加会议，曾就刘勇、李春雨合作的大著《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发言，为其“三深”“三好”的特点倾心点赞；在汕头大学参加会议，也曾斗胆给汕头大学同人用书法上言四字：“富仁国学”，表达了对王老师开创的“新国学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期待，而汕头大学文学院领导也给予了热情的回应。窃想：只要有大家的怀念、关切和支持，王富仁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总会被传承下去和弘扬发展的。匆匆不尽，略表追思之意！敬爱的王富仁老师千古！ 2023年5月1日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