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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城:东汉文学家——王逸

 襄阳孙金福 2017-08-09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市)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官至豫州刺史,豫章太守。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中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楚辞学者所重。又作有赋、诔、书、论等21篇,及《汉诗》123篇,今多散佚,仅存《九思》,为哀悼屈原而作。明人辑有《王叔师集》。


     王逸《楚辞章句》作于东汉中后期,集汉代楚辞学研究之大成,是中国楚辞学章句训释阶段的代表。作为汉代楚辞学的最高成就,它既有汉代楚辞学的鲜明特点,也受到东汉中后期社会历史影响,独具时代特色。


    但是,古代和近代楚辞学对于王逸关注较少,1949年后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王逸《楚辞章句》开始受到重视,主要研究成果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基本反映了王逸楚辞学的风貌。但是,对于王逸是以"文艺的眼光"还是"经学的观点"来批评楚辞作品,目前学界尚存在分歧。本文拟紧密结合东汉中后期的时代背景,对王逸《楚辞章句》进行研究,进一步把握其实质。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在经学的影响下,楚辞学一开始就浸染了经学的色彩,《楚辞章句》也是经学观念的产物。汉人治经目的在于通经致用,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章句本是汉人解经的体例,王逸从经学观念出发,以章句解《骚》,也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乱政,皇权式微,政治秩序混乱,严重威胁到帝国安危。国难当头之际,"清流"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激扬士节,挺身而出,与戚宦腐朽势力周旋斗争。而朝野盛行的明哲保身和全身远害风气,不但使"清流"孤立无援,更助长了戚宦乱政的气焰。

王逸为《楚辞》作章句,意在通过驳斥历来对于屈原的消极批评,批判明哲保身和全身远害观念,再塑屈原形象,张扬儒家积极入世的抗争精神,砥砺士大夫忠正伏节,挽救日益没落的东汉王朝。《楚辞章句》提倡的屈原精神实质是东汉中后期"清流"士大夫忠君存国,弘道济世精神。 


王逸继承了前人以经释《骚》的传统思维模式,并进一步予以完善。他尊奉《楚辞》为经,通过攀附儒家圣人和经典确立《楚辞》在儒家文化氛围中的地位,从逻辑上完成了以经释《骚》方式的合理性,并顺应东汉经学从简的潮流,为《楚辞》所作章句简约明畅。出于用世的目的,王逸采用汉人"以义言《诗》"的经学手法,为《楚辞》依经立义,依《诗》取兴,极力挖掘微言大义,以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解说《楚辞》,经过一番改造,树立起屈原"清流"士大夫忠正伏节的崇高形象,同时不可避免的沾染了汉代经学穿凿附会的弊病。


东汉中后期也是经学进入衰微的时期。经学的繁盛与皇权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皇权式微让经学风光不在,而戚宦擅政、朝纲混乱的现实更让士人对儒家信仰和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经学迅速衰落。随着经学控制力的减弱,中国古代文学得以逐渐从"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经学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向抒发个体性情回归,显现出从混沌的杂文学状态渐趋独立的倾向。


《楚辞章句》中"下以自慰"的观念正是那个时代创作主体的个体意识复苏在文学创作理论上的反应。而《楚辞章句》中大量注文的韵文化、文学化和"神与化游"的观念,则表明《楚辞章句》并非"经注正体",其中注入了王逸的文学审美体验,与"下以自慰"共同昭示着东汉中后期文学趋向自觉的气息。

    老河口 孙金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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