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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如此爱它？ 原创 Claudia 在一年前我念本科的时候，有一位极好的朋友，他也热爱哲学，我们无话不谈。我们常常在系主任的课打下课铃声之后，第一时间冲到讲台上去，生怕老师跑了，请求老师给我们“开小灶”，多讲那么一会儿。毕业论文他和我选了同一个导师，他写的是阿伦特，我写的是海德格尔。毕业典礼结束我们聚餐的时候，我问他说，我对哲学的热情的小火苗越燃烧越旺，计划出国读研，你怎么打算的？他沉默，没有作答。几天之后他跟我说，他一定要读研，但不是现在，他现在需要“面对现实”。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和朋友合伙开了店，用一种他喜欢的方式来摆设和布置。店铺开张前，他发来一张照片，我看到照片中显示的店铺里的一角贴着墙摆着几个书柜，柜子上陈列了些我们大学时候读过的还有想读的书。 而我的另一些友人，在毕业之后毫无例外按部就班的开始工作，面对每一个人在脱离校园、脱离父母的庇护下都需要面对的生活，其中与其说是“面对现实”，不如说是“被现实”；与其说是“成长”，不如说是“被成长，不得不成长”；与其说是“承担责任”，不如说“被推搡着心不甘情不愿的抛到了现实的面前”。这样的现实是每日的焦虑的需要完成任务的现实，是柴米油盐的现实，是为钱、房而不能再接地气的现实。而在承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的处于这样的，由人不由我的境遇里，我们是否总归是有哪怕那么一点选择的余地？怎么面对这种境遇，怎么去承认这种境遇，使得我们按照自己的深思熟虑来指引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 黑泽明有部电影，叫《电车狂》，讲述的是70年代的日本的市井生活。有不被原谅的出轨的妇女，有低能儿小六，有终日沉浸在自己幻想中的乞丐，也有沉稳而镇静的老者。这位村庄里的老者朴实无华，并不懂艰深的理论，也不曾高谈阔论大道理，可是他却充满智慧。在影片第七十分钟，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年近七旬的村民在找老者，诉苦，说 “我到了这个年纪，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再也无法忍受每日的生活，早上起来烧饭时，想到又做同样的事，就觉得没力气，吃什么都没味道，对什么都没食欲，尤其是去浴场时，真讨厌看到自己的身体，丑陋的叫自己难受，只余一件事想做，干脆死掉，离开这个世界。” 老者二话没说，给了他一包毒药，实则只是普通的粉末。村民服咽下之后，又说：“我以前开服装店，家中有太太和两个儿子，生活无忧，但两个儿子都被征兵，战死在中国，之后我无心做生意，内人卧病半年后死去，房子在空袭中被烧光，我失去一切。目前靠摆文具摊为生，但我每晚在梦中都和妻儿交谈，他们像活着一样地跟我谈笑。”老者说:“那么你一定很开心了，只有你活着才能如此，因为你活着他们也活着，你自杀也等于杀死他们。” 结局如人所料，村民求老者将解药给予他，让他继续活下去，老者这才说出了实情。 而这短短的几分钟对话不停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也促使我反复去思考，哲学所说的爱智慧，究竟是不是一种经验性的深谙世事的智慧？这种智慧又是否只能倚靠年岁的增长而获得（甚至倚靠年龄的增长也并不一定能获得）？那么年轻时候走过的路是否必然让之后的我们感到懊悔，会让我们以“如果当时我…就好了”这样的话语来开头，面对自己当初的选择？ 我无法给智慧下达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每当谈论到这个词语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关于智慧的画面是是多种多样的。这种智慧是友人平日里爱好观察形成的具有洞察力的智慧、是谋略或善于思考的智慧；也是无论在各种环境中都具有以正确方式生活的能力的智慧；同时也是导师曾说过的在说过的如何面对亲人的逝世，如果应对和处理人生中中大的悲剧和困境的智慧。诺奇克在《被检验的人生》中对“智慧是什么”做出的回应是： 智慧是实践的，是有用的。智慧是你需要理解的东西，以便更好地度过人生和处理其核心问题，避开自己所处的人类困境中各种危险。 然而我们仍然无法给智慧列一个清单或者书写一本智慧指南、智慧手册，诸如“为了更好的度过人生和应对…你需要知道什么？”，我们也更无法证明，所有的多样性的智慧全都来自于一个核心的终极的永恒的真理，因为哪怕明晰了这个道理，生活中依然存在手忙脚乱的时刻。 在前些天，我去旁听了中大哲学系在珠海的会议，不无例外，“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又成为会议上的热点。当我们讲述政治哲学的时候，这是否仅意味着政治哲学传统，意味着跟作古的哲学家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构成我们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我们对问题回应的不同的方式。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回应问题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在我们熟悉的政治哲学的语境和框架里，对事物进行反思；而当我们用谈论政治学时候，我们倾向于探讨事实的可操作性，也更关注政治实践，政治行为。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政治哲学落入现实就会变质？又或者一旦政治哲学家（如果存在这一称号的话）进行实践之时就永远会表现出青涩和局促？或许我们应该将一个哲学家的政治实践和哲学理论分家。在面对哲学理论，在面对“真理”和“善”等词语时的探讨言说，我们可以肯定柏拉图、海德格尔的功绩，称他们为有智慧之人，有“哲学思辨技术”之人；而在面对他们的政治实践之时，却不能做出如此的评判。可难道我们可以称一个人作“偶尔有智慧的”，“有场合的有智慧”的吗？智慧是否果真如冯契先生在《智慧说三篇》中所言，智慧之所以成为智慧乃在于“德性和自证”，而这种自证不能单单只依靠思辨的分析来获得。 也许最终，从根本上说来，当我们谈论智慧的时候，我们终归指向的是一个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以智慧的方式来生活，以智慧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调整自己的航行方向，也意味着以智慧的方式提高生活与各种诸如“真、善、美”等实在的关联，意味着对“什么是理想人格，以及如何达到至善”的回应，而这种智慧的获得既需要倚靠现实经验、判断力、意志，也需要倚靠哲学知识本身。毕竟不可能存在一种关于“爱智慧（Philo）”的学问，不努力追求人生的幸福和圆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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