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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阿多诺悲叹娱乐机器无处不在、深怀恶意，将闲暇时间玩弄于鼓掌，这种被其称为“文化工业”的娱乐机器，之于阿多诺的哲学，如同宗教之于马克思主义，能蛊惑人心。现代电影、电视、电台、杂志和如今的社交媒体在阿多诺看来，都意图使我们精神涣散、迷失自我、毫无意愿去改变政治现实。这是给群众的一种新型鸦片，有致命危险…...
 ［西奥多·阿多诺肖像］ 西奥多·维森伦德·阿多诺出生于1903年法兰克福一个富裕、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红酒商，有犹太血统但在大学期间成了一名新教徒。泰笛（他最亲近的朋友如此叫他）从小就是一名技艺卓群的钢琴家。他在20岁之前一直想成为一名作曲家，最终转而研究哲学。1934年，他因种族背景而被迫停止在德国执教。此后他移居牛津，继而陆续迁至纽约、洛杉矶。他对加利福尼亚的消费文化爱恨交织，对阳光浴和汽车餐厅电影院进行了非常深层次的思考。战争之后，他回到西德，1969年他64岁，死于当地。 阿多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团结起来改变社会，他与先锐社会调查机构来往密切，由他的朋友费利克思·威尔（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品贸易商）创办并资助。该机构致力于从哲学层面解释由现代资本主义携带的疑难杂症。该机构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关注甚至要远超过于对生活中经济困难因素。 阿多诺强调资本主义通过如下三种方式来腐败、瓦解我们： 1. 闲暇无益 阿多诺并没有过分注重诸如劳动法案及税务系统调整之类的议题，但他认为革新的哲学家们应首要聚焦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及中产阶级的想法与感受，特别需要研究他们怎样度过夜晚和周末。 闲暇时间如何度过？阿多诺的想法颇为宏大。闲暇并非是用来放松和逃离事务的。阿多诺强调可以闲暇时间应该用来完成伟大的目标：自由的时间，和我们可能利用自由时间去参与的文化活动，应是我们拓展与发展自身的重要机会，来追寻我们更完善的本质，来获得改变社会的工具。我们应该花时间看能让我们更清晰的理解人际关系的电影，或是阅读能帮我们重新洞察政治的哲学和历史书，或是聆听能激发我们改变自我和人生的勇气的音乐。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阿多诺悲叹娱乐机器无处不在、深怀恶意，将闲暇时间玩弄于鼓掌，这种被其称为“文化工业”的娱乐机器，之于阿多诺的哲学，如同宗教之于马克思主义，能蛊惑人心。现代电影、电视、电台、杂志和如今的社交媒体在阿多诺看来，都意图使我们精神涣散、迷失自我、毫无意愿去改变政治现实。这是给群众的一种新型鸦片，有致命危险。 比如，新闻，虽然表面上为我们时事更新所有“重要”的事件，但在阿多诺眼中，只是一堆粗俗的无知言论和政治故事，让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自身所处的这座牢笼。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宣称他们能给我们“真相”，但他们太劳于奔命、太唯上，太欠思考，如何能提供这剂良药。而电影刺激着恐惧和欲望，全然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问题脱节。我们可能花两个小时看有关外星人入侵的冒险故事，而对我们现实世界的不幸置若罔闻。博物馆里陈列艺术作品并没有道出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我们驻足于画廊，静静欣赏所谓的“大师之作”，却不知道它们要表达什么，和我们有何关系。文化工业就是要让我们一直那样：涣散、顺从、迷糊和被胁迫。至于流行音乐，没完没了地陷在小情小爱的情绪里，自私地暗示我们只有遇到那个唯一，才有可能获得幸福，而不是提醒我们群体生活与更宽广的人类博爱所能带来的喜悦。
阿多诺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产出要求苛刻，因为他坚信文化能实现最大的可能性。文化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工具，不是向邻居炫耀的资本，也不是只能让人片刻愉悦的毒药。文化是传递慰籍、洞见和社会转型的治疗工具。难怪他会把沃特迪斯尼比喻为美国最危险的人。 2. 资本主义不能兜售我们真正需要之物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消费商品，我们自然而然的以为所有我们可能想要的都能得到。唯一的问题，如果真的有的话，也只是我们买不起。 但阿多诺指出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被资本主义产业小心的遮盖起来，以至于我们最终忘记我们究竟需要什么，而是满足于那些公司制造出来的欲望，他们根本对我们真正的福祉毫无兴趣。尽管我们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丰富多彩，但温情、理解、镇定、洞见，这些真正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美德，却少得可怜，而且与经济风马牛不相及。
相反，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操纵工具，广告，利用我们真诚的欲望来向我们贩卖商品，这些东西只会让我们经济更贫穷、心灵更疲惫。一则广告会展示一群朋友沿着沙滩友好地交谈着的画面；或是一家人野餐一起温馨的微笑的画面。广告这么拍是因为了解我们渴望群体生活，渴望建立感情纽带。但工业经济可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得这些的；它真心宁愿我们孤独一人并不断消费。所以不等广告结束，我们就会急着去买什么25年醇的威士忌或是动力过猛的汽车，根本不会有公路可以让我们合法的极速驾驶。 3.亲纳粹主义者无处不在 阿多诺撰书的时代正值心理问卷时代的初始阶段。在美国，心理问卷被广泛的应用在测试消费者态度及商业行为上。
这种问卷形式背后的概念激发了阿多诺，他与同事一起，专注于设计一份十分特殊的调查问卷：一份专为识别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问卷，而不是识别那些会购买新款洗衣粉的潜在顾客。 这份问卷要求被试者针对如下言论给出赞同程度： －儿童应该习得的最重要的美德即为对权威的服从与尊重。 －一个缺乏教养、习惯不佳、教育不良的人是不能指望与体面的人相处的。
－当一个人有困难或忧虑时，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去思考它，而是为高兴点的事情忙碌。 在这样一组问卷后，阿多诺能在新一代中识别出法西斯分子。鉴于德国刚经历的伤痛，阿多诺如此关注“法西斯人格量表”也情有可原。 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更能广泛适用的教训，即不仅可以通过法案和煽动，还可以通过心理学来改变政治。心理形态先于政治立场。在一个人变成法西斯独裁主义、厌恶同性恋或盲目服从权威之前，按照阿多诺的专业建议，他们可能就心理脆弱与不成熟，这个责任应该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来更好地识别与回应。
与其任由事态发展至最终除了动用武力（出动警方或是军事）别无他法去处理，我们不如学会在萌发阶段就理解日常的心理疾病。阿多诺和他的团队将独裁主义人格量表发至西德的每所学校。弗洛伊德本应该赶在苏联红军和巴顿将军之前找到希特勒。心理疗法并非纯粹为中产阶级私有的嗜好。阿多诺认为，它应充当进步社会转型的先锋。 总结 阿多诺是名左翼，但不同寻常的是，他赞同社会进步的首要障碍不是政治与经济而是文化与心理。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财力、资源、时间与技能来确保每个人能有不错的栖身之所，不再毁灭这个星球，每个人能有施展抱负的职业并被为社会所支持。我们之所以还在遭遇苦难、伤害他人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心病了。阿多诺留给我们的作品循循善诱，带着平静地愤怒，一直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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