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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狗传》出版了。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中国第一本商业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但它是我的第一个。自《大狗传》开始，慢慢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它们也许会叫《二狗传》、《三狗传》，也许不会。 “大狗”来自理查德·康尼夫的《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他用“大狗”指代有钱人。他问：“有钱人与你我是否真的不同？” 从2011年开始，我按照至少每月一个的节奏，陆陆续续地写了近百来个商业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用这种方式来记录我们亲历的这个时代。它荒诞、波诡云谲，充满了嘲弄，偶尔也提供了希望。 这些小说，基于真实发生的故事，进行了时间、事件和人物的巧合。博尔赫斯说过：“这件事确实难以想象，但是不容人们不信，因为事实俱在。……虚假的只是背景情况、时间和一两个名字。” 我从这近百个小说中精选了几十篇，形成了《大狗传》。 它们中有一些，正在形成影视产品。 以下是《大狗传》的前言，《致敬的方式》。 如果你想购买这本书，可以通过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或者识别二维码的方式。在购买之前，你也会看到几篇小说的链接，它们会告诉你，《大狗传》是否值得购买。
致敬的方式
我出生在山东莱州的一个小山村，偏远、闭塞。幼年没什么书可读，只能翻看“毛选”、民兵训练用书《射击》以及用来糊窗的报纸，内容大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 后来偶然间，我读到《镜花缘》和《封神演义》，算是开启了正式的阅读之旅。那两本书都出版于1950年代，繁体版。幼年的我靠猜测识得不少繁体字，到了中学，阅读古籍时已几无障碍，去大学读中文系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我的阅读都是偶然的，十二岁的时候读到宝文堂版的《鹿鼎记》，从此着了迷；十五岁时读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感到不一样的震撼，仿佛暗夜中划出的一道闪电。 到了大学，阅读就变成一种生活和习惯。什么书都读，文学、历史、古籍，有一段时间甚至对彼得·林奇着了迷。写作也变成一种常态，主要是写诗和随笔，也写过几个短篇，后来发现自己缺乏写小说的能力。那时候我对小说家充满景仰——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想象力，写出如此绝妙的故事？ 我在大学里终于可以把德莱塞读个遍，自此迷上他的《美国悲剧》和《欲望三部曲》。他自然不是我心中最好的小说家，他排在卡夫卡、博尔赫斯的后面，也排在海明威、鲁尔福的后面，可我就是喜欢。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媒体工作，大部分时间做经济新闻，写过《海信史》和《联想局》两本野心勃勃的商业史。那时候我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时代，商业文明终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信仰。时代需要与之匹配的记录者，我想做这样的人。 我记录这个时代的方式是非虚构写作、特写和图书。我认为我写不了小说。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安妮·普鲁的《近距离》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突然意识到博尔赫斯《恶棍列传》的传统在他们身上流淌着。他们会为我指一条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我大概五年前开始系统地写一些短篇的商业题材小说，也做了几个长篇的规划，想用德莱塞的方式记录这个时代。这中间我主持过一本杂志——《中国故事》，虽然并不成功，但却进行了一些尝试，我们用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模式来记录这个时代。 在《中国故事》的改版前言中我写道，中国正在经历前所之未有之大变局，公文体的说法是“社会转型时期”。它所提供的不仅是财富的得到与失去，价值的呈现和沦丧，也呈现着心灵的污浊与清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高尚者和卑鄙者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大人物与小人物在相同的时间节点下共生。对于一个观察者和一个文字爱好者来说，这是多好的时代啊！ 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不需要依靠想像力就能得到足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生活所呈现出的远远超过戏剧的描述，卡波特的《冷血》模式可以直接复制，成为余华的《第七天》，社交网络上的传闻、法庭上的辩论，甚至超出了美剧所能提供的狗血桥段。荒诞、绝望、麻痹，丰富、丰满、丰腴。多好的土壤啊，充满了人畜的粪便、腐殖质（我们农村叫绿肥），也充满了碳酸氢铵和尿素…… 我想记录这个时代，记录大人物也记录小人物，记录成功者也记录失败者，记录身边人也记录陌生人，记录我们人类也记录飞鸟走兽，记录我们的肉体也记录我们的心灵。我想找出我们时代的特征，哪怕它一无所有，仅止一个幻梦。 这就是我想讲述的“中国故事”，全部是历史，在它们还未曾被我讲述的时候，就成了历史。它们有迹可循，无处可遁。我努力去记录，去理解，去接纳，去沉淀，然后，归纳和演绎，使之成为未来的“野史”，成为这段断代史的真实的补充和参照物。 财富是我切入观察的视角。我相信财富虽然不是当下判断梦想和成功的一个最好标准，甚至是最差的一个标准，但它至少是一个较为通行的标准。我们恨它，却离不开它。财富本身没有意识形态，使用者赋予了它成色。我们也需要生存。我们更需要财富能够超越数字本身，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推动进步，靠近自由。我记录那些财富的流动、得失，记录富豪和草根，记录那些面孔的变化，记录生存和死亡，记录上升和堕落。然后，有时候真没什么然后。 我也会记录那些城市，记录那些乡村，记录那些山川河流，记录那些再也不会相见的旅人。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讲述他们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终究成了一个失败的商业项目，但却使我坚持着写下来。我系统性地用非虚构和虚构两种方式关注中国工商界，形成上百个人物特写和近百个短篇小说。这些小短篇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和事件，有着复杂多面的原型——小说只是一种存在，它可以将无数个真实形象叠加、融合，形成“主人公”。 感谢德莱塞、博尔赫斯、安妮·普鲁、奈保尔。还有茨威格，他打通了虚构和非虚构，我是他们的信徒。感谢这个时代，提供了超越戏剧的戏剧性。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让我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 我现在终于可以歇会儿了。 下一站，很长。 如果你想购买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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