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尔赫斯到“另一个”博尔赫斯

从博尔赫斯到“另一个”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三篇自我虚构小说的互文性 博尔赫斯是一个以虚构见长的作家，虚构既是他的创作技巧，也是他想要表现的关键主题之一：虚幻的事物或许具有本质性的真实。他虚构的对象不仅限于无中生有的形象，还有其他作家不太会去尝试的自我虚构，也就是将自身也作为虚构的对象。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写了三篇自我虚构的作品（在此所言的自我虚构小说不完全等同于元小说，因为文本中不包含作者的虚构意图，博尔赫斯丝毫不怀疑他所描述的真实性）：

1957年，58岁的博尔赫斯创作了《博尔赫斯与我》，写的是58岁的博尔赫斯遇见另一个博尔赫斯，两人处于同一时间线上，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了与对方“博尔赫斯”的异同，二人并没有对话，完全是“我”的自白。文中涉及的地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1969年，70岁的博尔赫斯写了《另一个人》，在故事的开头说到：“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如今到了1972年……”，也就是说，他是站在73岁的视角，描述三年前70岁的博尔赫斯遇见19岁的博尔赫斯的场景。二人已经属于不同的时间线，并且这是二人对立的本质原因。叙述者是较为年长的70岁的博尔赫斯，地点是美国剑桥市的查尔斯河边或者日内瓦的罗纳河边的上午。

1978年，79岁的博尔赫斯写了《1983年8月25日》，61岁的博尔赫斯遇见了84岁的即将死去的博尔赫斯，地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德罗格小镇上的一家旅馆，19号房间，叙述者是较为年轻的61岁的博尔赫斯。

从形式上看，后两篇的一致性可能更强，两个属于不同时间线上的博尔赫斯有对话，对话中有谎言，对话地点被赋予了二重性，一是梦里，一是现实世界的某个地点（剑桥，日内瓦，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个可能较为隐含的共性，即叙述时间并不属于文中涉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在读者看来，实际上呈现的是三个博尔赫斯。

从内容上看，第一篇探讨的实际上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二篇探讨的是个体与时空，第三篇探讨的是个体与死亡。两个博尔赫斯的关系也是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内在一致的一面。三篇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主题上各有侧重，也正因此，三篇文章形成了某种奇妙的互文性。

互文性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并不罕见，一方面他博览群书，记忆超群，经常会引经据典地有意识地利用已有文本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如《<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天堂篇>第三十一章第一百零八行》与但丁的《神曲》；另一方面，对于基本上属于虚构的作品，他也会制造出一种出自某种典故的效果，例如他的名作《小径分叉的花园》开头便说“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将真实的历史背景与虚构的人物进行无缝对接，从而削平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

已有的文本，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欧洲战争史》），包括他自己，在博尔赫斯笔下，并非作为某种素材来帮助他完成自己的创作，而是和他的作品形成某种呼应，这种呼应流露出对于历史上已有文本的某种质疑和不确定性，或者说“解构”了曾经的文本，回归了文学的“游戏”本能，从而使得他的文本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博尔赫斯的这三篇自我虚构小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博尔赫斯作为一个已有的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被改写、戏仿、延伸，做出这个举动的人又是博尔赫斯本人，看似是以一种人格分裂式的写作来探讨自我同一性的问题，而实际上却在践行博尔赫斯的一个理念：宇宙是个图书馆，一切都是文本。杰拉德·格拉夫在《自反的文学：现代社会的文学理想》中认为：“反省和自我戏拟的技巧”作为一种“唯我主义的扭曲”，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几乎“唯一可能的角度” 博尔赫斯对另一个博尔赫斯的接受 在58岁创作的《博尔赫斯与我》这篇文章中，读者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博尔赫斯将自我分成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博尔赫斯与一个外在的现实社会的博尔赫斯，或者说分成了灵与肉，并且叙述人是精神世界的博尔赫斯，这两者的对立大于同一。精神层面的博尔赫斯对于那个现实社会中的博尔赫斯颇有微词，认为他虽然“有所作为”，却很“虚荣”，“有歪曲和美化的恶癖”，“说我们俩不共戴天，未免言过其实；我活着，竟然还活着，只是为了让博尔赫斯能够致力于他的文学”，作为博尔赫斯的“灵魂”，我依附于他的肉身，并且曾经“试图摆脱他”。

“有所作为”的博尔赫斯，在58岁时被授予了国家文学奖，并且在此前一年中被授予了阿根廷库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获得的众多荣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然而这些都是外在的评价，并不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博尔赫斯。这种功成名就的人生与他日益严重的失明几乎同步到来，不能不让人反思，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哪一面才是真正的我？灵魂的还是现实的？二者的关系如何？

在《博尔赫斯与我》中，灵与肉虽然难以分割，但是灵还是以摆脱肉为追求，作为灵魂的博尔赫斯觉得“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或者归于别人。” 1969年的《另一个人》，这篇文章的题目不禁让我们回忆起之前那篇《博尔赫斯与我》的开头一句“有所作为的是另一个人”，在前一篇里，还是处于同一时间线上的博尔赫斯，但是到了这篇《另一个人》，已经变成了三个博尔赫斯：73岁的叙述时间上的博尔赫斯，70岁的叙述人博尔赫斯，19岁的博尔赫斯。

这篇文章的时间线非常特殊，博尔赫斯在文中的开头说到“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如今到了一九七二年”，这让读者感到他的创作时间应该是较晚的一九七二年，而实际上，“如今”本就是“一九六九年”，博尔赫斯有意地将叙述视角推迟了三年，从而以回忆的语气描述年轻与年老的博尔赫斯的对话，而且使叙述视角远离了叙述对象，为故事蒙上了一层虚幻遥远的面纱。 在空间上，两个博尔赫斯相遇的地点是美国剑桥市的查尔斯河边或者日内瓦的罗纳河边，更为具体的是，一条长椅上。两个博尔赫斯在这条长椅上进行着虚无缥缈的对话，并且相约第二天再次见面。这一场景不免令人想起《等待戈多》的开头，两个流浪汉坐在土墩上同样进行着虚无缥缈的对话。事实上，1969年正是《等待戈多》的作者萨缪尔·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年份，此前的1961年，博尔赫斯与贝克特曾经荣获过同一奖项：福门托国际出版奖，那是博尔赫斯获得过的第一个国际性奖项。

无论在时空上如何特殊，话题仍然涉及到两个博尔赫斯的关系，如果说第一篇《博尔赫斯与我》中，“我”试图摆脱那个实际上无法摆脱的“有所作为”的博尔赫斯，那么第二篇则是“我”试图坐下来好好地和19岁的沉迷于极端主义美学的博尔赫斯谈一谈，目的在于向他说明我们本质上是一个人，要接受这一事实，“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能用眼睛看东西，能呼吸一样。”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19岁的博尔赫斯拒绝理解“我”的言论，执意相信自己的一套，他“根本不注意听我讲话”，断然否认我们是一个人。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导致的不同年龄的博尔赫斯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二者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难以互相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在两个不同年龄的博尔赫斯中，至少年长的博尔赫斯意识到了同一性的问题，换句话说，那些年轻时无法理解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时至今日的博尔赫斯，也许已经不像当年写《博尔赫斯与我》的时候那样，试图摆脱“有所作为”的“另一个人”。 在1978年的《1983年8月25日》中，博尔赫斯再一次改变了叙述视角，从《另一个人》的将来时转变成现在时，然而叙述对象变成了将来时，79岁的叙述人博尔赫斯在描述的是84岁的博尔赫斯与61岁的博尔赫斯，叙述人博尔赫斯则站在这两者之间。

在空间上，两人相遇的地点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小镇阿德罗格的一家饭店，这正是《博尔赫斯与我》中提到的唯一地点：“我只是漫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并且说不定已经是下意识地会在一处拱券或门洞前踯躅流连。”更为具体的是19号房间，可以想到的是《另一个人》中的19岁的博尔赫斯，或者《阿莱夫》中的地下室的19级阶梯。可以认为这完全是巧合，但是基于文本的开放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某种互文性。实际上，在文章中，博尔赫斯提到“任何一位作家都会成为他不甚聪明的徒弟”，相比于之前的文学是对现实的模仿，博尔赫斯或许更倾向于作家是对自己的拙劣模仿。这种戏仿以互文性的姿态展现于读者面前，使得阅读的过程增强了不少趣味性。

在这篇文章中，两个博尔赫斯终于互相接受，没有前两篇剑拔弩张的分裂感。61岁的博尔赫斯终于觉得“我就是他，我能理解。”“一丝微笑显露在他老态的脸庞。我感到这微笑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的微笑。”61岁的博尔赫斯甚至因为过于相像而产生了厌恶，“因为我们太像了。我讨厌你的脸，那是我的讽刺画；我讨厌你的声音，那是我的仿制品；我讨厌你带伤感的句式，那也是我的句式。”84岁的博尔赫斯甚至因为过于相像而自杀，只不过即使自杀，也同时杀死了61岁的博尔赫斯“他不说话了，我明白他已经死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跟他一起死了。我痛苦地倒向枕头，上面已经没有人了。”可以看出，这个过程展现了不同年龄的博尔赫斯的和解，然而完全的和解是不行的，越是相像，越是一致，就越接近死亡。

还记得1957年的博尔赫斯吗？那个人曾经不愿承认自己有所作为，不愿意苟同于那个“像演戏”一样的博尔赫斯，想要逃离、想被忘却，然而却注定无法与那个他所厌恶的博尔赫斯分离，一旦脱离，他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那时，博尔赫斯58岁，仅仅过了3年，61岁的博尔赫斯遇到84岁的博尔赫斯时，已经不愿意再分裂，已经接受了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事实，虚荣也好，崇高也罢，我们始终荣辱与共，然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两个人的生命也就枯竭了——内在的对立是个体存活与灵魂存在的表征，无需向外界寻求一个可供参照的“他者”，在你的身体里，就存在着自己的“他者”。

或许从这里可以看出，博尔赫斯对叔本华思想的接受。在叔本华看来，个体性之间的差别仅仅属于表象，是由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造成的，自我与他者（双重身份或对立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同样，自我之中也必然包含了他者的本质，自我的“同一”就蕴含了自我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即格言所言：一个人即所有人。

综上，我们梳理出了这三篇自我虚构小说中对于两个对立的个体何以对立，又何以沟通，以至于最终接受，然而接受又意味着自我的泯灭，这种处于个体内在的张力与活力在不同时期的同一个人身上，引起了读者的不同体验。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这三场对话发生的时空。

博尔赫斯与另一个博尔赫斯的相遇时空 《另一个人》（创作于1969年） 《1983年8月25日》 这两篇文章实际涉及到的博尔赫斯有六个，作为叙述人的两个博尔赫斯是隐身的，作为叙述对象的四个博尔赫斯是显而易见的。

在《另一个人》中，创作者博尔赫斯处于未来，他从未来回到1969年，19岁的博尔赫斯则来到未来，与70岁的博尔赫斯相遇。叙述人是较老的博尔赫斯，叙述时间是更老的博尔赫斯。在《1983年8月25日》中，叙述时间是79岁的博尔赫斯，叙述人是更年轻的61岁的博尔赫斯。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如果博尔赫斯想以时间线上的后者来叙述，那么他一定会虚构出一个更靠后的时间点；如果博尔赫斯想以时间线上的前者来叙述，那么他一定会虚构出（回忆）出一个更靠前的时间点。

在空间上，《另一个人》中的相遇是在河边，河流的流动或许能够更加鲜明的暗示出时间线的隐喻。《1983年8月25日》的相遇是在饭店的一间屋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博尔赫斯曾经和自己的恋人埃斯特拉在阿德罗格的这家旅馆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曾和自己的家人数次来此度假，读了许多的书，甚至在35岁的时候，打算在这里自杀。这是一个令不同的时间点汇聚一堂的地方，很适合不同时间上的博尔赫斯坐下来谈一谈，彼此和解。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元素当然是梦。

梦是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桥梁，梦不完全是假的，也不完全是真的。它既是元小说作者们屡试不爽的艺术技巧，也是博尔赫斯想要表现的主题之一，梦境比现实更真实，世界的本质是虚幻的，自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多少个个体就有多少个梦，不同的人梦境交叉，得以相遇，我们出现在彼此的梦境中，并且梦境之外，仍是梦境：“我逃出房间。外边，院子不见了，大理石台阶也没有了，静谧的大房子、桉树、塑像、凉亭、喷泉都不见了，连阿德罗格镇乡间别墅带栏杆的大门也没有了。外面等待着我的是另一些梦。”

梦是神秘的，试图用现实世界的表象去揭示梦的秘密是徒劳的。就像梦中相遇的人试图用钞票上的年份证明时间的确定性，就像梦中相遇的人约定第二天在两个时代，两个地点的同一条长椅上再次见面，而实际上双方都不会再去。这两篇文章中都涉及到类似的谎言。在《1983年8月25日》中，两个博尔赫斯询问彼此“我们一生中什么时刻最可怕？”，两个人并没有说出答案，“我靠在他身上，我们两个人同时开了口。我知道我们俩都在撒谎。”我们可以猜测，也许是死亡，也许梦醒时分，总之是和现实世界相关联的一些事情，语涉现实，往往虚假。正如《迷宫的创造者博尔赫斯》的作者安娜·玛利亚·巴伦奈切亚所言：“这位作家的著作只有一个方面——对非现实的表现——得到了处理。”

“另一些”博尔赫斯从哪里来

博尔赫斯在一次谈话中说：“我曾努力要成为另一个，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办到。我根本不喜欢做博尔赫斯。”他曾说道：“这也许是我家族的军人血统使然。因为我本应该成为另一个人。”“在我那些岁月的书中，我好像犯过文学方面的大多数主要罪过。我已不为那些过分的表现感到内疚，因为那些书是另一个博尔赫斯写的。”

自我分裂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分裂为两个具有不同品性、乍分乍离的人物。博尔赫斯说，正是多年的写作体验使他产生了这种分裂感，因为写作时，他往往要强行改变自己的某些特质和省略某些特质，这种在自身中产生离合的方式很快就成为博尔赫斯进行自我认识的典型方式，“博尔赫斯”就成了博尔赫斯聊以自娱的对象，晚年的失明和年岁的增大加深了博尔赫斯的孤独和自省，他越来越沉迷于对自身二重性的探讨，越来越多地以两个博尔赫斯的方式进行反省。

博尔赫斯相信“唯我论”（当然也意识到其缺陷），认可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唯我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个人。其余的人都是他梦中所见。”相较于“有利于一切伪装和谎言”的心理小说，博尔赫斯更愿意“把自己交给梦”。他将做梦与构思等同起来，“我整天构思诗歌和故事，到了夜里我就做梦，这与构思是一回事”。正如余华所言，博尔赫斯“叙述上的似是而非，使这一切都变得真假难辨”。

博尔赫斯的个人经历，他的阅读经验以及他的创作实践，构成了文本中的“博尔赫斯”们的来源，这些博尔赫斯们看似虚幻，但是在博尔赫斯本人看来，却是本质真实的，他煞有介事地去分裂自我，审视不同的博尔赫斯，实际上有别于其他元小说的作者揭露虚构和暴露自我的特点，因为在博尔赫斯的文本中，虚构与写实的界限是被削平的，自我意识是不可认知的，或者说，他的形式与内容是难以区分的，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略萨曾说：博尔赫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新颖，原因并不在于他使用的材料上，而是在于他把材料变成的那些东西：一个不大的虚构的世界，里面有老虎和教育水平很高的读者，充满暴力和陌生的派系，还有胆小鬼的行为和毫不妥协的英雄主义，在这个世界里语言和想象取代了客观现实，借用理性还构筑幻想的智慧，使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行为都相形见绌。

参考资料：

博尔赫斯：《诗人》，《沙之书》、《小径分叉的花园》，《阿莱夫》，《另一个，同一个》，王永年、林之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豪尔赫：《博尔赫斯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美]巴恩斯通.博尔赫斯八十旧忆[M].西川，译.作家出版社，第125页，2004. 巴尔加斯·略萨：《博尔赫斯的小说》，史国强译，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 余华：《博尔赫斯的现实》，读书，1998年。 申洁玲，试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自我认识，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王钦峰，论博尔赫斯元小说的写作策略和类型，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 刘剑梅，博尔赫斯的梦，文坛纵横，2018年第1期。 周流溪，互文与“互文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刘悦笛，在“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之间——试论文学活动中的“复合间性”，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Gerald Graff,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Lite rary Ideas in Moder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