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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朝建立至宣德朝只有短短几十载，但是这一期间对中国制瓷史的卓越成就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辉煌，宣德皇帝对当时中国瓷器的进步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宣德瓷器的高质量得因于前代先辈们对瓷器的重视，广纳天下优秀制瓷匠师，在制瓷成本上更是只求成品质量，毫不吝啬。御窑厂的窑火不断，为宣德瓷器盛况夯实了基础，再加之宣德皇帝个人在艺术审美上有颇深的造诣，使得宣德瓷器的器物拥有独具一格的美感。 宣德时期的三大高温色釉分别为红釉、甜白、霁蓝。红釉在这一时期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绝美姿态在陶瓷史上独领风骚，传品至今仍光彩夺目。 明宣德 红釉留白瓜果纹蟋蟀罐 红釉倍受宠爱 宣德皇帝文武双全，自幼就深受其祖父与父亲赏识，多次与祖父朱棣一同上阵，因为亲身经历战争，所以更加懂得政权来之不易，他们更加重视在形式上将自己的统治变得合乎情理。无论是皇帝个人审美倾向或是政治需求，红色在宣德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宣德红釉自身有一种无法比拟的外在美感。看瓷器其实有时也像是欣赏一位佳人。初见看造型，就像一位好身材的姑娘，身材不佳哪来的回头率。协调的比例，耐看的造型就是器物的身材。再看釉色，瓷器细腻的呈色，舒服的手感才称的上是好瓷。皮肤光滑、白皙的姑娘更加吸引目光。最后就是品细节，瓷器细节处没有瑕疵，就像佳人身上没有过于突兀的疤痕。 宣德时期的红釉瓷器呈色稳定，釉面光滑莹润，让人觉得淳朴、厚重之感。再加之这个时期的红釉瓷器在口沿部位有一处自然形成的一线白釉，俗称''灯草口''，这种无法比拟的质朴、纯真韵味更是为这种瓷器锦上添花。故此，它不仅仅为宣德皇帝所喜爱，更是为后世争相追捧。 明宣德红釉四方倭角瓶 红釉诞于盛世 《明太宗实录》载:“礼节尚书李玉刚等奏:‘琉球国山南王遣使贡方物,就令贵白金诣处州市瓷器,法当逮问。’上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明朝海禁政策并不是真正为了抑制瓷器的生产，很多瓷器甚至借由此渠道而进入其他国家，再加上犹如郑和下西洋此类频繁的政治活动，促使瓷器的需求量更是与日俱增。 另外，宣德皇帝对宠臣的赏赐也有瓷器的身影。明刊《杨文敏公集》记载,宣德元年(1426年),宣德帝赐杨荣物谓“…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踵、瓶、罐、香炉之类”。官窑的产出在这个时候根本满足不了皇帝的需求。宣德时期的御窑由洪武时20座增至58座，宣德盛世的瓷器质优额大也就理所应当了。 瓷器，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就不再仅仅是实用和装饰，更是参与到人情往来与宗教信仰之中。需求量的增多，对器物造型，釉色，纹饰的需求也有新的变化。宣德皇帝不再满足于前朝已有的器物造型和釉色，甚至出于政治目的，尊贵、庄严的红釉瓷器就应运而生。 明宣德宝石红釉执壶 盛极常有一衰 或许是因为起点太高，红釉在宣德时期的兴盛之后，慢慢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创新与传承不同，创新是从零开始，传承是由有到更多的过程。红釉在进步上就显露出弊端，霁红釉等红釉在宣德年间是首创，亦是继承前朝的经验积累。 一成不变的创新其实就是退步，更何况从宣德以后，烧制红釉的技术更是几度喊停。或是连上天也嫉妒这般绝艳的红色，才让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举步维艰。 统治者的“移情别恋”，窑工们对窑厂管制的种种抗议，再加之红釉本身技术限制，成品几乎全凭“运气”才能偶有佳品。红釉蓬勃的发展势头慢慢地销声匿迹也就不足为奇。 本期作品 耕道堂复烧国宝“至尊红颜系列”宣德盘 实物现藏故宫博物院 撰文/又见 陈安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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