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流传，藏书家功莫大焉

新华悦读2017-08-08

■张玉瑶

“傻跑”：寻觅藏书楼、藏书家们的墓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韦力偶然在一个新创刊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一座古代藏书楼的照片，并配有一小段文字。这种形式吸引了向来对古书感兴趣的韦力，他接连看了几期，没想到有一次竟出现了一个“熟脸”——那是一座位于扬州的藏书楼，他正巧去过。当年那座楼封闭在一座医院里，不开放，他是和朋友翻墙进去的。而正是因为去过，所以他一眼便看出杂志上的描述“不是那么回事”。偏巧这段文字的作者他也认识，就顺手打了个电话勘误，没想到对方倒直率，说自己其实并未去过，是让别的朋友拍了照片，根据资料想象着写的，不过，“谁有工夫全国各地去找啊！”不料说者无心，听者却动了心思：既然爱藏书，不如自己去找一找，毕竟历代浩繁的图书能保存下来，都是藏书家的功劳，后代理应纪念。此中的意义并不多么深奥，天生是显明而朴素的。

立了个小目标后，世纪之交那几年，韦力断断续续跑了五年，2004年出了一本不薄不厚的《书楼寻踪》。这本书随后“印了三印”，在当时算是不错的销量。按照一般的出版规律，一种类型的书火了后，之后种种同类题材的续作、仿作便会层出，但令韦力意外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块内容还依然保持着当年不冷不热的状况。他问朋友怎么会这样，朋友说，哪儿有人像你一样傻跑呢。韦力想想，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四处寻访书楼花费百万，出个书却只能拿十几万版税。“投入产出比太低，没人干这事。”

既然没别人干，韦力就接着“傻跑”。十年后，他重新上路，又一口气跑了三年，寻访南北方更多的藏书楼，这次写成的是逾100万言的《书楼觅踪》，不是再版，而更像是“续集”。

“傻跑”不是旅游，有钱任性，慕名而去，尔后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篇访古游记了事。而韦力的寻访不然，过程远远比他想象的困难。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时间灰飞烟灭，古今地名变迁，藏书家的名字往往隐没，他们专为藏书的楼阁更是不知所踪，少为人知，极少能像宁波天一阁一样保存完好。每当韦力从文献上了解到历史上某人曾有个藏书楼，须得先查阅更多资料，了解这座藏书楼大致在什么地方，其次找到当地地名办、史志办，核实该地现在的名称、位置，再托人帮忙打听藏书楼还在不在。如果大体靠谱，韦力就规划一条线路，去到当地探访，探访是地毯式的，挨家挨户打听。但尽管准备周密，有时也会无功而返，大多是因为被拆了，或是找错了。“能写下来的都是找到了结果的，很多都白跑了。”但他到底还是坚持下来了。写《书楼寻踪》时，他是一篇篇在报刊上连载，大受欢迎；到了写《书楼觅踪》时，他换成一篇篇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照样笔耕不辍，受到许多鼓励。这让他一直跑下去。

收获也是不少的。一开始找的是藏书楼，可韦力在四处“田野调查”的路上，又往往开掘了新的发现。譬如他有一本《书魂寻踪》，写的是探访到的历代藏书家们的墓。到后来，竟扩展为“觅”系列（《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觅理记》、《觅宗记》），从“和书有关的一切”升至“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

在寻访中，韦力发现，南方的藏书楼数量远远大于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更是荟萃，沈括、王世贞、钱谦益、顾炎武、袁枚、龚自珍、张岱等名家的书楼都集聚于此处。以《书楼觅踪》来看，南方藏书楼占两卷，北方占一卷。这自然和唐代尤其是南宋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关。韦力则认为，宋以来科举的繁盛也是重要的催化剂，“在古代，官权钱是一体的，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有钱，才能反哺文化。所以那时的文人对书有一种感恩，书给了他们一切，对书之爱毋庸置疑。”江南以外，北京也是藏书楼的重要集聚地，这自然和它自元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关，孙承泽的退谷、纪昀的阅微草堂、潘祖荫的滂喜斋、沈家本的枕碧楼、傅增湘的藏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董康的颂芬室……种种人文气象亦蔚为大观，与江南鼎足而立。

如同当年秦始皇焚书时，多亏秦博士伏生在壁中偷藏书卷，《尚书》才能传至今天，韦力对藏书家始终怀抱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不是因为我是藏书家所以崇敬藏书家，而是我慢慢知道，书籍能流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事。藏书家为了保护书，在天灾和战争中带着书辗转，受了好多磨难，历经千辛万苦。现在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说到底都是来自于书，但却并不在意是谁保留了这些书。藏书家们的功劳善莫大焉，他们对民族历史做了这么大贡献，不应该忘记他们。”

目前没指着把书当生意

韦力最近还出了一本《上书房行走》，宛如现代版的《书楼觅踪》，里面都是他上朋友们的书房“行走”的记录，包括陈子善、姜德明、谢其章、辛德勇、止庵等一众文化名人。但毕竟不如从前，条件所限，现代人难以有“书楼”，只能有“书房”。尤其是古籍善本，非得上拍卖会才买得着，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知识分子望而却步。韦力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感叹，“不是书太贵，是知识分子太穷”。

藏书于古于今，都是一件花费甚巨的事情，但地位大不相同。在现代，藏古书好像是一件虽风雅但极为小众的事情，远远不如藏画、藏瓷那般人尽皆知。在古代则不同，史志中有文苑传，文苑传中都会收入古代藏书家的情况，藏书家是个公认的词组，却不会有藏画家、藏瓷家的说法和名录。韦力认为，这种倒转和人们拜金拜物的世俗观念以及炫耀经济有关，“一部宋版书价值上千万，但摆在桌子上，别人很难知道它价值这么多。而若墙上有幅齐白石张大千，别人看了都会知道，这是一墙的钱。”

韦力买书买得多，却未见其出售，媒体于是常常宣传韦力“只买不卖”。韦力自己对这一点强调很不满意，因为听起来像是站在道德高度批判买卖书的人，仿佛卖书是一件道德不高尚的事情。他认为，书籍和其他物品一样都是商品，价值数目上有区别，本质上没差，没什么高尚不高尚的区隔，像历代藏书家那样偷偷摸摸地买卖书，这种心态没有必要。“我没卖书是今天没卖，不等于明天不卖。今天没卖是因为我今天没指着把它当一种生意，如果有一天，我没钱吃饭了，当然也会卖书。”韦力在商海浮沉多年，书籍于他而言，金钱意义上的价值自然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红尘中一个不功利的小角落”。“在世上起码有一件事，我爱它，和利益无关。”

时至今日，公共图书馆开放，无纸化阅读盛行，私人藏书成为越来越小众的事情。但韦力坚持认为，它依然是有意义的。“人和书是要有亲近的，就像一位女士，去商场里看看漂亮衣服就够了吗？不够，还是想拥有。”

然而，被个别人拥有，又意味着不能被更多人看到，这也是古今藏书者都会面对的一大问题，即藏书与供人阅读之间的矛盾。韦力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譬如天一阁，范钦当年制定了各种严苛的制度予以限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并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等，因而屡屡被人诟病“束书不观”，也使得作者的思想无法得以传播。但从另一方面说，正是由于这些不近人情的制度，天一阁的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历来是个不能求全之事。让韦力欣慰的是，进入信息时代后，现在古籍的电子化解决了这个困难，做研究的人们看电子文献即可，藏书家便可专心致志地收藏各类古籍版本。“藏书还是要普及，太过达观，近乎于伪。”他感叹道。

■张玉瑶

“傻跑”：寻觅藏书楼、藏书家们的墓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韦力偶然在一个新创刊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一座古代藏书楼的照片，并配有一小段文字。这种形式吸引了向来对古书感兴趣的韦力，他接连看了几期，没想到有一次竟出现了一个“熟脸”——那是一座位于扬州的藏书楼，他正巧去过。当年那座楼封闭在一座医院里，不开放，他是和朋友翻墙进去的。而正是因为去过，所以他一眼便看出杂志上的描述“不是那么回事”。偏巧这段文字的作者他也认识，就顺手打了个电话勘误，没想到对方倒直率，说自己其实并未去过，是让别的朋友拍了照片，根据资料想象着写的，不过，“谁有工夫全国各地去找啊！”不料说者无心，听者却动了心思：既然爱藏书，不如自己去找一找，毕竟历代浩繁的图书能保存下来，都是藏书家的功劳，后代理应纪念。此中的意义并不多么深奥，天生是显明而朴素的。

立了个小目标后，世纪之交那几年，韦力断断续续跑了五年，2004年出了一本不薄不厚的《书楼寻踪》。这本书随后“印了三印”，在当时算是不错的销量。按照一般的出版规律，一种类型的书火了后，之后种种同类题材的续作、仿作便会层出，但令韦力意外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块内容还依然保持着当年不冷不热的状况。他问朋友怎么会这样，朋友说，哪儿有人像你一样傻跑呢。韦力想想，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四处寻访书楼花费百万，出个书却只能拿十几万版税。“投入产出比太低，没人干这事。”

既然没别人干，韦力就接着“傻跑”。十年后，他重新上路，又一口气跑了三年，寻访南北方更多的藏书楼，这次写成的是逾100万言的《书楼觅踪》，不是再版，而更像是“续集”。

“傻跑”不是旅游，有钱任性，慕名而去，尔后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篇访古游记了事。而韦力的寻访不然，过程远远比他想象的困难。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时间灰飞烟灭，古今地名变迁，藏书家的名字往往隐没，他们专为藏书的楼阁更是不知所踪，少为人知，极少能像宁波天一阁一样保存完好。每当韦力从文献上了解到历史上某人曾有个藏书楼，须得先查阅更多资料，了解这座藏书楼大致在什么地方，其次找到当地地名办、史志办，核实该地现在的名称、位置，再托人帮忙打听藏书楼还在不在。如果大体靠谱，韦力就规划一条线路，去到当地探访，探访是地毯式的，挨家挨户打听。但尽管准备周密，有时也会无功而返，大多是因为被拆了，或是找错了。“能写下来的都是找到了结果的，很多都白跑了。”但他到底还是坚持下来了。写《书楼寻踪》时，他是一篇篇在报刊上连载，大受欢迎；到了写《书楼觅踪》时，他换成一篇篇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照样笔耕不辍，受到许多鼓励。这让他一直跑下去。

收获也是不少的。一开始找的是藏书楼，可韦力在四处“田野调查”的路上，又往往开掘了新的发现。譬如他有一本《书魂寻踪》，写的是探访到的历代藏书家们的墓。到后来，竟扩展为“觅”系列（《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觅理记》、《觅宗记》），从“和书有关的一切”升至“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

在寻访中，韦力发现，南方的藏书楼数量远远大于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更是荟萃，沈括、王世贞、钱谦益、顾炎武、袁枚、龚自珍、张岱等名家的书楼都集聚于此处。以《书楼觅踪》来看，南方藏书楼占两卷，北方占一卷。这自然和唐代尤其是南宋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关。韦力则认为，宋以来科举的繁盛也是重要的催化剂，“在古代，官权钱是一体的，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有钱，才能反哺文化。所以那时的文人对书有一种感恩，书给了他们一切，对书之爱毋庸置疑。”江南以外，北京也是藏书楼的重要集聚地，这自然和它自元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关，孙承泽的退谷、纪昀的阅微草堂、潘祖荫的滂喜斋、沈家本的枕碧楼、傅增湘的藏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董康的颂芬室……种种人文气象亦蔚为大观，与江南鼎足而立。

如同当年秦始皇焚书时，多亏秦博士伏生在壁中偷藏书卷，《尚书》才能传至今天，韦力对藏书家始终怀抱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不是因为我是藏书家所以崇敬藏书家，而是我慢慢知道，书籍能流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事。藏书家为了保护书，在天灾和战争中带着书辗转，受了好多磨难，历经千辛万苦。现在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说到底都是来自于书，但却并不在意是谁保留了这些书。藏书家们的功劳善莫大焉，他们对民族历史做了这么大贡献，不应该忘记他们。”

目前没指着把书当生意

韦力最近还出了一本《上书房行走》，宛如现代版的《书楼觅踪》，里面都是他上朋友们的书房“行走”的记录，包括陈子善、姜德明、谢其章、辛德勇、止庵等一众文化名人。但毕竟不如从前，条件所限，现代人难以有“书楼”，只能有“书房”。尤其是古籍善本，非得上拍卖会才买得着，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知识分子望而却步。韦力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感叹，“不是书太贵，是知识分子太穷”。

藏书于古于今，都是一件花费甚巨的事情，但地位大不相同。在现代，藏古书好像是一件虽风雅但极为小众的事情，远远不如藏画、藏瓷那般人尽皆知。在古代则不同，史志中有文苑传，文苑传中都会收入古代藏书家的情况，藏书家是个公认的词组，却不会有藏画家、藏瓷家的说法和名录。韦力认为，这种倒转和人们拜金拜物的世俗观念以及炫耀经济有关，“一部宋版书价值上千万，但摆在桌子上，别人很难知道它价值这么多。而若墙上有幅齐白石张大千，别人看了都会知道，这是一墙的钱。”

韦力买书买得多，却未见其出售，媒体于是常常宣传韦力“只买不卖”。韦力自己对这一点强调很不满意，因为听起来像是站在道德高度批判买卖书的人，仿佛卖书是一件道德不高尚的事情。他认为，书籍和其他物品一样都是商品，价值数目上有区别，本质上没差，没什么高尚不高尚的区隔，像历代藏书家那样偷偷摸摸地买卖书，这种心态没有必要。“我没卖书是今天没卖，不等于明天不卖。今天没卖是因为我今天没指着把它当一种生意，如果有一天，我没钱吃饭了，当然也会卖书。”韦力在商海浮沉多年，书籍于他而言，金钱意义上的价值自然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红尘中一个不功利的小角落”。“在世上起码有一件事，我爱它，和利益无关。”

时至今日，公共图书馆开放，无纸化阅读盛行，私人藏书成为越来越小众的事情。但韦力坚持认为，它依然是有意义的。“人和书是要有亲近的，就像一位女士，去商场里看看漂亮衣服就够了吗？不够，还是想拥有。”

然而，被个别人拥有，又意味着不能被更多人看到，这也是古今藏书者都会面对的一大问题，即藏书与供人阅读之间的矛盾。韦力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譬如天一阁，范钦当年制定了各种严苛的制度予以限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并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等，因而屡屡被人诟病“束书不观”，也使得作者的思想无法得以传播。但从另一方面说，正是由于这些不近人情的制度，天一阁的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历来是个不能求全之事。让韦力欣慰的是，进入信息时代后，现在古籍的电子化解决了这个困难，做研究的人们看电子文献即可，藏书家便可专心致志地收藏各类古籍版本。“藏书还是要普及，太过达观，近乎于伪。”他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