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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能够以文字形式传承，藏书家们功不可没，仅他们对于文献传承的贡献，就值得大书特书。惺惺相惜，当今的大藏书家韦力，对古代藏书家有着更深的了解和敬意。他遗憾今人对这些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藏书家没有纪念，遗憾今人无法浓墨重彩有血有肉地去书写他们。于是他背起行囊，历经数年，大江南北，深山密林，去寻访这些藏书家的墓庐。把过程把历史把敬意形成文字，取名“书魂寻踪”。这些文字从今年首次在本报以专栏形式刊发。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结集出版，目前市场正在热销。对于此书产生的前前后后，看看韦力怎么说。 藏书报：书名“书魂寻踪”有什么来由？ 韦力：这本书起初取了五六个名字，最后出版社选了“书魂寻踪”。原因大概是我之前写过“书楼寻踪”，为了显示是一个体系吧，毕竟都是寻访系列的。 藏书报：为何要寻访藏书家之墓？ 韦力：其实这几个系列的寻访都是穿插进行的，没有单独去跑，藏书家之墓也只是其中一个。而之所以有“藏书家之墓”这样一个主题，又和寻访藏书楼有关。 起初决意寻访藏书楼，并且一访就是十几年，就是发现很多古代大藏书家，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很少被今人关注和了解，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几千年来，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书籍，尤其是善本——让我们对历史有着清晰的接近于正确的了解，而藏书家正是很多善本的保存者，这是我对藏书家产生敬意的原因。这个敬意并非我喜欢藏书而爱屋及乌，主要在于我看重藏书家对传统文献的保护。 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今人对古代藏书家的纪念远远不够。古人讲“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感叹，不如自己脚踏实地去做，所以我就在自己的寻访中加了这样一个专题——寻找“藏书家之墓”。寻找他们能怎么样？目的很简单，通过寻访产生敬意，通过敬意形成文章，通过文章传播使人们知道当年他们做了怎样的贡献。这是寻访的立意。 藏书报：总共访了多少家？全部都结集了吗？ 韦力：结集的有四十多位吧，肯定不是全部。其实到现在还在寻访，还有很多重要的藏书家没有收录进去，比如毛晋。寻访这些藏书家的墓很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所以书的出版并不是结束，这个事情还是进行式。 每一次的寻访之旅并不是都有结果，但我个性中有一点完美主义，找不到也保留着希望，总觉得还能找到，所以那些没有访到的，我统统没写。而访到的藏书家之墓里，有些别人也访到过，但绝大多数是没有人写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藏书报：对今人来说藏书家的墓都很残破？ 韦力：基本是这样的。我所见到的藏书家之墓大多都很破烂，有些只有一个遗址在。好在我还算有运气，经常能找到一些知情人，比如，在寻访罗振玉墓时，我跟罗家的后人请教过，他们说“文革”中已经被铲平了，他们也找不到了。我不死心，寻访过程中很幸运的找到了在“文革”中挖罗振玉墓的人，他带我找到了原址，还跟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甚至带我找到了用当时挖出的棺材板做成的板凳。我把这些告诉了罗家的后人，他们都很惊奇。在寻找过程中，有艰难，也有温馨，还遇到了很多对文化挚爱的人，他们知道你在搞文化寻访，就愿意无偿提供帮助，非常让人感动。 藏书报：文风似乎与现在出版的书不同？ 韦力：这部书在我受伤之前就结集，交给一家出版社，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一直没能出版，后来又转给国图出版社，几个月就做出来了，对此我非常感激。关于文风，确实在我受伤前后有很大变化，为了能保持之前的状态，转到国图社的过程中除了修改了序言，内容一点都没动。所以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和近两年出版的著作有差异。 以前写东西很严肃，会把作者的生平小传都列清楚，以符合学术规范；现在则把这些写法彻底抛掉了，不是认为不重要，而是觉得这种内容是访谈游记，不必一定保留这些具体的字号生卒年等。毕竟今天互联网发达，想搜索这些东西很容易。 藏书报：这个书看起来似乎比较严肃，实地勘察后写出来的，你觉得读者会接受吗？ 韦力：这么多年出了不少书，都是因为有价值才写的，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不考虑读者的，在我看来，市场是出版社考虑的问题。我是作者，作者的精力应放在写出有价值的东西。吾道不孤，那么多人喜欢自己的书，也是吾道的表现。 这么多年写书，立意很简单：这事重要，但前人没提过。写书大概有两种路数：一种是追热点，什么题材热就写什么题材，这样是顺势而为；但我在意的是这个人、这件事曾经在历史上很有价值，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今天已经寂寂无闻，我觉得不应当，并有义务拂掉上面的蒙尘，因此不在意读者是否喜欢。我觉得自己搞收藏，尤其是藏书，就是要把历史有价值的东西彰显出来，不在于追求热点。
韦力：从功利角度讲，并无关系，但从情感角度却有很大关联。通过“藏书家之墓”的寻访，使自己对古人亲切起来，再去看他的书感受就会不同。我原本藏他的书，而今寻他的墓，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我觉得我能在他的坟前揪几根野花，就是我的一种情感的寄托，反过来看他书的时候就觉得眼前变得不同。 藏书报：“墓”会让读者觉得冷僻，有些沉重，如何能从文字上显得温暖一些？ 韦力：这种题材就无法愉悦，文风也无法活泼。这只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记录，它的价值就是发前人所未发。至于以后会不会有，我也不好说。比如我总认为《书楼寻踪》之后会有好多人喜欢寻访，事实证明好像并没有，不过也没有太多遗憾，毕竟书的价值不在于人们对它有多少兴趣，更多的还在于其史料性。 藏书报：在古人墓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韦力：每个墓情况不同，心情不同。有的自己找，有的是朋友陪同，有的找得匆匆忙忙，等等，都会有不同的心境，但相同的是都会有一个感情的交流。其实，有时候人的心境也和环境有关，比如说寻找陆心源墓当天，正赶上下大雪，南方下雪是雨雪交加，冷极了，一片荒野中找到他的墓时，心情也会立即肃穆起来，真正体验到念天地之悠悠的心态，有太多复杂的成分纠结在一起。 藏书报：寻访之前会提前有计划吗？ 韦力：随意不行，要找到地址，前期需要下很多功夫。古代藏书楼，在哪里不能确定，甚至在哪个城市都不能确定，有的人祖籍是一个地方，藏书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如叶德辉，民国间大藏书家，他是长沙人，主要藏书地点却在苏州。 墓地的记载更是语焉不详，所以需要翻地方志，通过地方志了解曾经埋在什么地方，再换算方志中的地名大约今天叫什么。之后还要规划路线，要尽量统筹，短的时间能跑到更多的地方。有时候做了满满的计划还会有太多不如意，因为地图看到的都是平面，实际却是立体的。到了以后一看原来是在大山之中，墓没有门牌号，要找的山中的某一个墓，是极其困难的。如祁彪佳的墓，按照相关名录记载，知道是在某座山中，但到山里一看，漫山遍野都是墓，它在哪儿呢？幸运的是祁彪佳的墓一眼就能认出。但还有更多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在山里一个一个墓碑看过去，这个过程中就变得很难。 所以寻找墓比寻找书楼还难。因为书楼还能记载在什么街什么巷，而墓只能确定哪个山哪个坡，寻访过程中有很多困难。因此找到后我会标上离得最近的建筑物，希望后来者寻访的时候能顺利得多。寻访这些墓的过程总共用了三年半的时间，与书楼的寻访是同时的。 藏书报：这种寻访系列有了多少？ 韦力：我的寻访大概分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和书有关的，包括书楼、藏书家之墓，各地图书馆、藏书馆、藏书家等，其中很大部分已经写到了我的公微号。第二个体系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的。我把传统文化分成七大类，分别去跑，都叫“觅某记”，比如第一个写完的是“觅宗记”，写的是佛教的八大宗，以前一些信众和学者都有涉及过，但是没人系统地把八大宗每一宗每一派所在的地方探寻到，写出来。这个找起来也难，因为寺庙大部分在山中；另外一个完成的叫“觅诗记”，写中国的诗人，从《诗经》写起，一直写到民国年间，大约写了100多位，这个也已经交稿了。现在正在写的是“觅理记”，这个是写儒教中间的宋明理学。两大体系之外还有其他特殊的一些，如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应鲁迅博物馆之邀写了《鲁迅藏书志》。这个过程中还穿插写《芷兰斋书跋》，现在正在写第五集。 藏书报：写作是否为你生活的全部？以前这样想过吗？ 韦力：以前没有想过会这样，只是想写些藏书之后的感悟。现在这种写法和受伤有关，受伤之后感觉到人生的无常，担心到死的时候还有话没说完。我做事又有些好大喜功，搞了很宏大的计划，完全没考虑精力问题，也正是这个毛病促使我咬着牙一步步往前走，逐步完成自己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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