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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驻京记者 李扬 在我国藏书界，韦力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7万余册，四部齐备，其中不乏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等珍稀善本。甚至一些过去被学者认为早已不再存世的古籍，也完好地收藏在他的“芷兰斋”里。 典籍与文明相始终。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延绵不绝、传承有序，靠的正是一代代藏书家薪火相传，经由他们搜佚钩沉、备辑百家等努力，才使大量传统典籍流传至今。 韦力也传承了这样的古风，在对典籍的收藏、保护和利用过程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起了传承、发掘传统文化的责任与义务。正像他的好友、中国古籍拍卖事业的开拓者拓晓堂先生所言：“韦力是一位不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藏书家。”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他开始踏上“一个人的人文寻访之旅”，从遍访163座古代藏书楼开始，延伸至对那些影响深远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史学家、词曲家、诗人等历史人物的文化遗迹寻踪，以大量的文字和图像，为历史遗存留下当代样貌，构成了他蔚为大观的著述系列。 7年前的一次寻访中，他被石碑砸中脚面，5次大手术后失去了左腿膝盖以下部分。康复后，他带着义肢又继续上路。韦力承认自己是个“挺疯狂的人”，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与热爱：“至今我做的所有事，其实都围绕两类事：和书有关的一切、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我希望更多的人热爱传统文化。” 人物小传 韦力，1964年生人，著名藏书家，版本鉴定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收藏古书30余年，私家藏书当世无两。多年致力于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遗迹的寻访考察与研究。著有《芷兰斋书跋》《书楼寻踪》《得书记·失书记》《古书之爱》《古书之美》《中国古籍拍卖评述》 《批校本》 《觅宗记》 《觅诗记》 《觅曲记》 《觅词记》 《觅文记》 《觅经记》等数十部著作。 传承典籍，守护文化 1月10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国图讲坛”上，韦力带来了一场题为“来自民间的藏书报告”的讲座。两个小时中，他用系统而专业、亲和平易的讲述，为观众梳理了民间藏书的传承发展，从晚清四大藏书楼，讲到周叔弢、傅增湘、陈澄中等近代大藏书家，再到黄永年、黄裳先生以及当今藏书界的藏书家。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令观众听得入迷。 不过，对于那些想了解韦力和他的“芷兰斋”藏书的人或许会有些“缺憾”，因为韦力太过内敛低调，讲座中他对自己的“芷兰斋”着墨并不多。与他的低调相对应的是，就在讲堂不远处，正在展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上，陈列着他收藏的元刻本《茅山志》十五卷、北朝写本《大智度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稿本《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等7部珍罕古籍。这次典籍大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典籍展览中数量、规模、等级最高的一次，韦力因其在保护传承古籍方面的贡献，与历代的藏书家们一起受到了大展的至高礼敬。 30余年的积累，让他的收藏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高人一筹。他所珍藏的7万余册古籍，按照中国古籍经、史、子、集的内容分类，不乏珍稀孤罕之善本。一些藏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同时他本身作为学养深厚的版本鉴定家，多年来一直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 多年来，他将收藏与利用有机结合，从自己的藏品中挖掘出有价值之书影印出版，以此来服务社会。去年，韦力将所藏8部稿钞校本古籍数字影像无偿赠送国家图书馆进行发布，开创民间收藏古籍以数字资源形式服务社会的新模式。 藏书之外，他还以不同寻常的文化寻踪探源之旅和异常勤奋的写作来“反哺社会”。他先是从寻访和记录古代藏书楼开始，到2008年左右决定将历史遗迹的寻踪范围扩大到中国传统文化，并分为经学、佛教、诗歌、词、文章、曲、宋明理学、书法、绘画、史学、道家与道教、西学东渐等12大类。他说：“用寻访的方式去写，就是尽量让文化变得有趣味，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文化是可亲的、有意思的，而不是束之高阁、摆在那供起来的。我希望更多的人热爱传统文化。” 如今，他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已出版到第六部，包括两卷《觅宗记》、三卷《觅诗记》、一卷《觅曲记》、两卷《觅词记》、两卷《觅文记》和两卷《觅经记》，共计400多万字。 谈到“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的缘起，韦力说，1997年前后，某杂志刊发的一篇关于藏书楼的文章中图文存在错误，激发了他亲自认识藏书楼的冲动。“寻访藏书楼的过程中，我看到许多历史遗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状况令我痛心。” 他耗时4年遍访典籍中记载的163座古代个人藏书楼，又花3年时间逐一查证。在三卷本115万字的《书楼觅踪》中，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沈括的梦溪园、顾炎武的读书楼、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曾国藩的富厚堂、顾颉刚的宝树园、叶恭绰的幻住园皆被揭下时光的面纱。 寻访藏书楼之外，他还完成了对几十位古代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的寻访，在《书魂寻踪》序言中，他写道：“能在他们的墓前鞠躬致敬或献上一束鲜花，已经感到了大满足。有时我会坐在这些墓旁守候一刻，静静地坐在旷野之中，静听山风吹过松林，心中那种不悲不喜的宁静，难以用文字描绘得清楚。每当此时，我心中都会想起那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 “一个人的寻访之旅”充满艰险。2013年4月24日，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寻访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当他在寺院内察看石碑时，突然，身边的一块功德碑倒下来，砸中了他的左脚，顿时血流满地。身处荒野，无人相助，他抓起身边的一块塑料布，拧成绳勒住了腿。治疗更是凶险，截肢后伤口不断感染，难以愈合，5次大手术后，韦力左腿膝盖以下被全部截掉了。 “很幸运我还活着，上天对我眷顾，还给我留了一条腿。既然事实不能改变，我就坦然接受。”他以超强的意志力，用短短三个月时间重新学会了走路。康复之后，他戴着义肢，又继续上路了。“如果不继续，腿就白残了。我决定把事情进行下去，给自己一个交待。” 这次意外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认为能做的事还是要尽量做完，人生无常。此前没有完成的书稿，开始一本一本地写完。“以前觉得可以上了年纪再好好出书，文史靠积累，没到厚积薄发，一定会有瑕疵，一定会悔其少作。但反过来想，写了至少还可以后悔，要是不写，连后悔都没有。” “藏书不可不贪” 韦力给自己的藏书房取名为“芷兰斋”，取意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诗人屈原也常把美好的事物比喻为芷兰芳草。我认为书是天下最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心中的芳草。” 为何爱上古书？韦力的答案是：“凡是说得清的理由都和真实有一定距离，爱书没有理由。”他说自己对古的东西、对传统的东西有着本能的亲切感，读古人的书跋，甚至书目，都能从中读出乐趣。 他在《得书记》一书中，写下了许多令他回味无穷的得书故事。“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毛病：只要见到大批量的线装书，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如果此时测试幸福指数，一定会爆表。”他写道，“贪欲”是搞收藏的基本条件之一，“藏书要有占尽人间春色的志向与豪气，只有这样对待传统文化，才是真爱的表现”。他还将“藏书不可不贪”刻成一枚闲章，以此“奖励自己对书的贪婪”。这些都显露出这位大藏书家可爱、真性情的一面。 韦力的藏书有多少？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确切数字。初步统计总共有8000余部、7万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1万余册，批校本、抄校稿本、活字本各有数架。 他至今珍藏着自己拥有的第一部古书。那是1981年，韦力正念高一，古籍书店刚恢复。他在那里看到一套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是康熙五十四年故宫刻印的，漂亮极了，卖80元，是书店里最贵的书。他把家里给的吃饭钱一点点攒下来，凑了几个月，终于买下这部书。这也让他明白，买书必须有钱。 “很多人认为我是因为有钱才藏书，其实恰恰相反，藏书没钱，才想办法怎么让自己变得有点钱。”韦力曾在天津工作8年，那时天津正大力发展开发区，他26岁就当上中国外贸总公司下属三资企业的总经理，后来又自己办公司，有了点积蓄后就全都投到古籍收藏这个爱好之中。 买古书之初，韦力也走过不少弯路，后来他渐渐明白，书是买不完的，必须懂得鉴别。正如“观千剑而后识器”，目录版本学需要长期积累，是门“眼学”。在版本学上对韦力真正有影响的是黄永年先生，他让韦力明白了书要从学术史角度来收藏，并不只能说东西好不好、稀见不稀见，在学术史上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才是追求的目标，这个观念对他的藏书之路影响很深。 在韦力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是买书的黄金时段。改革开放后私藏复苏，最直接的得书方式，是古籍书店。那时他去古籍书店的频率极高，若几天没进书店，就有怅然若失之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古籍书店大多会在各种节日放出库存，韦力将其喻为“爱书人的狂欢”，他会到各地收一批书回来。 得书的另一渠道主要是向私人购买，尤其是大藏书家的后人。当对方拿出一部书，还未打开函套，一眼看到装潢的特别之处，就会令他心跳加速。他经常会一次性买到几架子、十几架子线装书。有些大家之后卖书，听说韦力不是做古书生意，而是真心爱书，都愿意将几代人的珍藏之书卖给他。 后来有了古籍拍卖，拍卖市场重新构建了古书价格体系。韦力的不少书是在拍卖市场上经群雄逐鹿后而得，在《古书之爱》中他写道：“有些书多年来朝思暮想寤寐思服，蓦然回首，拍场预展中，与书相对，那种怦然心动之感，绝难用语言形容得出。此时占有欲高度膨胀，必欲得之而后快。” 2009年前后，韦力以逾百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迄今发现最早(宋嘉定六年)的苏东坡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中的《和陶诗》第四十一卷。韦力认为“它不是最好的宋版书，但它是最有名的宋版书”。这部书经世代名家递藏，到乾隆时期，大藏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定于每年苏东坡生日那天举办“祭苏会”，邀请名士到家中诗歌酬唱，题写跋语。 喜聚而不喜散，是韦力藏书的一大特点。几十年收藏生涯，他至今没有卖过一本书，也从未考虑过以藏养藏，或去粗存精。他常说“人有所好，必为所累”，与其时刻关心书价涨跌，心烦意乱，不如完全置之于脑后。于是很多书一旦入库，就不再关心市场价值了。他说：“我总觉得每个人心里应该有一个角落跟物质利益无关，我的这个角落属于藏书，我只把心思用在爱好上。” “我只是这些书生命中的一小段” “芷兰斋”的7万多册古籍是韦力全部的心血，披沙拣金的藏书过程，也使他练就一双慧眼。 韦力喜欢收藏活字本。中国是活字发明国，但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95%以上是刻本，真正的活字本只占到1%到2%，比例极低。因为罕见，所以韦力把它当作专题来收藏，他是国内收藏活字本最多的藏书家。中韩“活字发明权之争”的时候，他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因为他的藏品，是最有力的证据。 他认为，私人藏书跟公共图书馆相比算不上沧海一粟，但也有独到之处。辽代刻本，流传极其稀见，国家图书馆至今未备，韦力藏有一卷辽代的刻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国家图书馆每次搞通史展，都会借去参展。 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上，国内30余位私人藏家提供50件藏品，韦力一人就提供了7件。从这些古籍，可窥见其藏书之价值与贡献—— 孤本传世的元刻本《茅山志》十五卷，为《茅山志》卷九、卷十残卷，可补元本之缺，具有重要文献校勘辑佚、道教史料、文学史料价值；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稿本《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为明万历年间朱常洛被封太子时老师朱国祚为其所写册立仪程，与明宫三大疑案有关，具有浓厚传奇色彩和史料价值，卷末有多位藏家题跋，其中有王国维的跋语； 北朝写本《大智度论》卷二十四，南北朝写本较传世本减少了许多后代辗转抄写产生的讹误，抄写校勘精良，因而极具校勘价值，卷背为唐乾宁四年（897年）历书；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汪氏香雪亭钤印本《锦囊印林四卷》，开本为古今印谱中最小的，钤拓极少，乾隆年间流传至今仅存四部，至为珍贵； 此外，还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汪氏环翠堂刻本《坐隐先生全集》十八卷，清拓本《始平公孙秋生造像记》和《杨大眼魏灵藏造像记》。 韦力认为，藏书活动本身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爱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传统文化一种最高规格的礼敬。他的《芷兰斋书跋》系列写的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已出版5集，成为国图出版社成立40周年的年度之书，他仍将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写下去。 与古代藏书家不同的是，多年来，韦力从没在自己的藏书上加盖过私章。“古人出一本书很不容易，比现在难得多。传统的重农轻商，致使中国出版业并不发达。我只是这些书生命中的一小段，所以尽量保护好、传承好就可以了。” “芷兰斋”的古籍未来的归宿是哪里？韦力的回答是，来自于社会，然后重新归回于社会，重新散在天下。很多人会认为捐给公共图书馆，当是最好的归宿。韦力不这么想，“现在公共图书馆的古书数量占了总量的95%以上，公藏的古籍再也不会在市场上流通，也无法再让人亲近和把玩。我在藏书过程中，最快乐的就是获得书的过程，我希望今后的藏家能继续享受这个过程”。 韦力说有一天会把书全卖掉，让人们继续有书可亲近，继续让它们流传，“卖书的钱会设立一个基金，每年奖励一些在藏书研究上有成果、对书籍有贡献的人，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为文化遗迹留存当代样貌 在将“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规划为12大类时，韦力经过了反复斟酌，查资料、规划这个体系就用了2年多时间。“社会上有一种浮躁之气，我想反过来、沉下心来，通过彻底地梳理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包含了什么，它由哪些方面组成的，我要去了解整体，而不是盲人摸象只关注某一部分。” 《觅宗记》是他首次书写藏书界外事，韦力将历代高僧先做时代上的划分，以八宗一教的成立为界限，用尽各种方法，查找落实与高僧有关的历史遗迹，边访边写，陆续跑了近3年。很多遗迹在深山峻岭中，这些高僧为了弘法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它们绝不放弃的勇气，都给韦力带来极大震撼。 《觅经记》是书系中最独特的一部，他把悠悠数千年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寻访历代经学家的遗迹，追索大师遗风，藉由这些人物描画出他对古典中国的整体认识。 “过去古人对我来说是悬在空中的星星，寻访让我思考他们走过的路径和境遇，理解他们的不同追求。边访边写，模糊的东西清晰化了。”韦力说。 寻访比想象的难。许多早已湮没无闻，经探访才得以挖掘。尽管路途险阻，韦力还是希望走得更快一点，因为城镇化建设，让很多古代遗迹慢慢消失了。一次，他到湖北荒山上找遗迹，去了发现什么都没有，当地老乡说“你不早来，半年前就拆了”。这让他极其懊悔没早点来。 有时也会传来令他振奋的消息，他寻访过的遗迹中有十几处，因为他的到来而得以修复。当地有相关人员联系韦力，请教他，从他这里得到资料，于是遗迹得以保留。还有许多人被他孜孜以求的精神感染，自发组成文物保护小组，守护家乡的文化遗迹。 他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写作风格，也经过了深思熟虑。“既让每个引文有出处，也不凌空高蹈，我把寻访过程融入书中。这样的写法是冒险的，可能通俗、学术两头不讨好，但通过发行，印证了我这个方式是可以被接受的。读者给了我信心，我就继续写。” 坚持十余年对文化遗迹做系统考察与研究，无论古今都可算是绝无仅有。这背后，是他极为严苛的自我要求。每个月，他会用10天左右时间去各地寻访，其余时间雷打不动地写作，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他的个人公众号“芷兰斋”也更新得勤奋，5年时间发布了近1600篇原创文章。最初，很多朋友告诉他，每周发一篇都难坚持，但是他用勤奋的写作坚持了下来。 2018年韦力出版了9部作品，2019年是5部。2020年，他的出书计划也是一长串：《觅画记》，专门谈中国绘画，从秦汉时期写起，一共四本，150多万字，上千张图片；为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他寻访了七个藏书阁，写成《四库全书寻踪》一书，将由故宫出版社出版；《书院之旅》和《书楼觅踪》（江苏卷）也将出版。此外，到2021年纪念孔子逝世2500周年之时，他还将出版一套寻访孔子文化遗迹的三部曲。 为保证完成写作计划，他每天都有时间表，因此接受记者专访的时间，排在他两次寻访之间回京的间隙，还要在完成白天写作任务后。“写书快乐，但有时候也累，既然计划说出来了，就要坚定做到。累了可以找无限的借口，只有坚持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不找任何借口，就是坚持做。”与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夜色已深，第二天一早他又要启程，去开始一段新的文化遗迹寻踪之旅。 文汇报2020-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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