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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邮之戮”揭示的残酷现实 *艾维丹 《诗经<小雅*巧言>》是一首讽刺、痛斥统治者听信谗言而祸国殃民的诗。其中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音chan 2）兔，遇犬获之。” 意思是：别人怀着害人之心，我可以猜度出来；狡猾善奔的兔子，遇上猎犬也会被擒获。换句话说，那些善于造谣中伤，到处说人坏话，伤害别人的卑鄙小人，不管他们多么狡猾阴险，一旦遇着明君，终会被识破而受惩治。 这首诗充满了悲痛之情，激愤之气，而作者在发泄了满心怨恨之后，似乎也显得无可奈何，唯有寄望明君来对付这般小人了。可是，明君在哪里呢？君不闻：“自古忠良多枉死！”我们看到，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秦惠王杀商鞅，勾践杀文种，赵王迁杀李牧，秦昭王杀白起，秦二世胡亥杀蒙恬兄弟……等等，一幕幕历史悲剧，一幕幕权力竞技场上的刀光剑影，令人心寒、令人嗟叹。所有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除了源自君臣之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之外，佞臣的谗言陷害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赵国一代名将李牧，在战场上统领千军万马，屡建奇功；但是，奸臣郭开在赵王面前的一句话，就使他含冤而死，结束了戎马倥偬的一生。 李牧是赵国驻守北部边境，抗御匈奴的名将。他深谙匈奴军情，熟悉地里形势，对于匈奴的一再进犯采取了固守营垒、以逸待劳之策。这样坚守了几年，部队完全没有遭受伤亡和损失；但是，赵王却误以为李牧胆怯而责备他。尽管如此，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大发雷霆，把他召回，另外派人去接替。 此后，匈奴每次来犯，赵军必出击。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赵军伤亡损失很多，而且边境也不能进行耕作畜牧。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复出，李牧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大王一定要用臣下，臣将和以前一样治军守边。” 李牧上任后，依旧坚守营垒，不肯出战，同时积极进行生产，休养生息，善待士卒。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之后，赵军部队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大家都愿意决一死战。李牧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特别挑选了战车1300乘，战马13000匹，勇士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故意把牛羊放满山野，引诱匈奴来抢夺。匈奴来犯，小股部队则假装败逃。单于以为有机可乘，便率大军来犯。李牧奇兵出击，左右两翼包抄，杀灭匈奴十余万骑。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临近赵国边城。 此外，李牧也曾经大破燕军及秦军，战功彪炳。 公元前229年，秦派名将王翦攻赵，赵王派李牧和司马尚抗御，王翦出师不利。于是，秦国重施故技，派人重金收买赵国宠臣郭开，诬告李牧和司马尚谋反。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便派人召他回来，交给韩仓处置，而韩仓则编造罪名逼他自杀。 李牧死后三个月，赵国便为秦所灭。 另一位战功赫赫却蒙冤而死的，是秦国的名将白起（武安君）。 白起是秦昭王时代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曾经率领秦军攻打三晋（韩、赵、魏）及楚国，攻占了七十余城，战绩斐然。尤其是秦赵两军在长平一战，射杀赵括，坑杀赵军士卒四十五万人，使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长平战役之后，白起打算乘胜攻打邯郸；但是，由于范睢受赵国之贿，劝说秦王接受赵国割地议和，白起与范睢从此失和。 后来，秦昭王几次任命白起攻打邯郸，白起一再称病，拒不受命。昭王大怒，命令白起离开咸阳。当白起离开咸阳来到杜邮（亭名），秦王竟派人赐剑给他自行了断，报答“浩荡王恩”。 司马迁认为，白起有过人之才，替秦国打出大片江山，却不能替秦国固守天下，甚至连自己也保全不了，终于栽在范睢手上。而且，他曾经坑杀四十五万赵军，恶有恶报，不免横死。言下诸多慨叹，不胜嘘唏。 白起滥杀降卒，司马迁站在人道立场予以谴责，不亦宜乎？不过，从因果的角度去评价历史人物，却难以令人信服。 只要我们认真的思考一番，我们不难发现：白起“杜邮之戮”的悲剧、李牧的悲剧以及其他许多历史人物的悲剧，他们基本上都是权术争斗祭坛上的牺牲品。 有句话说：“未经天磨非好汉，不遭人妒是庸才。”李牧和白起都是才华出众、兵艺超群的将才，他们在战场上的彪炳功绩和赫赫威名，不但令敌人丧胆，也令朝廷内部的权臣心寒。不幸，他们对于旁人的嫉妒与陷害，竟然视若无睹，毫无戒心。 另一方面，李牧和白起都是长年征战在外，不像郭开与范睢有更多的时间接近君王，博取宠幸。现实就是这么无情：如果不能取信于君王，不能让君王深切感受到你的一片赤胆忠心，那么，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如何建功立勋，一旦功高震主，难免悲剧收场。 历史固然是不断往前发展，不断演化；但是，有一个真理却是恒古不变的，那就是权力斗争的最高准则。如果你想在权力竞技场上一显身手，争一日之长短，那么，你就必须全力以赴，不择手段地爬上权力巅峰，手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假如生杀予夺之权落入他人之手，那么，你的地位越高，声望越大，你面临的危险也就相应地水涨船高了。一旦你的存在威胁到手操生杀予夺大权者，你唯一的出路就是面对“杜邮之戮”！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我们今天看到权力斗争场上那种不择手段、使尽浑身解数腥风血雨地互相搏杀的惨烈情景，也就见怪不怪了。 1/7/1992 刊于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商余》（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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