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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蜀身毒道”析早期中印交通线 据相关文献记载分析，这条由古蜀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把古蜀与印度之间紧紧的串在了一起。这条贸易路线是指从古蜀腹地的成都为起点向南进发，经滇国（云南），越骠国（今缅甸），通往身毒（今印度）、中亚，直至通达西亚及西欧的早期中国商道，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文化交通干线，我们通常把其分为国内段与国外段。国内段是以成都为起点通达云南的这一段，通常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川滇段一般有两条途径从成都到云南，其一是从成都出发向南经新津、邛崃、名山、雅安、汉源、喜德、冕宁、西昌即“牦牛道”或“零关道”，在到达会理后折向西南行进，过金沙江经攀枝花入云南大姚最后通达云南大理。另一路从成都出发，顺岷江而下，经乐山至宜宾，再沿古“五尺道”一路向南经高县向西入横江河谷地区，经云南豆沙关、昭通、曲靖抵昆明，再由昆明出发到大理。因此从成都出发由两条路径抵云南大理合二为一沿滇缅公路，经保山地区、腾冲，沿盈江南行，经干崖抵达中缅边境地区，这就是早期西南交通贸易线，其也将川滇地区紧紧的串联起来形成了早期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部分。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即从干崖边境入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抵印度有两条途径，其一为水路从八莫顺伊洛瓦底江通达出海，经海路抵达印度港口，与印度沿海港口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另一路为陆路，从八莫出发，经过密支那，过亲敦江，越那加山抵达阿萨姆，在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可到印度平原地区。这两条以成都为出发点经云南过缅甸通达印度的交通线构成了早期中印交通线即“蜀身毒道”，此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南方丝绸之路。  笔者认为“蜀身毒道”应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就已经开通，而这条通道是我国西南地区十分重要的对外国际交通线，这条线路也就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中西交通线，开通早于“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助于我国与南亚、东南亚、中亚甚至于西亚及欧洲大陆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流。 二、古蜀与印度贸易间的媒介物 众所周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诞生了中国早期的古代文明。在这一区域中发现了众多商周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大多属于古蜀国早期遗址，其中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及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遗址更是充分的展示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非本土文化因素的器物，其中包含有大量印度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典型印度风格的器物获取方式应该是通两地间贸易交往而获取的，因此通过对这些器物来源的比较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古蜀早期对外经贸关系的特点。 在近年来对先秦古蜀相关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海贝，它们分别出现于成都平原及周边的古遗址及墓葬中，而四川离海距离相当遥远，这么多的海贝能聚集于此就显得不合常理。因此对这些海贝的产地及来源路线考证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对海贝产地、来源考证也能进一步的明晰古蜀对外关系的特点。四川盆地出现的海贝主要集中于几个古蜀早期商周遗址中，其中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的一号“祭祀坑”中发现有海贝62枚[5]，另外在该遗址的二号“祭祀坑”中更是发现了多达约4600枚的海贝[6]。除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海贝外，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内也有发现用玉仿海贝制成的玉海贝类装饰品。[7]除了在四川盆地商周古蜀国中心遗址中发现有海贝外，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区域的墓葬中同样发现有海贝，如在地处川西地区的岷江上游茂县石棺葬内，亦出土海贝、蚌饰、料珠等众多海产物[8]。在四川甘孜州九龙县乌拉溪乡小偏桥村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墓葬M1中出土了20枚海贝，在M2中出土有海贝5枚。[9]另在地处川西南的凉山州西昌火葬墓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海贝[10]。除此以外在四川境内的岷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及大渡河流域的其他一些墓葬中也发现有海贝的踪迹。古蜀地区深处亚欧版块的内陆地区，离还距离甚远，因此四川地区出现的海贝肯定不是出产于本地。  在四川地区出现的这些海贝其特点多为齿贝，颜色呈白色，其中以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海贝大多数也是如此，在遗址中所出海贝有一种名为环纹货贝（Monetriaannulus）的海贝尤为引人注目。此种海贝被日本的考古学者称为“子安贝”，它的大小一般只有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左右，在每个贝的中间均有齿形的沟槽，这类型的海贝与滇文化区中发现的环纹货贝形制基本一致。而据相关的考证可知，这种环纹货贝并不产于我国境内，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11]。笔者认为这种环纹货贝既不产于我国近海地区，也不可能出产于我国内陆的江河湖泊之中，那么地处内陆的成都平原地区更不可能出产此贝。在三星堆遗址及四川地区中出现如此大量的齿贝，必定是从地处印度洋地区的外域所引入，这些海贝的来源必然把古蜀与印巴次大陆的印度地区联系在一起，说明早在三星堆古蜀文明时期古蜀与当时的印度地区有着一种紧密的关系。 海贝作为一种深海产物，白色的齿贝多产于印度的深海水域，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而印度地区富产齿贝的相关记载也可见诸于各类古代文献之中。如唐樊绰撰《蛮书》的《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中有载：“小波罗门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预知身后事。出贝齿、白<虫葛>、越诺。”[12]据向达注“贝”原本作“见”，因此文中的“贝齿”应该为今所说的“见齿”。那么“见齿”是指的什么东西呢？据向达等的考释，所谓的“见齿”其实为今本在对古本《蛮书》转抄时对这一部分出现的讹误。其“见”字实为“贝”字的讹误所致。另在杜佑所撰的《通典》、李昉的《太平御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均有 “贝齿”一物的记载。在吴承志所撰的《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四中则述：“南夷志云小波罗门国出具齿、白蜡、越诺。”[13]从以上的相关文献记载内容，笔者认为文献所载的“贝齿”、“见齿” 和“具齿”三物实属为一物，均是同一种贝类。而“具”、“见”、“贝：三字因为形近而讹误所传，应以“贝”字为准。文献中所记的“贝齿”也应是“齿贝”的倒文。  在范绰所撰《蛮书》中提到的“小波罗门国”应为何地，众学者对此的认识各有不同，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向达在其《蛮书校注》中认为小波罗门国在今东印度的阿萨姆南部地区。[14]岑仲勉先生在对于小波罗门国的研究中和陈序撰《骠国考》则认为小波罗门国的考证中均认为其位置在骠国西北，应是当今印度的曼尼普尔地区。但无论怎样小波罗门国的位置可以确定的应该是在南亚次大陆版块中的印度北部地区。在《通典》、《新唐书》等众多文献古籍中均记载有关“天竺”出产齿贝，而“天竺”为现今印度地区，可见一直以来印度地区都出齿贝。据此笔者认为印度洋北部自古以来就是大量齿贝出产的地区，这些齿贝也广泛的被早期古印度居民所使用。 在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国出现如此大量来自于印度洋地区的海贝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海贝究竟有何用处，我将试从海贝的形制来简单分析。这些出现的海贝，大多数的背部被磨平，其上都有人工所钻的小孔，这些小孔是为了将若干的海贝串在一起便于携带。这种穿孔贝的用处可从相关文献中解读可知，在《通典》有关“天竺”内容中指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多珊瑚、珠玑、琅玕。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另在《旧唐书·天竺传》中也载有与海贝用途相关的内容：“（天竺）以齿贝为货。”[15]从这些记述上可知在早期的印度地区一直有用齿贝充当货币的传统习俗。同处于南方丝绸之路贸易线上的云南各地也出土了大量的海贝，而这些海贝较四川地区出土的海贝埋葬时期更晚，但海贝的埋藏方式和海贝的形制都是一致的。而云南地区从汉朝直至清代该地区一直都有用贝充当货币的习惯，这可以从相关的古文献记载中可知。如在马可波罗所撰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有：“用白贝作钱币，这些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贝壳。”[16]文中所提到的这种白贝就是贝齿，这种贝齿也与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中所见的齿贝是一样的。另在《新唐书·南诏传》中也载有：“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这也很好的佐证了云南地区出土的海贝应是充当货币之物。在成都平原地区出土的海贝与云南出土的海贝形制一样，因此笔者就此推断三星堆及周边出土的海贝应是先秦古蜀地区与印度地区在经贸往来之时而使用的货币。在古蜀地区出现的大量印度产海贝在当时应该是很好的货币物，那就不难想象在先秦时期古蜀国与印度之间各种物资在以海贝为媒介的条件下也得以顺利的进行交换，从而促进了两地之间更加频繁紧密的经贸往来关系。  三、古蜀与印度经贸交流探析 在先秦古蜀时期，因为有海贝充当贸易货币，这样更加有利于两地之间经贸更加便捷的往来。南方丝绸之路的初通加之以海贝充当了货币，各种印度所产物品可以源源不断的流向古蜀王国，同时古蜀地区出产的物品也可以较为便捷的输出到印度。就此笔者将试以对蜀地出现的印度产物品和印度地区出现的蜀地产物品进行简要分析，揭示两地之间存在着的密切经贸往来关系。 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发现了众多的象牙及象牙制品，它们大都集中分布于古蜀文明中心区域的各遗址中，其中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及象牙制品数量最多。如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发掘中出土了13根完整的象牙，这些象牙都有火烧过的痕迹。经专家对出自于该祭祀坑的象臼齿鉴定后推断其中部分的象牙属于亚洲象。[17]同年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也发现了60余根象牙，这些象牙分布在祭祀坑的最上层且纵横交错。[18]在对二号祭祀坑进一步的发掘中，在其中更是发现了多达一百件以上的象牙珠及一些雕工过且纹饰优美的象牙器残片。而古蜀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遗址——金沙遗址中更是发掘出了数百根与三星堆遗址一样的象牙，而这些象牙中有部分已经被切割成一段一段的象牙柱，其中有多达400余件的象牙片、象牙珠等象牙器制品更是发现于此。[19]从成都平原两个古蜀文明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中出土的象牙及象牙制品可见，当时古蜀国不仅拥有大量的完整象牙，同时利用这些象牙进行加工的象牙制作业也极为的发达。 关于这些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来源众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当时巴蜀地区产象，因此这些象牙必取自于本地大象。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这些象牙来并非出自本地，而是来自于其他地区。那么古蜀地区的象牙究竟是否为本地大象所产笔者将试以简单分析。据《山海经》、《国语》等书记载巴浦地区出象，而《华阳国志》中也记载岷山地区出“犀、象”，那么四川地区是否是大象的合适栖息地就需要考证。据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可知，上古时期四川地区的气候与现在相比并无很明显的差别。对相关文献记载的岷山地区气候环境的相关考证可知，这一区域属高山峡谷地区，这里常年气温较低，气候干寒，属于北温带偏寒气候区，因此在这一区域中并不适合大象，犀牛类得大型动物生存，那么大量的象群及其他群居类大型动物能生活在这一地区可能性是极小的。另外在这一区域各种遗址内也从未发现过象牙及各种与象牙相关的制品，可见岷山地区产象一说并无科学依据。段渝教授也在其文章中指出：“犀产于会无金沙江谷地，象则未闻。”[20]因此在地处川西地区的成都平原在古代盛产大象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从四川及周边地区的上古至商周时代各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动物遗存看，在这些动物遗存除了家猪、鹿、野猪、牛、羊、狗、鸡等家禽及中小型动物的遗骨外，并未见有任何大型动物的遗骸遗骨，大象的遗骸遗骨在各遗址更是未曾有发现。古蜀国王都的三星堆遗址和都邑金沙遗址中均未有发现大规模的大象遗骸遗骨，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些遗址中出土的象牙取材不可能是在本地，那么在古蜀国这些遗址中存在的象牙肯定不是本土产物，应属外来之物。  自古以来，我国境内长江流域并非大象盛产之地，而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西南部和境外的缅甸、印度等南亚地区一直以来都盛产大象。据樊绰撰写的《蛮书》和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都记在了古哀牢的南部出产大象，但古哀牢仅仅是现在云南西南边境很小的一块区域。从考古材料看古蜀文明远早于滇文化，在古蜀时期两地之间并无很直接的交流，加之在古哀牢地区也没有发现任何大面积大象遗骸集中区和象牙相关的制作工业的存在，可见在当时的云南地区并没有出现象牙采集业和加工业。在外域的印度地区一直都是亚洲象的栖息生活之地，而印度一直都盛产大象，这可从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如在司马迁所撰的是《史记》中有载：“然闻其西（按：此指“昆明”，在今云南大理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日滇越。”[21]文中所指的乘象国据后人考释其应该是印度古代的迦摩缕波国，也就是今天东印度的阿萨姆邦。[22]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更是明确记载：“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沴，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23]从以上记述可见在古代的印度地区是盛产大象的。据相关考古发掘材料及相关书籍的记载，在古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地区的象牙加工业是十分繁荣的，如在印度考古学家K.P.Nautiyal所写的“Proto Historic India”这本书中指出：“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文化时期，不仅在摩亨佐·达罗和强胡·达罗而且在罗塔尔和Surkotda等地，象牙加工业已经变成当时期相当流行的手工业且原材料源源不断从不缺乏。象牙及象牙制品已经远销于西亚、北阿富汗等地区。”[24]在古蜀国遗址中均发现有象牙加工半成品和各类成品，且制作工艺也与印度河地区制作工艺极为相似。综上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商周时期的古蜀遗址中发现的象牙很可能就来自于南亚的印度地区，而象牙相关制作工艺也很可能从这一地区引入。象牙的输入正是通过古蜀与古印度之间以海贝为货币的贸易而获取，同时借助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国际交通线把如此大量的象牙源源不断的运往古蜀地区，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古蜀与当时的印度地区已经存在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关系。 在我国古代丝绸发展史中，四川地区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产丝之地，有关四川出产丝绸的记载常可以在各种古代文献中见到。以桑蚕丝为对象的丝织业历来来都是四川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之一，它的起源时期较早，而直至今日此地依旧还盛出蜀锦之类的丝织品。关于蜀地产丝的时代，段渝教授经考证指出：“古蜀是中国丝绸的早期起源地之一，在夏商时代，古蜀丝绸已经达到相当水平。”[25]可见蜀地早在先秦时期出产丝绸是可以确定的。 古代印度孔雀王朝时期， Kaultilya在其所写的《政事论》中撰写到：“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26]文中所指的“支那”据学者考证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古蜀国。如段渝教授在其所撰的《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一中明确指出：“支那这个词汇主要流行的地域是印度和东南亚，也表明它与中国西南有关，与西南文化重心所在的蜀地有关。蜀布和cinapatta只可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地方，这就是成都。cinapatta就是成都丝，cina就是成（都）的对音‘这是明明白白、再清楚不过的了。”[27]那么支那所产的丝就应该是产自蜀地，这一点诸多学者也较为赞同。陈茜在她撰写的《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一文指出《政事论》中所说的支那所产的丝应该是出自于蜀地的一种丝织品。[28]同样季羡林也在其文中指出：“自古以成都为代表的西南地区一直以来丝织业十分繁荣。这一带因与缅甸接壤，因此交通往来自古就存在，中国通过缅甸输入到印度的丝绸正是来自于这一带。”[29]另据司马迁《史记》中所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间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问邛西可两千里有身毒国。”[30]文中提到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产于蜀地的蜀布、邛竹杖等物就已经通过身毒（今印度）贸易而获取的，而将这些物品带到当时印度地区的人正是古蜀商人们，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古蜀国商人已经来到印度地区了。随着蜀贾的到来，蜀地所产的丝绸也就完全可能被他们带到印度成为贸易商品与当时的印度商人进行贸易交换。笔者认为，在《政事论》中所指的支那产丝就是当时蜀地所产的丝绸，而蜀贾将这些丝绸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运到外域的印度地区，并在此地与当地商人进行贸易，因此蜀地产的丝绸就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南亚印度地区。可见在早期古蜀对外贸易中，蜀地所产的物品也不断的向外输出，并受到当地人的喜爱，因此蜀物也对该地区的经贸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结论 早在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已经初步的开通，此后古蜀与南亚印度地区之间就形成了密切的经贸往来关系。而这种以海贝为货币媒介的贸易方式在我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史上是较早的，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以一定物充当货币与外域地区进行经贸往来的开端，并对西南夷地区以后的贸易形式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古蜀国借助南方丝绸之路顺利的将出自于印度地区的物品通过贸易方式输入到蜀地，同时也借助此种途径将古蜀国特产物源源不断的向南亚印度地区输出，通过两地间频繁的经贸往不仅促进了古蜀地区经贸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对南亚印度地区的经贸文化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以南方丝绸之路为载体的古蜀与南亚古印度之间的经贸往来关系充分展现出了古蜀早期对外关系众特点。南方丝绸之路作为我国最早开通的国际交通路线，她不仅对我早期国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南亚、东南亚等地的经贸繁荣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南方丝绸之路作为早期古蜀地区对外交流的纽带，不仅促成了古蜀经贸的形成，而且也对古蜀地区经济的不断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才造就古蜀地区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极度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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