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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孔子的艺术形象 / 台北故宫‘万世师表——书画中的孔子’特展”），在此分享给各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家喻户晓的圣人，传统艺术也受孔子思想浸渍沾溉。台北故宫所藏书法、绘画、书籍版画中与孔子相关材料众多，因选其中优质佳作，推出“万世师表——书画中的孔子”展览，唤起社会大众对孔子与儒家艺术的关注。 图2- 《孔子》，《圣君贤臣全身像》册，台北故宫藏
绘画中的孔子 由于孔子的地位崇高，借着历代保留下来的相关记载，让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即有图绘圣贤肖像的传统。但孔子的图绘不止于最基本的个人全身、半身肖像，尚有各种经史故事类作品。此外，受到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交互影响，孔子的生平事迹也被画成了类似佛传故事的“圣迹图”；或以长卷、册页画作，或是在书籍中以版画等形式流传。 存世的孔子图绘，以各种孔子个人肖像与图文对照的版画圣迹图最多。并因孔门弟子众多，书籍中多见孔子率领门生讲学的插图版画；各地方志亦常有将孔子与重要弟子肖像画在各处学校与庙堂之上，供学子观看以生孺慕景仰的《礼殿图》等记载。在选择情节和取景方面，包括表现孔子好学不倦的问学态度，与诲人不厌讲学行教身影的画作，也都相当常见。由于台北故宫藏品多为单景式孔子像，因此本文将聚焦于介绍单景式展件。 文献记载的孔子样貌 图1- （传）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拓本（非本展展品），唐，碑在山东曲阜孔庙。图片来源/吴诵芬 图1- （传）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拓本（非本展展品），唐，碑在山东曲阜孔庙。图片来源/吴诵芬 文献记载的孔子像极多，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据说是出自唐代画圣吴道子（约685～758）手笔的《先师孔子行教像》碑（图1）。此画不见记载，风格也与吴道子颇有差距，却被台北的孔孟协会与山东的孔子基金会信为吴生真迹，分别在1986和2006年用来绘制“统一孔子像”和“孔子标准像”。这当然不是史上仅见两起意图统一孔子像的事例，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明代。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官方因认为某些孔子像无法展现孔子的伟大人格神态，令新盖孔庙，皆以牌位取代塑像；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则更激烈地命令撤全国孔子像，以牌位祭祀，是为今日孔庙少见孔子塑像的原因。 目前已知最早关于孔子画像的文献记载，是《三国志・仓慈传》记东汉桓帝时（147～167）在老子庙壁上画《孔子像》，以及《后汉书・蔡邕传》载灵帝光和元年（178）“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但均已是孔子谢世后五六百年的事。 孔子长得什么样？一般认为《论语》是由最亲近孔子的弟子们所辑成，书中所述应该最为可信。但《论语》只提到孔子的表情、态度、举止。例如《论语・学而》，子贡描述“夫子温良恭俭让”；《论语・述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等，均未言及五官相貌等特征。 图3- 《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其中一开，台北故宫藏 早期论孔子样貌者，如荀况（约公元前313～约前238），在《荀子・非相》谓：“仲尼长……仲尼之状，面如蒙倛。”说孔子身形伟岸，长相类似赶鬼的面具。唐人杨倞注：“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方相氏是周礼中的官职，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为国家驱疫，此一方相氏驱疫的仪式叫大傩，唐朝成为军礼之一，每年有三次，分别在季春、仲秋、季冬。除夕夜逐疫是最隆重的一次。台北故宫所藏传宋苏汉臣画《五瑞图》中，聚戏庭中的五位童子，即是戴着假面或涂脸化妆，进行着以大傩舞为主题的游戏。大傩原为古代驱邪习俗，后演变为民间娱乐活动。推测该图右下角手执笏板者，所戴面具即为蒙倛。杨倞对荀子“面如蒙倛”的解释“其首蒙茸然”，或许即为后世孔子像皆须髯丰茂、阔面浓眉的特征所据。 庄周（约前369～约前286）《庄子・外物》载：“老莱子之弟子出薪……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提到孔子的上下身比例、略驼背的姿势、有点后贴或后反的耳朵等。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形容孔子样貌为：“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记录了孔子的具体身高与郑人对子贡形容孔子的言论。 考古出土的孔子形象 “孔子见老子”是东汉时期画像石经常出现的题材之一，考古数据最著名者为山东嘉祥武氏祠出土东汉建和元年（147）《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时间约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147～188），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孔子见老子》壁画；与时代落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约1世纪）山东东平汉墓壁画。另外，2011～2015年发掘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前92～前59）墓，出土的上具孔子生平介绍文字的屏风状孔子图像穿衣镜，则可将绘制孔子像的时间更向前提早到西汉时代。 如今可见汉代画像石与壁画的孔子形象，多强调其人身形高大，动作谦逊，即《荀子》《史记》等记载的“仲尼长”“孔子长九尺六寸”外表身高，以及《论语》“温良恭俭让”“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等内在精神气质，其后所见的孔子像基本皆继承了以上两大原则。
图4- 《明文徵明楷书孝经仇英画》卷，局部，台北故宫藏 文献记载不少著名画家都曾画过孔子，可惜皆未有可信的实物留存，但历代所接受的孔子像均具类似特征，画中孔子常是一位须髯丰茂、神态恭谦的老者。全身立像者，如《圣君贤臣全身像》册，以水墨画孔子，线条匀称，意甚高古。孔子端立，姿态略躬，似以示敬，神色安详，以表好礼（图2）。全身坐像如传《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图3）与《明文徵明楷书孝经仇英画》卷（图4）的孔子端坐为曾子讲《孝经》。前者孔子显出老态；后者则面貌光润，显得较年轻有精神。 图5- 《圣贤像赞》，局部，台北故宫藏 另系列的孔子全身坐像则手有持物，如《圣贤像赞》（图5）与《圣庙祀典图考》（图6）孔子坐像版画，均绘孔子浓眉丰髯，持笏正坐。古礼诸侯士大夫持笏见天子，此二件版画中所绘的孔子持笏坐像，应为孔子在庙堂之上以笏指画，为天子陈述政事的情形，推测是后世为彰显孔子身为王者之师与天子之师所做的安排。 图6- 《圣庙祀典图考》，局部，台北故宫藏 图7- 《至圣先贤半身像》册，其中一开，局部，台北故宫藏 另有《至圣先贤半身像》册（图7），设色画孔子特写。按题签封号，可知绘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追封孔子各大弟子公爵位之后，此图孔子已加入“肤黑”与“七露”的神性化特征。“肤黑”疑为北宋真宗一度封孔子为“玄圣”的影响。孔子四十六世孙孔传（约活动于11～12世纪）《东家杂记・孔子追封谥号》记述“玄圣文宣王”封号，是因为汉代纬书《春秋孔演图》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有是号。“七露”则见宋代相书《太清神鉴》：“眼睛露，黑白分明不为露；鼻露窍，山根正不为露；口露齿，唇不褰不为露；耳反轮，贴肉生不为露。”指七窍让人一望可见的部分较多。相书谓露而不为露，是吉人贵相。此册孔子眼睛瞳仁重复点睛，与传说中帝舜重瞳的特征相符，构思所据，推测是西汉《韩诗外传》中春秋著名相士姑布子卿说孔子“得舜之目”的记载。 图8- 《宋人画历代琴式图》册。其中一开，左为孔子之制，台北故宫藏 图9- 《圣庙祀典图考》学琴师襄，台北故宫藏 常见孔子像尚有以鼓琴为主题者，孔子爱乐，曾访乐苌弘、学琴师襄，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宋人画历代琴式图》册（图8）以水墨画历代帝王与古圣贤琴式31幅，本次选展《孔子之制》，画孔子端坐，膝上横琴，两手抚弦。双目似正注意着弹拨琴弦的右手。其余线描版画中的孔子图像如《圣庙祀典图考》学琴师襄（图9），也有展现孔子非常认真地卷起袖子低头弹琴，极为投入的表现。 孔子形貌，最初仅说他身高过人，却因后世景仰加入诸多异表，到了孔子第51代孙孔元措（1182～约1252）《孔氏祖庭广记》，对“先圣小像”的描述已是：“家谱云，先圣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准，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龙蹲，立如凤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殊庭，龟脊龙形，虎掌胼胁，参膺河目，海口山脐，林背翼臂，斗唇注头，隆鼻阜脥，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昌颜，均颐辅喉，骈齿眉有一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头似陶唐，其颡似虞舜，其项类皐陶，其肩类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传抄了所有先前的孔子形貌数据不说，且已非常接近于佛教描述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历代画作多绘孔子浓眉多髯；安排动作则必表现其好学多礼与端谨谦恭。即便后人考据，孔子学琴师襄是30岁左右，现存画作中的孔子也都是看来老成持重的壮年人。或许可说，这些孔子像所呈现的，都是历代人民对孔子样貌的认同与想象。
中国书法原就极具文人情态，孔子是思想上的一代宗师，兼具文人身份的书家述及儒家思想的作品较为多见，其中名品如唐代欧阳询（557～641）的《卜商帖》及《仲尼梦奠帖》均属其类。孔子强调的仁义忠孝思想则是历代政权稳定社会的力量。尊孔修庙是值得刻石记功的大事，碑文的撰文者和书写者常是一时之选，对自己书法有自信的帝王还会亲笔御书碑匾，颁赐孔庙。另外，由于孔氏家学渊源，加以帝王特意拔擢，也使孔姓子孙行状墓志颇有可观。与孔子相关的书法名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数类：与孔子相关者，与孔庙相关者，与太学相关者，与孔氏子孙相关者，以及与孔子弟子相关者。
被归为孔子名下的书法，有今河南比干庙《殷比干墓四字》，与收入《淳化阁法帖》的《鲁司寇孔丘延陵帖》。然前者为隶书，应为汉代之人所书。（注1）后者传为孔子替吴国贤人季札（约活动于前6世纪）墓碑书篆，然宋欧阳修（1007～1072）以孔子未曾到过吴国，不可能替季子书碑；且此书原石字大径尺，“非简牍所容”；元代盛熙明（约活动于14世纪）《法书考》也记录，此作夹有汉代方篆笔法，亦疑为汉以前之人托名。（注2）
虽然孔子真迹今已不存，但世间仍留有与孔子有关的书法名作，且数量庞大、位置集中，为古今中外少见。曲阜孔庙碑林与保有唐代长安国子监石经的西安碑林，为中国最有名的两大碑林，皆保存了众多汉以来的碑刻名品，碑文内容主旨集中在修建孔庙、崇儒兴学、刻经搨碑、奖尚文治，以及历代帝王与地方官员士绅，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祭祀与追谥等。 最有名者是汉隶学习范本、被称为“孔庙三碑”的《乙瑛碑》（图10）、《礼器碑》（图11）与《史晨碑》（图12）。它们不但是东汉孔庙草创阶段的重要碑刻，也提供了许多早期祭孔相关信息。
图10- 《乙瑛碑》拓本，台北故宫藏 《乙瑛碑》述“出王家钱给犬酒”，“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各一。大司农给米”等祭品。
图11- 《礼器碑》拓本，台北故宫藏 《礼器碑》述及孔子妻为“并官氏”，或可考据明代以后孔子妻“亓官氏”的误传情况。
图12- 《史晨碑》拓本，台北故宫藏 《史晨碑》所记“河东大守孔彪元上”，即汉隶名品《孔彪碑》碑主；亦是以流丽华美书法知名的《孔宙碑》碑主孔融（153～208）父孔宙之弟，均为孔子第十九代圣裔。 汉代对“世以家学相承，自为师友”的孔氏一门极为优礼，其族贵盛显赫，常见立碑流芳事例。许多孔氏子孙的纪念刻石，在后世都成了金石考证与书法家的参考依据。
自汉高祖刘邦太牢祭孔成为后世典范，历代帝王无不以追封孔子和修建孔庙，来表彰对道统的崇敬。唐贞观七年（633）所立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即记唐高祖封孔子23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并修孔庙事。此碑为历代公认的初唐碑刻杰作，也为著名书法家虞世南（558～638）保留了一件气象雅润平和的书法妙品。 曲阜地近泰山，或许因东周稷下学宫彼此影响之故，齐鲁儒士认为受命于天的人间帝王应到泰山祭神。后来此仪典扩大为统一帝国的“封禅”，历代帝王往往在封禅泰山后幸驾曲阜。孔庙在帝王不时亲临的情况下，屡屡奉旨修缮，并刻石立碑。如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御制玄圣文宣王赞碑》，所记即为宋真宗赵恒（968～1022）驾幸曲阜，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且诏进封配享诸子事。
图13- 《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拓本，台北故宫藏 一般官员士绅也常筹款修缮孔庙。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兖州刺史李珽塑孔子及十弟子像，立《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图13），是目前已知最早为孔子和孔门十哲塑像的记载，反映当时大量使用异体字的书艺风尚。其他较著名者，还有隋大业七年（611）《陈叔毅修孔子庙碑》；展现中唐楷法入隶书风的唐大历八年（773）《裴孝智撰文宣王庙门记》；以及笔画瘦劲、可窥晚唐楷书趋向的唐咸通十一年（870）《曲阜文宣王庙记》，都是书法史上的重要刻石。 有名的西汉隶书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汉鲁孝王刻石”，也是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发现的。作为文人圣殿的孔庙，常有书家乘兴挥毫，如原位于孔子手植桧侧的北宋崇宁二年（1103）米芾《孔子手植桧赞》等。曲阜孔庙似乎因其特殊情况，聚集了不少历代石碑。
孔子毕生致力于教育，其子孙即宅为庙，世以家学相承，鲁之诸生亦时习礼其家。此举奠定了中国教育史上“即庙设学”特色，五经既为孔子所述，学校师生皆可算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在朝廷寓政于教的背景下，刻定石经是极重要的文教大事，此事始自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刻七经于太学门外。此后亦有三国魏正始二年（241）《正始石经》、唐天宝四年（745）玄宗御笔书《石台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开成石经》。此经在北宋时曾因子次迁徙以避战祸，形成了后来的西安碑林。其后尚有五代十国后蜀广政年间（951～958）《广政石经》、北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至六年（1061）《汴学石经》、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高宗御笔亲书《绍兴石经》，以及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的60多万字《乾隆石经》。 孔子看似与书法传统无关，但西安碑林、孔庙碑林皆保存了诸多汉唐时代早期名作；而孔子的子孙、孔庙修缮与祭仪、孔门弟子如第一高足颜回的《兖公颂碑》、唐欧阳询《卜商帖》等，都可说是孔子师生与孔子世系间接影响，无心插柳所留下的书法艺术。 结语 孔子殁世而名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帝王将相或风云人物能达到他的影响力。代代图其形貌者不绝于朝野，其言其事更因镌镂金石而得以长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南巡亲至曲阜孔子故居，赐御笔“万世师表”榜书（图14），翌年下诏颁发此迹摹本至天下文庙。如今在台南孔庙，沉厚苍劲的“万世师表”仍是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块匾额。至于原本康熙御笔的下落，多年以来无人知晓。此匾的墨书原迹，一度以为已被烧毁于“文革”的烈火当中；实则被孔子的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1920～2008）低调携台，现藏台北故宫。
图14- 清圣祖，《万世师表》横批，台北故宫藏。图片来源/ 网络 本展最初肇因于笔者偶然发现台北故宫墨拓碑刻中与孔子、孔庙相关者极多，加以清宫旧藏亦有孔子全身及半身肖像，便开始策划。筹办期间，幸蒙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告知康熙御笔“万世师表”墨迹现藏台北故宫，因而以此亮点作为展名。至于孔府无私的精神，笔者不胜感佩，谨于此处诚挚申谢。 文｜吴诵芬，台北故宫书画处助理研究员 图｜台北故宫 本文刊载于《典藏·读天下·古美术》8月刊
注1：顾蔼吉，《隶辨》卷八，《碑考下》，清，页32～33，收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800 注2：盛熙明，《法书考》卷一，《延陵君子碑》，元，页37～38，收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498。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延陵季子墓题字》，清，页1～3，收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645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中新书局，1977 陈舜臣、近藤乔一、町田三郎，《山东省文物“孔子の原乡四千年展”》，东京：读卖新闻，1992 杨丹霞，《试论清康熙帝书法的渊源、分期与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5），页89～104 许文美、刘芳如，《明四大家特展——仇英》，台北：台北故宫，2014 黄俊杰编，《东亚视域中孔子的形象与思想》，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 白川静，《孔子》，台北：联经，2013 陈芳妹，《台南孔庙“万世师表”御匾——兼论康熙与清初孔庙御匾制度的形成及传播》，《故宫学术季刊》，2013年第31卷第1期，页199～230 郭果六，《圣、王、贤、儒——漫谈孔庙的祭祀体制》，《故宫文物月刊》，2004年第22卷第6期，页90～103 钱穆，《孔子传》，台北：东大出版社，1990 孔德平，《历代孔子造像述略》，《中华文化画报》，2007（8） 许瑜翎，《明代孔子〈圣迹图〉研究——以传世正统九年本〈圣迹图〉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硕士论文，2010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 《典藏·读天下·古美术》8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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