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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不仅精通医术，而且穷研博览诸子百家，通易理、天文、兵法之学，所著《景岳全书》中的新方八阵，独具匠心，别具一格，探析其中的哲学思想，对于指导临床识证辨病，选方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1、新方八阵的创立 据黄宗羲《张景岳传》记载，张介宾壮年好谈兵击剑、习鱼腹八阵，曾从戎幕、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居数年。这一段从戎幕府的兵涯生活，使他了解和熟悉了许多古代军事理论，尤其是古代的方阵，更是研究有素。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战术中的主要阵形是方阵，其中的八阵之法更为古代兵家所常用，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为了解决对魏作战的有关战术问题所创制的八阵图，更是妇儒皆知。张介宾对这种八阵理论更是推崇倍至。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有感于“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欲通其用，涉猎困难；欲尽收之，徒资莠乱。”因此他把古代军事学中的方阵理论演伸到医学领域，对既多且杂的古方“类为八阵”。并且他还将自制的86首新方，也分设为补、和、散、攻、寒、热、固、因八阵式，并附八图于前。正如他自己所说“古有兵法之八门，予有医家之八阵”。从而创立了有名的方药八阵式。这种以“八阵”分类方剂的方法，不仅开创了古代方剂分类之先河，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富有丰富的哲学思想。 2、新方八阵中的认识论 新方八阵的创立，不是简单的模仿，随心所欲的唯意志论，临床上可以机械的照搬运用，而是在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张介宾认为只有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对方药的运用有的放矢，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这种正确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识证情 识证情就是通过四诊所取得的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分析辨认疾病的证候。因为临床的证情是纷繁复杂的，如果不能对证情有正确的认识，即抓住疾病的本质，则治疗就是无的放矢，劳而无功，甚至会促使病情恶化。因此，对某一疾病在决定采用某一治法和运用某一方药之前，首先必须认清疾病的性质。如“补方之治，补其虚也。”说明补阵是为虚证而设。但虚证是对人体正气不足所表现的系列证候总的概括，在临床具体运用补法时，只认识到虚证显然尚属不够，还必须认识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即要认识到虚证有气虚、精虚、阳虚、阴虚等不同。身倦乏力，懒于言语，动则汗出，脉弱者为气虚。“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形体瘦削，面色苍白，神疲体倦，心悸气短，自汗盗汗，脉细弱无力者为精虚。“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见低热，手足心热，午后潮热，消瘦盗汗，口燥咽干，尿短赤，舌质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无力者为阴虚。“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见疲乏无力，少气懒言，畏寒肢冷，自汗，面色淡白，小便清长，大便稀溏，舌质淡嫩，脉虚大或细者为阳虚。“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因此，只有首先对证情认识清楚，方可言治。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要正确运用方药八阵式，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首先取决于对证情的正确认识。 2.2明药性 张介宾认为，治疗疾病不仅需要对各种症候有正确的认识，抓住疾病的本质，而且还需要对所运用的药物性能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据证选方，用药丝丝入扣，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如邪气郁遏肌表，当用散法。然而“用散之法，当知性力缓急，及气味寒温之辨，用得其宜，诸经无不妙也。如麻黄、桂枝峻散者也，防风、荆芥、紫苏平散者也，细辛、白芷、生姜温散者也，柴胡、干葛、薄荷凉散者也，羌活、苍术能走经去湿而散者也，升麻、川芎能举陷上行而散者也。”这说明同为散邪一类的药物，但各因其气味及寒温之性不同，而用之应有区别。麻黄、桂枝属于峻散药物，故它适用于寒邪郁于肌表，表现为恶寒重发热轻，头痛身痛无汗的病证。而柴胡、干葛、薄荷属于凉散药物，则适用于风热袭表，证见发热重微恶寒，汗出，口微渴，舌边尖红的患者。 又如，张介宾认为“大凡寒凉药物，皆能泻火，但当分其轻清重浊，性力微甚。”他指出“夫轻清者，宜以清上，如黄芩、石斛、连翘、天花之属是也；重浊者，宜于清下，如栀子、黄柏、龙胆、滑石之属是也。性力之厚者，能清大热，如石膏、黄连、芦荟、苦参、山豆根之属；性力之缓者，能清微热，如地骨皮、玄参、贝母、石斛、童便之属也。以攻而用者，去实郁之热，如大黄、芒硝之属也；以利而用者，去癃闭之热，如木通、菌陈、猪苓、泽泻之属也；以补而用者，去阴虚枯燥之热，如生地、二冬、芍药、梨浆、细甘草之属也。”一个以温补见长的医家，对寒凉药物也能如此深入细致的认识，足见他是何等重视明药性。因此，张介宾对方药的运用往往能用得其宜，效如桴鼓。 2.3知宜忌 张介宾认为，要正确运用新方八阵，除了对证情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对药物的性味有细致的了解之外，还必须“知宜知避”。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孟浪从事，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有害无益。 在这方面张介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认识到，精血亏损者，忌利小便，如四苓、通草汤之属；肺热干咳者，忌用辛燥，如半夏、苍术、细辛、香附、芎、归、白术之属；阳虚于上，忌消耗，如陈皮，砂仁、木香、槟榔之属；阳虚于下者，忌沉寒，如黄柏、知母、栀子、木通之属；大便溏泄者，忌滑利，如二冬、牛膝、苁蓉、当归、柴胡、童便之属。表邪未解者，忌收敛，如五味、枣仁、地榆之属。气滞忌闭塞，如黄芪、白术、甘草之属。经滞者，忌寒凝，如门冬、生地、石斛、芩、连之属。 又如用固阵，必须认识到，久嗽为喘，而气泄于上者，宜固其肺；久遗成淋，而精脱于下者，宜固其肾；小便不禁者，宜固其膀胱；大便不禁者，宜固其肠脏；汗泄不止者，宜固其皮毛；血泄不止者，宜固其营卫。凡热渴烦躁者，喜干葛，而呕恶者忌之。寒热往来者，宜柴胡，而泄泻者忌之。寒邪在上者，宜升麻、川芎，而内热火升者忌之。并且他还详细地阐明了其宜忌的道理。邪火在上者，不宜升火，因火性炎上，得升则会愈炽。因此，火本属阳，宜从阴治，从阴者宜降，升则反从其阳矣。诸动者，不宜再动，以动济动，则是火上添油。如汗多者忌姜，因姜具有温散之性，用之则会加速，阴液的消亡。失血者忌桂，因桂能动血，用之则会血出不止。凡此种种都说明知其宜忌是治疗疾病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可轻视。 3新方八阵的辨证法 张介宾认为方药八阵式还应善于运用辩证法思想去分析病情，指导方药的正确应用。这其中张介宾论及到的辩证法主要有两点。 3.1阴阳互求 张介宾曾在其医著中提出了“阴阳者，一分为二，合之则一”的著名观点。他说:“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这表明阴阳从寒热性质来说是相互对立的，但从生化作用来说，阴阳又是统一的，从而得出了阴阳一体的结论。这一结论反映阴阳在生理上是互生。“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并从精与气的关系阐明，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精之与气，本自互生。然而，这一生理机制如果遭到破坏，反映在病理上则表现为阴阳互损。或由阳损及阴，或由阴损及阳，最后导致阴阳俱损，或因气伤及精，或因精伤及气，最终为精气两伤正由于阴与阳无论在生理方面还是在病理方面都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性质，说明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因此，张介宾对于治疗阴虚或阳虚的病证，在方药八阵式中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反映这一治疗法则的典型方剂是张介宾自创的右归丸和左归丸。右归丸本为补阳而设，根据“阴中求阳”、“精中生气”的理论，运用大补真阴的熟地，以使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左归丸本为补阴而设，根据“阳中求阴”、“气中生精”的理论，以鹿角温补填精，而使阴得阳升泉源不竭。这一富有辩证法思想的治疗方法，是张介宾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结晶，至今对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2误治生变 张介宾研究医学始终以《易经》理论作为指导，因而他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深刻理解和认识。如他论邪气袭人后的病变趋势时指出:“凡邪气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乃入于孙络，留而不去，乃入于络脉，留而不去，乃入于经脉，然后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盛，五脏乃伤，此邪气自外而内之次也。”在这里张介宾不仅认识到了疾病由浅入深的传变规律，而且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了误治生变的道理。 他认为疾病不是一成不变的，随时都会发生变化，正确的治疗及其用药能将疾病治愈，而误治就会造成新的病变。因此治疗疾病必须慎重对待，若或有疑，宁加详审，切不可孟浪从事。 如他在攻略中指出:“凡病在阳者，不可攻阴；病在胸者，不可攻脏。若此者，邪必乘虚内陷，所谓引贼入室也。病在阴者，勿攻其阳，病在里者，勿攻其表。若此者，病必因误而甚，所谓自撤藩也。”这说明病在阳误攻其阴，病在阴误攻其阳，或病在里，误攻其表，病在表，误攻其里，都因误治会造成新的病变。 又如他在固略中指出:“虚者可固，实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当固不固，则沧海亦将竭。不当固而固，则闭门延寇也。”从沧海竭，闭门延寇可以想到误治会造成一系列的险恶病变。张介宾从误治中看到疾病的演变与恶化，这正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新方八阵中的具体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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