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 我历来十分敬重历史人物诸葛亮，也深深地喜爱艺术形象诸葛亮。二十余年来，我曾多次撰文，谈及诸葛亮的方方面面。2001年，又郑重撰写《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诸葛亮形象的成功之处。此后几年来，有关诸葛亮的评议仍层出不穷。其中，严谨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固然不少，而无根之谈、轻率之议、轻薄之言却也颇多。要区别这两类看法，得出有根有据、有说服力的见解，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事实出发，从真实可信的材料出发，以公允的态度，作出有分寸的评析；还要坚持“同情之理解”的精神，尊重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设身处地地理解前人，“既要体现当代意识，又要注意尊重历史；既不盲目地对古人顶礼膜拜，又不以‘后来居上’的优越感而藐视前贤”。为此，特再撰本文，就人们议论较多的三个问题，略加辨析，以就教于学界师友。 一、“隆中对”究竟对不对？ 汉末建安十二年（207），当时依附荆州牧刘表、屯兵新野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虚岁）的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拟定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先夺荆州，再取益州（“跨有荆、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等时机成熟，从荆、益两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捣政治腹心地区宛、洛一带，夺取东汉首都洛阳；一路夺取西京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两路夹攻，以图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慨然同意出山辅佐。从此，这条“卧龙”冲天而起，在历史的舞台上夭矫腾飞，大展宏图，而《隆中对》也成为刘备集团发展的战略蓝图。罗贯中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天才想象，用了三回半的篇幅（第35回——38回前半），将“三顾茅庐”的由来和过程写得曲折有致，摇曳多姿，情韵深长，令人悠然神往。特别是第38回前半，集中写刘备见到诸葛亮后的精彩对话，更使《隆中对》深入人心。 千百年来，人们对《隆中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正确地预见了政局的基本走向，堪称刘备集团的最佳发展战略。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能提出如此英明的战略规划，实在令人惊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便情不自禁地赞颂道：“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万古之人不及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第38回末句作“真万古之人不及也！”） 不过，历代也有人对《隆中对》不以为然，有人批评诸葛亮“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北魏崔浩语）然而，这其实是对《隆中对》的歪曲。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当时曹操已经统一北方，且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孙权据有江东（扬州大部），根基已经稳固。在此形势下，要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盲目地“与曹氏争天下”，实属迂腐之见；刘备首先需要拥有自己的地盘，才能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进而联合孙权，讨伐曹操。而综观天下版图，全国十三州，当时尚未被曹、孙两家控制者，仅剩荆、益、交三州（张鲁割据的汉中本是益州的一个郡）。其中交州远在荆州、扬州之南，刘备无法夺取（建安十五年，孙权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荆州和益州了。所以诸葛亮向刘备明确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先跨有荆、益，再伺机两路北伐。应该说，这是对当时形势最正确、最可行的判断。至于何时夺荆州，怎样夺取，这当然要看机会。三顾茅庐的次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曹操南征，刘表病死，其子刘琮向曹操请降，诸葛亮就劝刘备攻打刘琮，一举夺取荆州；可惜刘备未能采纳，错过了大好时机；直到赤壁大战后，刘备才夺得荆州江南四郡。当然，在诸葛亮看来，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益州比荆州更适于立国建都。这是总结了汉高祖刘邦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打败项羽，终成大业的历史经验，而且是许多杰出人物的共识。例如庞统后来也曾对刘备提出：“荆州……东有吴孙（指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刘备入蜀时，以庞统随行辅佐，诸葛亮留镇荆州；只是当庞统在雒城（今四川广汉）中流箭而死后，诸葛亮才率兵入蜀增援，而留头号大将关羽镇守荆州，可见他对荆州始终是重视的。而作为刘备的股肱之臣，刘备后来称王称帝，诸葛亮也必须在其身边辅佐，只能让其他得力人员镇守荆州，这哪里是要“委弃荆州”呢？ 现代有的学者因为《隆中对》提出的两路北伐的目标未能实现，便怀疑诸葛亮的整个战略规划行不通；有的学者认为“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这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孙权夺得荆州，刘蜀方面承认既成事实，才能与孙权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对》的基本国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刘备在“三顾茅庐”之前，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此后忠实执行《隆中对》，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即到建安十九年（214），便完成了由没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荆、益”的巨大转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又夺取汉中，其势力达到鼎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证明《隆中对》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至于第二步战略目标未能实现，那是由于后来荆州失守，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因此认为当初的规划不对。古今中外，重大的战略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需要随时调整，甚至发生重大改变，这是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懂得的，如果因后来情况的变化而否定当初的设想或规划，其实是“马后炮”式的看法。诚然，夺取荆州，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乃是孙吴集团的建国方略，这与刘蜀集团的利益确有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已经形成了战略平衡。这种平衡，既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也随时可能被打破，就看三分鼎立的大局如何演变，孙刘双方如何处置了。如果关羽忠实执行“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方针，使曹操难以拉拢孙权而偷袭关羽之后；如果关羽善于安抚和激励部下，使镇守江陵的麋芳、镇守公安的士仁（《三国演义》误作“傅士仁”）忠于职守，不怀二心；如果刘备诸葛亮在关羽北伐襄阳时能够及时配合和支援，那么，荆州未必失守。而在刘蜀集团牢牢控制自己那部分荆州的情况下，承认既成事实的就该是孙权了；面对曹操这个强敌，双方既需要、也完全可能继续联手。由此可见，荆州之失系由多种因素导致，绝非命中注定，它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隆中对》战略构想之正确。因此，我赞同罗贯中的评价：“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万古之人不及也！” 二、诸葛亮是“愚忠”吗？ 在诸葛亮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忠贞。 多年来，一些人谈到诸葛亮的“忠”时，每每贬之为“愚忠”。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之见。 什么是“愚忠”？就是对国君个人盲目的、毫无原则、毫无主见、逆来顺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国君善恶如何，行事是非怎样，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怀疑，更不敢有任何违忤；即使国君荒淫残暴，滥杀无辜，也不敢谏阻指斥；哪怕毫无道理地杀到自己头上，也只知低头受戮，还要说什么“天子圣明，罪臣当诛”的昏话；甚至国君腐朽亡国，仍一味追随，以死效忠。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总是不断地集中权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约；同时又总是要求臣民对自己无条件地效忠，鼓励愚忠。特别是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的明清两代，统治者更是以各种手段灌输愚忠意识，以至愚忠成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条，严重地阉割了民族精神，阻碍了社会进步。因此，现代人反对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分析。尽管封建时代国君通常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尽管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来，总有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加以区分，在不同程度上摆脱愚忠的桎梏：或对国君的恶德劣行予以批评抵制，直言极谏；或勇于为民请命，不顾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权最霸道的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于贬斥和蔑视君权；甚至像黄宗羲那样，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权。 那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怎样处理与其君主刘备、刘禅父子的关系呢？认真阅读作品就可以看到：诸葛亮确实忠于刘蜀集团；但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自有其积极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通过刘备“三顾”之诚和“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含泪恳请，才同意出山的。罗贯中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竭力突出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刘备的主要辅佐，又是刘备的精神导师：“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将夏侯惇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将指挥权完全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后，诸葛亮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49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第50回～51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在刘备面前，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刘备言行不当，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戒，刘备则总是虚心听从，甚至道歉认错（惟拒谏伐吴是一例外，但随后便“吃亏在眼前”，刘备自己也承认：“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就连在过江招亲这类大事上，他也干脆代刘备作主，刘备尽管心存疑虑，仍然一一照办。如此举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师”心态，哪有一点畏畏缩缩的猥琐？哪有一点“愚忠”者的卑微？ 刘备临终，慨然托孤于诸葛亮，并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宦官传奏的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同上）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既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又是拥有“相父”之尊的刘禅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师表》，谆谆叮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第91回）而在《演义》虚构的那个刘禅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的情节里，诸葛亮面见刘禅后，先是戳穿“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的托词，指出：“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接着不无愤慨地质问：“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对此，刘禅始则“默然无语”，继而赶快认错：“朕因过听宦官之言，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矣！”最后，“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余皆废出宫外……拜辞后主，复到汉中……再议出师。”刘禅则恭恭敬敬地完全听其处置（第101回）。在这里，刘禅没有君主的威风和霸道，诸葛亮则有辅臣的自尊和“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这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怜呢？ 诚然，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忠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综观他与刘备的关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史实依据，又经过罗贯中的浪漫主义改造，寄托了历代志向远大的士大夫对“君臣遇合，谊兼师友”的理想关系和“帝王师”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关系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由此可见，“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待续）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研究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8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文汇出版社2008年4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3月）。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30余篇。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参见拙著《三国演义评点本》前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拙著《三国演义新探》节录其第四部分。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