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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再引热议，源于多地密集出台落户政策。据报道，武汉、长沙、成都、济南等等15个主流二线城市中，除沈阳外，已有14个城市向高校毕业生等人才伸出橄榄枝。“凭毕业证落户”“租房就可落户”“先就业再落户”“发放购房补贴”等政策频出，被形容为“抢人大战”。 与以往的严守门户、自高门槛相比，众多二线城市这一轮密集出台引才新政，并以户籍为要件，可圈可点。城市的竞争力，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智力支持；城市化也应该是“人”的城市化，而非大项目和奢华城建。 当然，各地密集出台户籍新政，也是在中央户籍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举措。其终极目标是，形成人才在各个层级的合理配置，而不是都聚集在“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经济社会要发展，二线城市要发力，个体的人才也需要成长空间，有争抢才会有均衡布局。 然而，遗憾的是，从市场层面的反馈看，专业人才、高级人才对此似乎并不特别领情。来自《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在选择就业城市时，大学生最看重的因素是薪资水平（64.3%）、发展空间（59.3%）和城市大小（43.9%）。对于今年多个二线城市的“抢人政策”，49.7%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有吸引力，44.8%的人认为一般。而现实生活中，不少大学生就业的首选，依然是“北上广深”。 这表明，当下，一纸户口可能确实是很多人的“痛点”，但在决定人才流向的“重大个人决策”面前，并非决定因素。户口不能“包治百病”，只是“锦上添花”。此前媒体渲染的“逃离北上广”，更多的仍是一种愤激的情绪，而非现实的首选与优选。 一方面，二线城市的落户新政更多只是一个户籍，而与户籍关联的上学、就业、养老、看病、住房、土地，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发展前景等，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一个城市能够提供给新进者的，如果仅仅是一张户籍入门券，而其他的制度环境则均属不确定，至少是缺乏通盘考虑，当然不可能产生人才的集聚效应。 事实上，很多人宁肯在大城市飘着，也不愿回到二线城市，更多是出于畏惧，畏惧二线城市行政效率的低下、人际关系的复杂，畏惧过于安逸舒适的环境吞噬创造力，畏惧一眼看到头、缺乏延展性的人生路途…… 另一方面，人才的合理流动，应该更多取决于市场因素，而非过度依赖行政干预。当下，一线大城市纷纷收紧人才政策，控制人口增量，尽管此举可能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流向二线、三线城市，对于调整人口规模有一定影响，但这样的靠硬性封堵的做法来影响人口总量，并不可持续，甚至可能引发反向流动。 来自相关人才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虽名列前十，但人才流入率已低于很多二线城市。但人才流入率放缓，只是体现在增量方面，大量存量人才还是集中在一线大城市。 也因此，当下亟待解决的，一是二线城市要从根本上改变机制体制，释放更多的善意，在消除有形的户籍门槛的同时，逐步形成有吸引力的宜居、宜业环境，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不仅要花大价钱送房送钱送户口，更要改变当地的社会软环境。 再就是一线大城市在疏解人口的时候，也要多一些包容审慎。以户口设限，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控制，来限制人口增量，并不是一个善意的办法。正如专家所言，决定人口总量的关键因素在于经济规律，一味靠行政干预驱逐人口，未必能够奏效。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认为，城市的繁荣会放大人类的优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能够推动创新、吸引人才、鼓励创业，进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而繁荣的前提则是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经由流动自然生成的聚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降低门槛，开放包容，应该主要进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最大范围覆盖所有进城的人。 无论是一线城市“赶人”，还是二线城市“抢人”，户口都不应该是最终的筹码，而应该是释放善意的绝佳渠道。所有的城市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巨大的机会，能不能把握这些机会、应对这些挑战，不仅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对于一般个体而言，也意味着人生的不同走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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