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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心得》第十八章 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群书治要》的忧患思想

 清醒4321 2017-08-15

第十八章   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群书治要》的忧患思想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美德。

自古以来,忧患意识就是读书人应当培植和拥有的精神传统,它随着读书人的仕途而被带入上层社会,并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因此,历朝历代,中国的读书人,对天下都充满了忧患意识。

晚清有一位名臣左宗棠,他有一幅自勉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北宋朝有一位学者张载,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圣人之学是为排除天下的忧患而立的,圣人如果不以民生为忧患,经世以除患,那么,这种圣人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它缘于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他的好友滕子京治理巴陵郡一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在好消息引出的这篇千古名文中,范文正公有欣喜,但更多的是“进亦忧,退亦忧”。登临岳阳名楼,面对洞庭美景,范仲淹看到的,不是湖光山色,而是深深的忧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尽了传统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能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未雨而绸缪,防患于未然。古代的这些圣王,都是懂得居安思危的人,我们看到,在《孟子·告子下》里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周易》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中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在贞观初年,由于自己励精图治,又有贤臣的辅佐,成就了贞观初年的“盛世”。但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在生活上渐渐奢侈的同时,还崇尚空谈,不务实际。这些魏徵是看得很清楚的,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魏徵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接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在这篇文章里,魏徵向太宗谏言: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着,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意思是:国君掌握着国家的重要职权,据有天地间重大的地位,将会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无休止的美善,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除奢侈而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是砍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住源泉而想要泉水流远啊。(历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没有不处在深切的忧虑之中而治道显著,功德圆满之后德行就开始衰微了。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当初取得天下时才能有余,现在守天下就显得才能不足,什么原因呢?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之中,一定竭尽诚心对待臣民。成功之后,就放纵自己的情感而看不起别人。竭尽诚心,就会使敌对的势力(和自己)联合,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监督人民,用威风怒气来威吓他们,(人们)最终只是苟且免于刑罚,但是并不会怀念(皇上的)仁慈,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怨恨不在有多大,可怕的是民众(的力量);人民像能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的水一样,他们能拥戴您也能推翻您的统治,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

魏徵等人在编撰《群书治要》时,深怀忧患意识,节录的许多经文,都体现了他们劝谏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的苦心孤诣。然而,即使如唐太宗这样贤明的君主,在晚年时期,由于贞观初年的这些贤臣相继离世,同样也犯下了不少过失,其政绩也大大不如贞观中前期。可见,要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一、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在《群书治要》中,居安思危的忧患思想几乎贯穿全书,在第一卷《周易》的系辞传中,节录孔老夫子的话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意思是:“今日处境危险的人,是因为他先前安逸于他的职位上,自以为安逸,没有畏惧之心,所以导致今日之危;今日灭亡的人,是因为先前自以为自身可以长存,不存忧虑和恐惧,所以导致今日的灭亡;今日有祸乱的人,是因为自恃之前已经将国家治理好,以为就会长治久安,不存忧虑和恐惧,所以导致今日的祸乱。所以君子必须在安定的时候不要忘记危险,在存在的时候不忘记灭亡,在大治的时候不忘记祸乱,以如此的谨慎之心,才可以使自己身安而国家得以保存。

同样是在《周易》里面,既济卦里也讲到:“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济不忘未济也〕。《既济》卦:(本卦上卦为“坎”,“坎”为水;下卦为“离”,“离”为火。)”意思是:《象传》说:水在火上,居安思危之象。君子观此卦象,想到火可烧水以为饮,水或倾覆而灭火,于是考虑事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祸患而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存在而不忘记灭亡,已经成功但不忘记还将发生变故)。

在《群书治要·尚书》里面也说道:“居宠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虽居贵宠,当常思危惧,无所不畏。若乃不畏,则入不可畏之刑〕。”意思是:处贵宠之位,要想到危惧,要凡事无所不畏。如果不知敬畏,就会坠入可畏之境(说的是一个人纵然处在贵宠的位置,也要时时想到背后的凶险而有所畏惧,对一切都常怀敬畏之心。如果你什么都不怕,最终必将遭到可怕的惩罚)。

《群书治要·周书》里面则说道:“不思祸,咎无日矣〔言不远也〕。”意思是:不居安思危,离灾祸也就没有多少日子了。

《群书治要·淮南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期赵国开国君主赵襄子指挥军队攻打翟国大获全胜,赵襄子正要吃饭却面露忧色。他身边的人不解地问他:“一天就攻下了两座城池,这个消息谁听了都高兴。现在您却面露忧色,这是为什么呀?”赵襄子说:“江河发大水,不过三天便会退去;飓风暴雨,在一天中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如今我们赵家的德行没有积累多少,又一天攻下两城,恐怕衰亡也就会接踵而至了吧!”孔子听到后说:“赵氏会昌盛的。”胜而有所忧,国家反而能昌盛;有小胜便沾沾自喜,很容易导致衰亡。打胜仗并不难,但要保持胜利成果却不易。贤明的君主靠这个认识来保持胜利成果,因此他给民众带来的幸福将泽及子孙。齐、楚、吴、越四国都战胜过诸侯国,然而最终都衰亡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保持胜利果实的道理。只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成果。

所以,在《论语》里面,夫子告诉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告诫人们,如果没有长远的谋划,就会有眼前的忧患。在《周易》否卦里面也说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意思是:要懂得居安思危,常常以“不久将要灭亡,不久将要灭亡”这样的警句来提醒自己,以自戒慎,才能像系结在一大片丛生的桑树上那样牢固,安然无事。

 

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一个人要保持长久的功业,一个社会要实现长治久安,怎样才能做到?在《道德经》中,老子说道:“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我们做一件事情,从事情的开始,到最后都能保持和当初一样的谨慎、慎重,就不会有失败的事情。

在《群书治要·尚书》里面,也讲到:“慎厥终,惟其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戒慎终如其始也〕。”意思是:慎重地结束一件事要如慎重地开始一件事一样战战兢兢。(做一事没有开始不慎重的,但很少有能够小心谨慎一直到结束的。所以这里告诫说:慎终要如慎始一样小心翼翼地善始善终啊。)

在《群书治要·尚书》中,伊尹告诫太甲时也说道:“无安厥位,惟危〔言当常自危惧,以保其位也〕。慎终于始〔于始虑终,于终虑始〕。”意思是:不要自安于天子之位,要想到其危险(就是说应当常常怀着一颗危惧之心,才能守住这个位置啊。)考虑到事情的结局,那么从一开始就须谨慎!(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结果,也为了有个好结果,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慎重。)

在《群书治要·晏子》里面,晏子曾经对齐景公说道:“能长保国者,能终善者也。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长;列士并立,能终善者为师。昔先君桓公,方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行远征暴,劳者不疾,驱海内使朝天子,诸侯不怨。当是时,盛君之行不能进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于竖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当是时也,桀纣之卒不能恶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能终善者,不遂其君(君原作国)。”

意思是:能够保持国家长久者,是能自始至终行善政的人。诸侯并立于世,自始至终能行善政者可为首领;众多士人并立于朝,自始至终能行善事者,可以为师。我们的先君桓公,当初任用贤才、崇尚道德之时,被灭亡的国家依靠他得以恢复,处境危险的国家依仗他得以安定;因此百姓喜欢他的政策,世人推崇他的道德。他出兵远征残暴之人,劳苦的人民不痛恨他;驱使天下诸侯去朝拜周天子,诸侯也都不怨恨他。在那个时期,盛德之君的行为也不能超过他。到他最终衰败时,懒于修德而纵情享乐,自身沉溺于女色侍从之中,谋划、决策依靠竖刁。因此,百姓被其政令所苦,世人也都责备他的行为,所以最后他死在胡宫都无人为之发丧,尸体上的蛆虫爬出门外,仍没有人收殓。按当时这种情况,即使夏桀和商纣的死亡,也没有这么糟糕啊!《诗经》中记载:‘人行善政都有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不能从始至终行善政的人,就不能成就其君国。

根据史书记载,齐景公年幼登基,在位五十八年,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亲政之初,他能够虚心纳谏。认真听取、采纳晏婴、弦张等人的建议,并放手贤臣治理国家,从而使齐国在短短的几年间由乱入治,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综合国力得到了提高。他的文治武功使齐国得以强盛一时,这些竟然成为后来田齐强大的基石。

然而,国情有所好转后,齐景公便不再从谏如流,而是采用忠臣、奸臣“两用之”。既需要晏婴、司马穰苴等忠臣为其治国安邦,又不能离开梁丘据、裔款等奸臣的阿谀奉承。

后来的齐景公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厚赋重刑。不仅生活奢侈、贪杯好色、好犬马、大造宫室,甚至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供自己享用,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内忧外患间却不体恤民情,坚持与晋国争夺霸主之虚名。《论语·季氏篇》中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就是对景公的评价。

临终前,景公废长立幼,致使景公死后不久,陈乞乘虚发动政变,夺取了齐国朝政大权,拉开了“田氏代齐”的序幕。

在中国历史上,像齐景公这样早期励精图治、但是不能慎终如始的君主很多,像齐桓公、唐玄宗等都是如此。《诗经》里面说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们看到,在历史上,真正能够慎终如始的帝王并不多。即使是唐太宗也未能做到“慎终如始”,由于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长治久安的局面,晚年的唐太宗因此而居功自傲,时有独断专行,加之早年辅佐他的臣子大多离世,其政绩也大不如贞观初中期。

所以,在《周易》里面说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德行无恒,自相违错,不可致诘,故‘或承之羞’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意思是: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就有可能会招致别人的羞辱(不能长久保持美德,自己就会违背美德、产生过失,产生过失则不足以向其问明事理,所以说就会蒙受他人的羞辱)。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德行,将无容身之地。

 

三、朝乾夕惕、居安思危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言开篇中讲到:“历观前圣,抚运膺期,莫不懔乎御朽,自强不息,朝乾夕惕。”意思是:纵观历代古圣先王,凡是顺乎天意,承受期运,成为帝王的,登上帝位后无一不是小心谨慎,畏惧得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马一般。(他们)每天都努力向上,永不停息,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

我们看到,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帝王,无一不是勤于政事、朝乾夕惕、时刻充满忧患意识的人。而那些末代的君主,大多缺乏忧患意识。

在《群书治要·贾子》里面,贾谊曾经把君主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先醒者”,事前就能够悟出国家治乱兴亡的原因;一种是“后醒者”,出现危急时能够自我反省,转危为安的;一种是“不醒者”,即使到了危亡的时刻都不知道自我反省的人。

《群书治要·贾子》里面说道:怀王问于贾君曰:“人之谓知道者为‘先生’,何也?”对曰:“此博号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为‘先生’也,为‘先醒’也。”彼世主未学道理,则嘿然惛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犹醉也。而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慧然先达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犹俱醉而独先发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

意思是:梁怀王询问贾谊说:“听人说得‘道’者,可称为‘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贾谊回答说:“这是一个宽泛的称号。其最高者可以是君主,其居中者可以是卿大夫,其最下者可以是布衣之士。至于其正确的名称,并非称为‘先生’,而应称为‘先醒’。”那些世俗的君主没有学过道理,就对得失问题浑浑噩噩,不懂得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茫茫然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良的君主学、问不倦,喜欢研究“道”且从不厌烦,以其聪明首先懂得了治国道理。所以,在天下未太平时,就已经知道如何实现太平;在天下未动乱时,就已经知道为什么将要动乱;在天下未稳定时,就已经知道如何实现安定;在国家未出现危急时,就已经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危急。所以能清楚地首先悟出国家存亡的原因,故而称为“先醒”(先醒悟者)。就像大家都醉酒时,他自己先醒酒。因此世世代代的君主,有先清醒的,有后清醒的,还有不清醒的。

贾谊分别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

从前楚庄王和晋国人打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返回的路上经过申侯封邑,申侯给庄王送上饭菜,直到中午,庄王仍然未吃。申侯上前请罪,庄王感叹说:“这不是你的罪过。我听人说,一个君主如果是贤君,且有好老师指导,就可以称王;如果君主德才属于中等,且有好老师指导,就能称霸;如果君主德才属于下等,而且群臣还不及他,就会灭亡。如今我是个下等的君主,群臣又不及我。我听说,每个朝代都会有贤能人才。天下有贤才,而我却偏偏得不到。像我这样的人,还吃什么饭呢?”所以说,庄王战胜了大国,以其信义使诸侯顺从,却因为整天忧虑得不到优秀人才辅佐,连饭也吃不下去,这可以说是明智的君主。这就是所谓的事先懂得存亡之理,此即“先醒的人”。

从前宋昭公逃亡国外,到达边境时,感叹说:“唉,我知道我为什么被迫逃亡了。自我受命称王后,专门服侍我的就有几百人,所有的人都把我恭维成圣明君主,在朝廷内外都听不到我的过错,我走到今天正是这个原因。我受点困厄是应该的。”宋昭公从此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言行,白天学习道理,晚上就进行讲解,两年后,好的名声传了出去,宋国人迎接他回去并且恢复君位,终于成为一个贤良的君主,死后被追称为昭公。宋昭公被迫逃亡了,才明白自己逃亡的原因,这就是“后醒的人”。

从前虢国的君主非常骄纵并自我夸耀,讨好亲戚贵族,谏臣被诛杀或赶走,导致政治混乱,老百姓不服。晋国前来进攻,虢君被迫出逃,走到沼泽地带,说:“我渴了,想喝一点水。”驾车者送上清酒。又说:“我饿了,想吃一点饭。”驾车者又送上加有姜桂的碎干肉和高粱制的干粮。虢君高兴地说:“这是怎么来的?”驾车者回答:“已经储藏很长时间了。”虢君问:“为什么要储藏这些食品呢?”回答说:“为了准备您出逃时路上饥饿用的。”虢君说:“你难道知道我要逃亡吗?”回答说:“我知道。”虢君问:“你知道,为什么不谏诤呢?”回答说:“您喜欢谄媚的,厌恶说真话的,我愿意规劝,就怕性命不保。”虢君脸色一变,立刻发怒。驾车者道歉说:“我说的话确有点过头!”虢君问:“我被迫逃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驾车者说:“您不知道,您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您太贤能。”虢君说:“贤能,是人们生存的保障,我却被迫逃亡,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举天下的国君都无德无才,嫉恨您一人贤良,所以您只好逃亡。”虢君开心地说:“哎!当个贤良的人,就要受这么大的苦难吗?”于是步行进入山中,又饥又困倦,便头枕驾车者的膝盖而睡去。驾车者用土块取代自己之膝,抽身离去了。虢君于是饥饿而死,被野兽吃掉了。这是已经逃亡了,仍然不明白存亡的原因,这就是不觉醒的例子。

一个人,遇到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反省遇到困境的原因,不懂得自我反省。因此,中国古圣先贤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法,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切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们现代人,对于古圣先王这些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知道的已经不多了,导致很多人人生遇到危机,而常常找不到危机的原因,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和那位不醒的虢君一样,最终国亡身灭仍然还是迷惑颠倒,实在可悲。

 

四、功成业就、守之以谦

《群书治要》这一部书,是古圣先王教导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真正按照古圣先王的教诲去做,我们的家庭一定兴旺,企业一定发展,社会一定太平。然而,当我们功成业就以后,如何守业呢?

我们学习《周易》,《周易》里面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六十四卦中,唯独谦卦六爻皆吉。

在谦卦彖辞里面孔老夫子讲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意思是: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者,补益谦虚者;地的规律是变易盈满者,充实谦虚者;鬼神的规律是危害盈满者,施福谦虚者;人道的规律是憎恶盈满者,喜爱谦虚者。谦虚的人处在尊高之位,道德会更加光明,处在卑下之位,其德行人们也难以超越。只有君子才能够保持谦德至终啊!

在《群书治要·周易》里面还讲到:“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意思是:“有功劳而无比谦逊,君子能够一直这样做,就能获得吉祥。”孔子说:“有劳苦不自我夸耀,有功绩而不自己认为有功,这是敦厚到了极点啊!这是告诉君子,立了功也要甘于人下。道德以盛大为根本,礼节以恭谨为根本。所谓谦逊,就是达到至诚地恭谨而得以保持地位啊。”

在《群书治要·体论》里面说道:“凡趣舍之患,在于见可欲而不虑其败,见可利而不虑其害,故动近于危辱。昔孙叔敖三相楚国,而其心愈卑,每益禄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礼愈恭。正考父伛偻而走;晏平仲辞其赐邑。此皆守满以冲,为臣之体也。”意思是:大凡进退、取舍时的忧患,就在于遇到自己想要的便不考虑其失败的后果,遇到对自己有利的便不考虑其造成的危害,所以常常面临危险与耻辱。昔日,孙叔敖三次出任楚国宰相,但在其心中却把自己看得更加低微;每次增加俸禄,其施舍便更加广泛;爵位不断提高,其礼节却更显恭敬。正考父曲体弯腰走路,晏平仲不接受所赐食邑。这都是因谦逊而保持知足的心态,是为臣的根本。

保持谦逊的美德,不仅是为臣者的根本,为君者同样也要有谦逊的美德。

在《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记载到:孔子在瞻仰鲁桓公的庙时,看到庙中有一个倾斜易覆的器皿。孔子向守庙人问道:“这是什么器具?”守庙人回答说:“这可能就是叫做‘宥坐’的器物了。”孔子说:“我听说过‘宥坐’这种器具,里面空时就倾斜,装东西适中时就端正,装满时就倒了。贤明的君王用此来警戒自己,所以放置在座位旁边。”他回头对学生们说:“试往里面装水。”水灌进里面,达到容器一半时就直立,装满时就倾倒。孔子非常感叹地说道:“哎呀!万物中有哪一个是装满了却不颠覆的呢?”子路上前来说道:“能不能问一下,想要保持装满却不倾倒,有办法吗?”先生说:“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意思是:“聪明能干又有智慧,就要用愚笨的姿态来保持;功盖天下,就要用谦让的姿态来保持;勇力震撼当世,就要用胆怯的恣态来保持;拥有四海的土地财富,就要用谦逊的姿态来保持。这就是所说的‘谦退再谦退’的方法。”所以,唯有谦虚能够让人保持终身。

《群书治要·尚书》里面讲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是天道之常〕。”意思是:自满会招致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天下至理。(骄傲自满的人会受到众人的厌弃或攻击,谦卑恭敬的人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和帮助,这是天道啊。)

《群书治要·尚书》里面还讲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佐之。民心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往之〕。为善弗同,同归于治;为恶弗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意思是:上天从来不会偏爱谁,只佑助贤德之人;民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只归顺那些仁慈宽厚的君主(上天对人没有亲疏之别,谁有德它就保佑谁。在百姓的心中,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君主,谁爱护他们,他们就归向谁)。行善政的方法不同,但结局都是天下大治;做坏事的方式不同,但结局都是国家动乱。你可要当心呀!

《群书治要》中古圣先王治国平天下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均是历经数千年考验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的至宝。学习的关键,就是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印光大师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真诚的恭敬心,从哪里生起,就是从谦卑中来。我们真正以谦虚之心,恭敬地向古圣先贤学习,就能得到真正的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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