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省》是一部反映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的电视剧。初看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很多人将其读作“十三省（音ｓｈěｎｇ）”，以为是十三个省，而剧中讲述的其实是十三个人。“省”在此被读作“省（音ｘǐｎｇ）”，取“自省、觉醒”之意。 那是一段真实的、不为人知的抗战历史。十三个抗联战士，隐姓埋名假扮土匪绺子，周旋于鬼子、汉奸和真正的土匪之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剧中“三省”原型人物的女儿，用40多年的时间将这段尘封的历史揭开，电视剧的故事由此而来。 当然，作为文艺作品的电视剧，糅杂了大量演绎和艺术加工成分。而我们（ID：bjrbjishi）将为读者讲述的，是尽可能接近历史本原的“十三省”。 “你爹他不是土匪” 病榻之上的张桂芳，在棉被下的身形萎缩得像一个瘦小的孩子。由于糖尿病和脑血栓，她从今年（编者注：本文为记者2009年采访成文，故“今年”指2009年。）年初开始瘫痪在床，连说话都很困难了。得知记者来采访“十三省”的故事，她很努力地向记者笑了笑，很高兴的表情。 随后，在她的亲属给记者讲述的过程中，有不合事实的地方，她会含糊不清地大声咕哝，再通过老伴的“翻译”加以纠正。 张桂芳，就是“十三省”中“三省”、大掌包耿殿君的女儿。 “她这辈子就一个主题，就是给她父亲正名。”张桂芳的老伴田根石说。 父亲的形象，曾是张桂芳幼年时的一个阴影。那是一个酗酒成性，对妻子和女儿动辄打骂的粗暴男人。 有邻居见张桂芳可怜，就偷偷地告诉她，她不姓张，这个男人不是她的亲爹，是她母亲焦淑清“走道”(东北方言，改嫁)后的继父。 而对她的亲生父亲，邻居们则不愿多说，有同龄的孩子曾毫无顾忌地取笑她，说她的亲爹是个土匪、胡子。 在一段电视台采访的录像中，张桂芳曾回忆，她十几岁时哭着向母亲求证，母亲也流着泪告诉她，“你爹他不是土匪，是个打日本鬼子的英雄”。她本姓耿，父亲叫耿殿君，在她两岁时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耿殿君画像。 1941年，耿殿君被日寇杀害后，为了躲开日伪的追杀，焦淑清领着张桂芳从老家肇源白家坟村跑到肇源县城里，由于生活所迫，改嫁进了张家。 从母亲的叙述中，张桂芳了解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耿殿君祖籍是山东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随家人闯关东到黑龙江省肇东市。“九·一八”事变后，耿殿君加入了抗联的队伍，还当上了团长。 但对耿殿君在抗联中的战斗活动，作为妻子的焦淑清也知之不多。焦淑清就告诉张桂芳，耿殿君在世时常说，让咱们的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能在书本上读到她老子的故事。这句看起来像是父亲勉励女儿用功读书的话，后来居然在张桂芳为父正名的过程中起到了峰回路转的作用。 1957年，张桂芳进入哈尔滨体育学院中专部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在职读完本科课程，1965年大学毕业后，到辽宁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从那时起，张桂芳就开始了对父亲真实身份的漫漫求证过程。 她查阅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在东三省乃至山东、广东寻找当年的抗联老战士。各种史志、档案浩如烟海，所获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而在黑龙江某县的县志中，甚至还有“以耿殿君为首的‘三省’匪帮”之类的文字，十几年中，张桂芳毫无头绪。 1976年焦淑清去世时，耿殿君的身份仍没有任何证明，弥留之际，她交代女儿，要把父亲的身份搞清楚。 终于，张桂芳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抗联烈士英名录》中找到了耿殿君的名字。此间记载，耿殿君，代号“三省”，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2团团长。但这寥寥数语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资料中记载，耿殿君于1938年前后牺牲，也与母亲所说的不一致。 1983年，张桂芳看到了一篇回忆录，文中提到了抗联第六军12团团长耿殿君。回忆录的作者是王均，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桂芳见到了王均。 耿殿君任12团团长时，王均曾是团政治部主任。王均告诉张桂芳，1939年前后，他们在黑龙江北部与日军打过一仗，非常激烈，战斗胜利后打扫战场，他没有见到耿殿君，一直以为他牺牲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记载应该也是以此为依据。 不过，王均还告诉张桂芳，耿殿君曾长期在三肇地区活动，有一个还健在的人应该对他更了解，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三肇地区地下党工委副书记高吉良。 几经辗转，张桂芳终于在黑龙江省佳木斯找到了高吉良。时间已经是1985年的冬天。就在这一年，47岁的张桂芳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为父正名成了她的唯一大事。 田根石说，那时候一家人住在大连，张桂芳每次出门寻访，都是带着一年退休金积攒的百十元钱，钱花光了就回来，往往也没有什么收获。但那次去佳木斯，终于找到了根儿。 西征先遣队 1985年，东北的雪下得特别大，天出奇的寒冷。腊月里，张桂芳只身一人顶风冒雪找到了高吉良的家。 张桂芳自报是耿殿君的女儿，并把自己收集到的耿殿君的情况全部讲述给高吉良。老人一声不吭，就默默地看着窗外雪花，仿佛陷入了沉沉的回忆。直到天完全黑下来，老人还是一言未发。高吉良的沉默让张桂芳不知所措，只得起身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青年人找到了张桂芳所住的招待所。他是高吉良的侄子，登门便说：“我大爷说您是他老战友的闺女，咱回家住去！”原来，老人是担心张桂芳自认烈士子女是有所图，不敢贸然相认，最终打动老人的，正是张桂芳复述父亲的那句话：“让咱们的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能在书本上读到她老子的故事。” 当年的抗联战士多是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耿殿君一群人却经常以书本上的英雄人物为楷模。这句话就常常挂在他的嘴边。 张桂芳和高吉良的合影。 这一次，高吉良的话匣子打开了，谈了三天半，后来，张桂芳又去找他五六次。耿殿君在他的讲述中渐渐清晰起来。 像很多闯关东的人一样，耿殿君成年后的营生是在汤原县的一个金矿淘金。“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耿殿君所在的金矿也被日寇掠夺去。 而那时，高吉良已是汤原反日游击队的领导之一，经常潜入敌占区活动。他在1932年暗地动员耿殿君上山加入游击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1933年，经游击队队长夏云杰介绍，耿殿君加入中国共产党。 汤原反日游击队在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与日寇周旋、奋战，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第六军。耿殿君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曾先后任六军留守团团长、12团团长、教导团副官兼临时参谋长等职。 经高吉良介绍，张桂芳还在山东威海找到了一个叫李贵兰的人。耿殿君当留守团团长时，李贵兰是六军被服厂厂长，受耿殿君领导。李贵兰说，耿殿君打仗非常勇敢，工作也特好，为人随和，部队发新服装，他不要，穿旧的，大伙叫他“耿破烂”。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李贵兰被捕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救出。 李贵兰被捕是在1937年的下半年。其时，正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东北的广袤土地和丰富资源，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具战略地位，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抗联队伍让日寇如芒刺在背。 为了确保东北这一侵华后方基地，日本侵略者不惜动用大批兵力对东北抗联进行“讨伐”。抗联部队集中的伪三江省地区被日军列为重点“讨伐”区。日、伪军以五六万兵力，从1937年冬开始对这一地区实行大规模围攻，妄图“聚而歼之”。此后，东北抗联的斗争转入了极为艰苦的阶段。 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东北抗日联军第1、2、3路军主力部队先后开始了抗联历史上最悲壮的征程——西征。一路浴血，伤亡惨重。打到1938年，三路联军在松嫩平原会师时，东北抗联的兵力已经由3万余人锐减到不足万人。 耿殿君就是在西征出发前接到了第3路军军长李兆麟(当时化名张寿笺)委派的绝密任务——作为先遣队秘密潜入三肇地区。 据高吉良回忆，李兆麟布置此项任务时只有四个人在场，一是李本人，一是3路军政治部领导宋子文(音)，一是耿殿君，最后一个就是时任3路军联合办事处主任的高吉良。 李兆麟考虑向三肇地区派遣先遣队时，正是高吉良推荐了耿殿君。除了耿殿君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外，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耿殿君家住肇东后六撮房(今先进乡先进村)，岳父家在肇源小白家坟，对三肇地区极为熟悉，而且亲戚朋友多，便于开展活动。 鉴于日寇“讨伐”的严峻形势和三肇地区抗联活动的薄弱，李兆麟要求耿殿君不能暴露自己的抗联身份，而是让他以另一种更具隐蔽效果的形象示人——胡子。 三肇新“绺子” 白山黑水间的抗联战士。 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三肇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 “三肇”是肇源、肇州和肇东三地的统称，这一区域属于松嫩平原，其广袤、平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记者从哈尔滨乘车前往肇源，近200公里的行程中，道路几乎没有起伏，车窗外四下皆是一马平川。 对人数、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的东北抗联来说，这里绝不是与日寇拼杀的好战场。 肇源博物馆研究员孙栋梁说，为打击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还设计了保甲连坐制度和守望台制度。每隔15公里建一座25米高的高台，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正常人的视力范围可达十几公里远，白天看人，晚上看火。在这里，抗日武装战则无险可据，退则无处藏身。一旦暴露目标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松嫩平原是产粮大区，是在深山老林中衣食无着的抗联最迫切需要的后勤基地。 耿殿君领受的任务，一是要宣传抗日救国，秘密联络发展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另一个就是为抗联队伍提供后勤供应。 高吉良回忆，耿殿君率领的先遣队共有15人，其中栾志渊、郎树贞是北满省委委员，要到当地发展地下党组织。而另外13人则是耿殿君亲自挑选的，多为三肇人，他们成了三肇地区一个新“绺子”。 东北地区称土匪为“胡子”，一伙一伙的胡子就被称作绺子。 其实，三肇地区同样不适合大股的土匪活动。孙栋梁说，像《林海雪原》中威虎山那样的土匪窝子不太可能出现在三肇地区，这里连个小山包都少见，根本没有可供土匪占山为王之险山密林。但在日伪的统治盘剥下，物产丰饶的三肇地区也成了苦寒之地，有不少人迫于生计干起了盗抢，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绺子。名气比较大的有“天照应”、“青山好”、“老二哥”等。 每年的夏秋两季，松嫩平原上的作物长成了密不透风的青纱帐，成了土匪藏身、出没的好时机。而从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当地就对土匪剿除不力，更何况那时东北的统治者就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到了日伪时期，统治者对土匪的态度更为暧昧，很少动用武力剿灭土匪。于是，形成了一个土匪与日伪统治者“相安无事”乃至互相利用的局面。一些形成规模的土匪或被“招安”，或进入城镇坐大，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一方“诸侯”。 在这样的环境中，抗联的身份是绝不能暴露的，介于抗联和日伪军之间的另一种武装——土匪，就成了耿殿君先遣队最好的掩饰身份。 有枪，经常出门，行踪神秘，熟稔各绺子间的黑话切口……所有这些，在敌人和平常百姓看来，就与一般土匪无异。 只是，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恶名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背负一生。孙栋梁说，时至今日，肇源的一些老人在聊到当年的土匪时，还会报出“三省”、“五省”的名号。 “三省”就是耿殿君，“五省”则是他的亲弟弟耿殿臣。在三肇地区，这曾经是两个响当当的胡子名。而对整个西征先遣队13个人组成的“十三省”，却几乎没有人听说过。 高吉良对耿殿君的回忆到先遣队出发为止，先遣队在三肇地区的活动他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受组织委派，到三肇地区开展地下党组织活动，却因任务不同而再也没有见到过耿殿君。 不过，在见到高吉良之后，张桂芳终于找到了耿家的后人，也是机缘巧合，得以见到了另一位“十三省”的见证者。 代号“十三省” 耿殿君的老家肇东后六撮房在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先进村。耿家的后人一直生活在这里。 耿玉杰是耿殿君二哥的孙子，论起来该称张桂芳“老姑”。他告诉记者，自己爷爷那一辈总共兄弟五个，按家谱排下来应该是“继”字辈。家里人只知三爷叫耿继升，五爷叫耿继武，屯子里老人则称他们“耿三”、“耿五”，根本不知道耿殿君、耿殿臣之名。 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让张桂芳找到父亲的家就费尽了周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终于亲人相认。 事有凑巧，1991年张桂芳到耿家探亲时，耿玉杰到邻村帮工，遇到了一个叫孙玉昌的老人。老人一听说他是后六撮房老耿家的，马上眼前一亮，问他知不知道耿殿君，“那可是你们老耿家了不得的人物啊。” 此时，耿玉杰已经知道耿殿君就是自己的三爷，他马上领着老人去见张桂芳。 孙玉昌的哥哥孙玉亭，就是“十三省”之一。如果张桂芳能够早几年找到他，也许“十三省”的故事能够更为完整，只可惜老人已于1987年病逝，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十三省”。 而孙玉昌本人当年只有十三四岁年纪，当过耿殿君的联络员，是最后一位“十三省”的见证人。 孙玉昌现已年届九旬，因病瘫痪在床，已不能接受采访，张桂芳当年查证父亲资料时的一盘录音带，记录了老人对“十三省”的回忆。 潜入三肇地区后，先遣队先是到肇州永安村孙玉亭的家里落脚。在这里，他们举行了一个结义仪式。 既然要冒充土匪，就要神形兼备。十三个人写了磕头折子，拜了把兄弟，并给自己的绺子取了个名字叫“十三省”。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关于十三省的“省”究竟是读“醒”还是“省”并不能确定。在张桂芳调查到的情况中，读两个音的都有，包括孙玉昌在内的多数人还是将其读作“省”。不过，因为作“醒”之音时有“自省，觉醒”之意，更趋近于合理的解释，张桂芳和后来的电视剧编剧都采信此说。不过，张桂芳的老伴田根石说，伪满时期，东北被划为14个省，13个先遣队员以省为代号，对应沦陷国土，也未可知。这可能会是一个永久的未解之谜了。 孙玉昌讲，十三省的磕头折子本来存放在自己家里，后来怕被日本人搜到，哥哥孙玉亭就把它烧了。现在只有依据孙玉昌的记忆，得到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 13个人以长幼为序，从大省、二省一直排到十三省，而三省和十三省是这些人的头儿。 大省叫杜国文，当时已经40来岁，在肇州城里开了个大车店； 二省已经记不得名字，外号叫房大舌头，是个牵骆驼的江湖郎中； 三省耿继升(耿殿君)； 四省赵景海，外号赵二荒子，负责侦察； 五省耿继武(耿殿臣)； 八省乔亮； 九省孙玉亭，主要负责通信联络； 十三省董国荣。 其余六省、七省、十一省、十二省，孙玉昌已经记不起具体的名字，只记得其中有个叫艾青山的是“十三省”之一，但不知究竟是排行老几。 当时少不更事的孙玉昌看这些人磕头结拜只觉得好玩，和胡子一样。直到后来充当起耿殿君的联络员，董国荣才郑重地告诉他：“我们不是胡子，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 这次结拜仪式，很可能也是“十三省”最后一次聚齐。结拜之后，十三个人根据各自的使命，分散在三肇地区各自为战，或侦察情报、联络消息，或发展抗日武装。 这其中，真正拉起了绺子、形成队伍的，可能就是耿殿君兄弟，也就是后来名震一方的绺子“三省”。而“十三省”因为再没有作为整体形象出现，而不再为人所知。 为了斗争的需要，耿殿君兄弟搬到了其岳父家所在的肇源小白家坟居住。1939年张桂芳就出生在那里。这是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屯子，三面都是沼泽地，北面还有个一望无际的大苇塘，便于藏身隐蔽。 以此为中心，耿殿君通过“十三省”的联络协作，逐渐拉起了一支抗日的绺子，名号就是他在“十三省”的代号“三省”。 耿殿君拉起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孙玉昌说不清楚。即便在当时，恐怕也没几个人能说得清。 “三省”的绺子虽然是抗日的队伍，但在日伪统治区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其组织形式也与土匪非常类似，队伍的成员平时就是平头百姓，有行动时才会聚在一起，少则几人，多则数百。这其中，除了耿殿君秘密发动起来的抗日群众，还有不少他“收编”的真正的绺子。 由于担任过联络员，与耿殿君接触颇多，少年的孙玉昌对智勇双全的耿殿君满怀崇敬。几十年过去，敬佩之情仍溢于言表。在他的描述中，耿殿君颇有杨子荣般的传奇色彩。 要想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最快捷的办法其实就是收编土匪。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手里有枪。耿殿君经常孤身独闯土匪窝，动员他们抗日。 但是土匪并不一定接受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耿殿君必须要有真本事能够镇得住他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比枪。 孙玉昌说：“耿殿君能左右开弓使匣子枪，枪打得贼准，百步穿杨。哪个土匪也比不过他，都服他。” 直接让土匪武装加入抗联，他们未必从命，但是耿殿君用江湖办法拢住了一批大小绺子，一声招呼就能聚起上百人的队伍来。 而对外，耿殿君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抗联身份，而是通过“十三省”的联络，秘密地把这些武装力量组织成抗日救国会。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三肇地区抗日救国会发展很快，总人数大概能有数百人。 张桂芳曾经到小白家坟寻访父亲的事迹。只是与耿殿君同代的人多已作古，唯一健在的张桂芳的三舅母曾给她讲过这样一件事—— 由于抗日救国会的组成十分复杂，有一些土匪恶习难改。耿殿君给自己的绺子定了很多规矩，好像有什么“八抢八不抢”，大概就是不许对老百姓为非作歹。有一个叫胜元的，不但抢老百姓，还把一个新媳妇给糟蹋了。结果被耿殿君抓起来，拉到苇塘里毙了。 “三省”既然以绺子作掩护身份，自然要做一些绺子才做的事，不过，他们的目标是日伪、汉奸。当然，这些行动更为机密。其中，一次针对汉奸商号的“绑票”行动，因为“五省”的牺牲而被人们所知。 当时，在肇东有一个名叫“杂棉土”的商号，老板林锡山是一个大地主，与日伪关系密切，外号“林小鬼”。“三省”、“五省”带着绺子劫走了“杂棉土”的80头奶牛，然后通知林锡山用100万元（伪币）来赎。 未曾想，林锡山假意答应，暗地里却花钱买通了日本讨伐队和另一支土匪武装“红枪会”，悄悄地包围周岭窝棚“三省”所在的一个废弃大院，发动了突然袭击。 当地一个叫张福源的农民当时正在附近的田里干活，亲眼见到了那场惨烈的混战，孙玉昌对此战亦有所知。他们给张桂芳讲述过那场战斗。 当时日伪共有100多人包围了大院，从大门进攻。“三省”推倒了大院北面的一堵墙，部分人冲了出来。冲出后不久又杀了回来，营救被包围的同志，就这么杀了三进三出。而“五省”耿殿臣应该是在最后阻敌掩护，混战中被敌人用刺刀挑破了肚子。 此战，“三省”的绺子有六七个人被日伪打死。“五省”耿殿臣的头被红枪会用铡刀铡下来，挂到肇东城墙上示众。 此次战斗损失惨重，耿殿君随即展开反击。他以“为弟复仇”的名义联合了几支绺子，总共300多人的队伍，在肇州永安村后的一个乱葬岗子伏击了日伪“讨伐队”的车队，烧毁了四辆汽车，杀得鬼子尸横遍地，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三肇喋血 在三肇地区开展了一年多的工作之后，耿殿君又到小兴安岭的密林之中找到了部队，向时任抗联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李兆麟汇报了三肇地区的情况，并随队参加了此后的西征。途中，被任命为抗联教导团副官兼临时参谋长。 西征结束后，1939年初，耿殿君再次秘密潜回三肇地区。这一次，他是为正规的抗联部队打前站。此后不久，由戴鸿宾、徐泽民等领导的第12支队来到肇源地区发动游击战。由于耿殿君前期的准备工作，抗联12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很快由几十人成长到300余人。 而耿殿君是12支队的后勤处长，仍然以土匪的身份作掩护，与日本侵略者打起了游击。 耿殿君游走于代号“三省”和真名之间。敌人只知抗联游击队有个骁勇善战的耿殿君，却不晓得此人就是名震一方的“三省”。 在三肇期间，抗联12支队与日伪军打了大小十几仗，战果颇丰。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9)》中写道： 其中活动最频繁的是冯治纲、姜福荣、耿殿君、王明贵等匪团，他们奇妙地运用游击战术，适当及时地离合聚散，奔走纵横数百里，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并大胆地在“九·一八”纪念日当天袭击了讷河县城；又在11月3日攻击了宁嫩线鹤山车站、北黑线小兴安车站，其它像袭击克山县西城镇，占领警察分驻所，解除军警武装，袭击金融合作社，杀死日本人，夺走万余元现金的罪行，其凶恶残暴，无言可喻，已登峰造极达到顶点。 日寇的哀叹和咒骂是抗联取得胜利的明证，但他们说抗联游击队此时已经“登峰造极达到了顶点”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随后的 一段日子里，那些被他们恶毒咒骂的游击队又干下了一连串令他们更为头疼的事来。 1940年11月6日，抗联12支队一举攻克肇源县城，整个东北都为之震动。抗联战士击毙肇源警务股长等9名日本侵略者，击伤、俘虏日伪军5人，缴获步枪271支、手枪46支、轻机枪2挺、驳壳枪3支、步枪子弹3万发、手枪子弹600发、马50匹、卡车2辆等一大批军用物资。 在军史中，对此战有详细记载，但没有提到耿殿君的名字。然而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耿殿君确实率队参与了攻克肇源的战斗。 12支队攻克肇源的胜利，招致了日伪军队的疯狂报复。 日伪当局制定“三肇地区治安肃正计划”，调集日伪军警宪特，大肆逮捕和屠杀抗日武装人员和爱国群众。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的9个救国会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地下党员、抗联战士、爱国人士及无辜群众300余人遭逮捕、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 “十三省”亦受牵连，惨遭荼毒。现在还不能确定在“十三省”中座次的艾青山，那时是12支队的一名中队长，在肇州执行秘密任务时被日军抓捕，后在肇州城门口被残忍地活活烧死。 肇源县警佐齐雪堂和商会会长胡玉民，都是“十三省”发展的抗日人士，在此期间被日本抓捕，与近百名抗联战士、无辜群众一起用铁丝拴成一串，投入松花江的冰窟窿里淹死。 “大省”杜国文也是牺牲于这一时期，史料中未有记载，但孙玉昌记得，杜国文牺牲的原因是藏了200支枪，被特务发现后告密。这200支枪应该就是攻克肇源之后的战利品。 1941年4月，耿殿君得知杜国文牺牲的消息，他派“四省”赵景海去肇源打探情况，可半路上，赵景海就被特务发现，匆忙逃跑，一直跑到小白家坟耿殿君的家。耿殿君和妻子焦淑清就把他藏到了灶台下。 日伪军追踪来到了小白家坟，他们没有搜出赵景海，就开始逐家审问。 对当时的情景，焦淑清有着深刻的记忆，她在张桂芳成年后曾详细讲述整个过程。耿殿君把怀抱幼女的焦淑清挡在身后，一人应付日伪的盘查。 耿殿君告诉他们，人已经跑了，好像把枪藏在了草垛中。焦淑清后来说，鬼子搜了几个草垛也没找到，还是耿殿君找出来交给他们的。那两把手枪实际上是耿殿君的，满以为鬼子搜到了枪就完事，用枪换来几条人命。没想到鬼子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把耿殿君和枪一起带走了。 张桂芳的老伴田根石说，耿殿君以胡子的面目出现在三肇地区时，在各个方面曾广交朋友。据说他曾经被伪警察抓过几次，但每次花钱、托人，总能安然无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