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艾伦·沃尔夫，美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宗教与美国公共生活布瓦西研究中心主任，现居于麻省布鲁克莱恩。沃尔夫教授是《新共和》、《威尔逊季刊》和《天下》等杂志的特约编辑，还经常为《大众福利》、《纽约时报》、《哈泼斯》、《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写稿。被美国评论家们誉为“自由主义最后最忠实的孩子”。 书籍摘录：第一章 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节选） 自由主义全景 有三种界定自由主义的方式流传给我们。一种强调实质，第二种强调程序，第三种强调性情。 自由主义核心的实质性原则如下：尽可能多的人，对其生活将要采取的方向，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表达成这种形式，自由主义一如洛克时代那样，既忠于自由也忠于平等。问题是那些词语在现代政治生活的条件下表示什么意思。
关于自由，自由主义者希望个人拥有杰斐逊希望他的国家拥有的东西：独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依附如同残废。人人都有心有身，自由主义者相信，这二者都应当自由地施展其全部能力：心之施展经由允许每个人开发其智能的开放社会，身之施展经由保障个人的充分经济安全以便他们不因基本生活之需而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社会。当我们除了接受别人施加于我们的权力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自行思考，困在类似于为苟活而无尽斗争的那种生存状态中，不能规划未来，也不能享有基本的人类尊严。自主的生活因而是最好的生活。我们具有掌控我们自身命运的潜能，从而也对实现那一潜能负有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包括人们信奉他们认为合适的宗教的权利，为他们赞成的事业呐喊和集会的权利，较大程度地控制他们私生活的权利。取消这些个人权利（试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宗教或无宗教是强迫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经济活动受政府指挥或控制，谁也不被许可集体地组织起来进行讨价还价以便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你就有了一个只能称之为反自由的政治体制，无论它是后仰靠向绝对君主制，还是前仆靠向什么社会主义乌托邦。 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核心承诺，并不意味着它拒不接纳权威的存在，包括从超自然力量或政府权力衍生而来的权威。相反，洛克是个宗教信徒和自然法的倡导者；杰斐逊等美国主要开国者都是忧虑个人自利的腐蚀作用的共和美德理论家； 18 世纪别开生面的哲学家康德穷毕生之力推演出以服从普遍道德命令为基础的一种哲学。自由主义者不会拟想英勇的艾因·兰德坚定分子的一个世界，他们不肯向他人的意见甚或他人的存在稍屈其宁折不弯的意志。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生活在一个安排好的世界里，它必须限制人们随时做他们想做的随便什么事情的那种能力；这点上他们像极了保守主义者。不过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限制不是人们无由控制的权威所强加的，或是他们影响不了的传统所形塑的；它们其实是被人们自己通过某种同意或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没有相互依存，独立不可能存在。一旦我们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就需要社会的存在。  来自：亚马逊 这样执意突出社会性（the social）的重要性，常常为人忽视，但它不能也不该被忽视。“人不是生而自由；他们是靠社会和国家才变得自由，社会和国家在限制个人要求的同时，实际上将一种有效力的承认和批准授予了这些要求，将它们从朝不保夕的事实提升为可以自信地主张其实现的权利，”意大利的一位欧洲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在1927年这么写道。“那是个人拿自然自由的不确定性换取公民自由时赚得的真正收益。”或者如纽约市立大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克斯那样，在更美国化的语境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社会是启蒙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发现。他们深信，前辈们认作“自然的”或“神定的”大多数事物，事实上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这让他们觉得精神解放了。家庭、政治制度乃至经济，就像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的（也像我们会说的），都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人首先是社会生物。他们生下来是一张白板，因而是他们的养育和环境的产物。要想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自由自在地活动，人人都得——哎哟——被社会化。如果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塑造他们的各种社会机构必须构建起来，好生产每个社会所需的那种个人。 平等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目标。自由主义者不满于只有某些人——这里是贵族阶级的成员，那里是商业精英的代表——有机会决定他们将如何生活。他们相信平等，但平等不是自为目的；极端的平等主义更多牵连到社会主义传统而非自由主义传统。毋宁说，自由主义者相信，按自己的主张过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自由，假如社会的组织方式否认了大量的人有可能某一天实现该目标的话，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独立对少数人是好东西，那它对多数人也应是好东西。社会当中有多少实际的平等，社会之间是彼此有别的，我们可以设想不同平等程度的不同类型自由社会。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它封死了人们实现自身全部才能的机会，抑或放任顽固的不平等去窒息它最不走运的成员发展那些才能的心愿，它就算不得自由社会。 我们时常听说，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彼此矛盾。每当我向保守主义的听众讲话的时候，我就当真听到了：他们立即想知道，你所谈的是哪种自由主义，“古典”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依这个说法，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涉及尊重私有财产，允许个人追逐他们确定属于自我利益的东西，政府在这决定中不横加干预。亚当·斯密，这位在杰斐逊写就《独立宣言》之年发表《国富论》的苏格兰道德家，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卓越的哲学家；他的许多信徒们坚持说，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是撒切尔夫人或里根的拥护者，后面这两位领袖人物被人唤作保守主义者，但最好说成是自由至上论者，或自由市场的提倡者。自由至上论者，凭借20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所做的一个区分来说，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这种自由的关键原则不难把握：其中之一认为，自由在于无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另一条认为，当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我的成功归于我自身的努力，我的失败也是我自承其咎。 
对这样想的那些人来说，古典自由主义因其将自由居首，与自由主义在20世纪所采取的形式有天壤之别，后者主张平等首位。现代自由主义通过伯林所称的“积极”自由观允诺了平等：我只是不受干涉还不够，我也须有能力实现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如果这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那么现代自由主义者准备接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便给予众多的人以掌控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将那种感觉给予少数人。积极自由观认为人不应被简化成他们的激情甚或利益。他们是为了比利得和花费更高尚的目的感而活的，应当能够借由他们自身的集体努力在此时此地实现那些理想。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翘楚， 20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最可代表现代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为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和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它们旨在缓和商业周期的起落。虽然凯恩斯被培养成一名经济学家，但在他那行业里是个异类，相信经济问题不那么有趣；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法门制造更大的丰裕（他相信我们借政府之助办得到），人们就可以把注意力导向更值得做的事务。 以赛亚·伯林被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幽灵吓坏了，他把它解释成强制性政府违逆人们的意志将某种更高目标硬加给他们的一种尝试，所以他辩称，我们必须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选择其一：“凡事都是它之所是：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平或正义或文化，或人类幸福或良心安宁。”要是伯林和受他启发的那些人是对的，那么自由主义实质上同时支持自由和平等的努力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在政治上不稳定，总是可能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 不过古典的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几乎不像执意区分它们的那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泾渭分明。事实上一个是从另一个中（若非逻辑地，则必定是社会地）推演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性承诺不可不放在它们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在 18 世纪，依附性是受封建主义的遗产滋育而成的，那些遗产使个人屈服于他们假定的尊贵者，而且考虑到旧制度僵硬的地位类别，它们同时造成了让地位较低的人简直不可能克服其依附性的社会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自主和平等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运转双双得到促进，因为市场为个人提供了逃脱捆绑他们的约束关系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机会去改善他们的处境。 
在晚近的时代里，两相对照，当人们太穷或者老是成为不公歧视的对象，以致发展不了充分自主的时候，依附就产生了。 18 世纪的观念说，人们的命运由于社会的存在而交织在一起；在 20 世纪，这种观念转变成如此信念：如果有必要让社会性这个概念变得具体，政府就不能不被请出来；此外别无良法，可以叫已经过上独立生活的人履行对没有过上独立生活的人相助一臂的义务。这个解决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正如我在本书稍后将会论证的那样，仰仗政府妨害了所有现代政治世界观的一致性。但是久经检验的自由主义命题是，不管运用公共政策来应对不平等造成了何许依附性，在个人流动、身心能力的发展、种族和性别平等方面所附随的收益，都远远超过它们。这就是为何斯密和凯恩斯实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虽然斯密在18世纪著书反对国家的商业调控，而凯恩斯在 20 世纪著书支持那么做。他们的分歧在于众多的个人用什么手段才能实现对他们生活的掌控，不在于他们该不该掌控。 21 世纪的斯密主义者可不是这样。今天倡导斯密昨天倡导过的东西，即不受国家调控的自由市场，是在培植更大而非更小的依附，更少而非更多的平等。这也不是说始终如此；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对市场的依赖能够并确实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人类潜能，那种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助于更大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采取了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形态，这种情况下，把政府从市场赶出去，不会让许多人变成企业家从而得以设定将要引领他们生活的种种规矩，反倒让公司削弱它们对雇员的义务因而使他们更依赖于市场的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它增大了贫富差距，就算穷人改善了他们的状况（他们并不总是做得到），与他们周围发生的其他改善相比，他们的改善之路也是极不公平的。它忽略雇主或其他当权者喜欢跟自己相像的人超过相异的人这种倾向性，由此认可了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偏见，它们阻碍了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发掘其全部潜能。降低人们的真实收入，提高他们的失业恐惧，把他们置于意外事故的更大风险中，威胁取消医疗保健，减少他们所得收入相对于社会最富裕者的比例，听任他们的天赋因为种族和性别这类全然任意的理由被埋没，让他们在晚年变得愈加依附：你这样子不会给予人们对他们生活的更多掌控。 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实质性承诺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它们意在保卫特定的一些目标，抗御要么反对这些目标要么给它们指派低优先性的其他政治立场。在18世纪，自由主义的敌人是保护种姓制度的人，在那一制度里，有利的出生给了一小撮人独享的优势。在 21 世纪，自由主义站在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后者替不平等机会的等级制辩解；对抗各种形式的自由至上主义，它们赋予大公司太多权力，于是赋予老百姓太少权力；也对抗阴魂不散的各种社会主义遗产，它们在决心获致更大平等时肆意践踏个人权利。自由主义就其实质涵义来说是有偏见的也是有党见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必须作为它们的代言人组织起来，影响公众舆论以达成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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