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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临川县志整理说明

 弯弯的河东湾 2017-08-17

同治临川县志整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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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建县,始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96年),历史悠久,修志源远流长,计自南北朝到民国,先后编修过18次县志。其中,南北朝1次,唐2次,宋6次,明3次,清5次,民国时期1次。明以前所修志书,多散失无存。民国时期所修县志未成书,仅存志稿九册和《采访随录》三十本。清代所修5部县志,均完好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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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北朝刘宋元嘉元年(424年),临川太守荀伯子采集当地山川、物产、风土、民情等资料,荟精集要,编有《临川记》6卷,为该县修志之始。此书久失传,内容散见《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
唐初,该县修志工作缓慢。终唐时期,全县只修成2部记载人物、胜迹的专志,一为《临川圣贤名迹传》,全书3卷,撰者佚名,其书不传;二为《临川名贤传》,全书3卷,由甘伯宗编纂,书亦不传,其内容见《宋史·艺文志》。
宋初,李政壁作有《临汝闲书》50卷,邑人汪大经作《临川耆旧传》,徐天麟编有《临川志》,此3部志书均失传。
宋淳熙二年(1175),知县赵善誉独具匠心,博采众书,分卷立目,编成《临川县志》。赵善誉,字静之,宋宗室、乾道中度礼部第一,淳熙二年以承奉郎知临川县。惜此书佚。《永乐大典》驉用了该志五条内容。
宋嘉定四年(1211),知县屠雷发主修、徐天麟纂修《临川县志》成书。屠雷发,嘉定四年任临川知县。徐天麟,字仲祥,临江人,开禧进士,任抚州教授,历官通判惠潭二州,权知英德府。著有《两汉会要》《汉兵本末》《西汉地理书》《山经》等。元人吴宝翁《罗山志补》序中曾提及此事,吴序云:“馨沼罗公作《罗山志》,成于茂陵嘉定之三年……后一年,郡博士徐公天麟修《临川郡志》,规模次第,一仿《罗山》。”此“郡”字系衍文。实为县志。
景定五年(126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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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翁、周彦约承先续后,再次增修、编纂《临川县志》35 卷,内容较详,体例渐备,较之以前诸志大有改观。
明崇祯年间,县人傅占衡“慨县志之久疏,感教化之任重”,以洪武刻本为基础,拾遗补缺,编纂《临川记》30卷。傅占衡,字叔平,诸生。清康熙二十七年府志卷二十二《人物考·文苑》载傅氏“尝依郡志作《临川记》三十卷,文质灿然,亦《洛阳风土》《襄阳耆旧》之遗也”。
清朝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编纂《一统志》的推动下,《临川县志》编纂进入隆盛时期,先后编纂5次《临川县志》。
第一次为康熙十九年(1680),由知县胡亦堂创修。胡亦堂,号二斋,慈溪举人,康熙六年任临川知县。是役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告成于次年二月。系清修临川县志最早本,共分30目,1卷1目。胡氏此修,所见未广,而“自称创修”,李绂讥之“旧闻佚典不备者宜其多矣”。且胡氏多取明傅占衡《临川记》,“而原书未还,志中引用,又不加分别,傅书遂亡,学者颇以为恨”。又胡志记载,多有漏失,为李绂所指:“胡志于疆域,止据今所辖”;胡志山川乡里,“依府志粗举梗概”;“胡志户口赋役,只从今册”,凡此沿革不明,原委莫辨。又胡志所载人物,疏缺亦甚,乾隆县志多有增补。据李绂序称,乾隆志于“忠孝、节义、儒林、文苑、增二百余人”又增“诗文有关县故者,近三百篇”。人物,几占全书篇幅一半,计有官师、良吏、科甲、明经、名臣、贤臣、理学、名贤、忠烈、文苑、武节、笃行、隐逸、阃行、仙释、侨寓等巧目,反映了“才子之乡”人才济济的史实,对以后志书编纂影响极大。有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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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为乾隆五年(1740),李廷友修、李绂纂《临川县志》49卷。李廷友,字燮庵,江南娄县(今上海松江)人,举人,雍正六年(1728)任临川县知县。李绂,字巨来,号穆堂,临川荣山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全省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先后出任吏部、户部、兵部、工部侍郎等。是志始修于乾隆四年(1739)秋,次年付梓。李绂以为“作一邑之志,而旧志全无睹”,实胡志之弊,因“据《永乐大典》中所引宋淳熙、嘉定二志,并搜寻苟柏子《临川记》等散见于《寰宇记》诸书之遗文,以溯其原;又博采近代以补其缺”。如李绂序所称:“胡志疆域,止据今所辖;而今志自汉以来,创为七图。胡志山川乡里并依旧志,粗举梗概;今山川由原及委,条分而缕析,都图则备列里名,详述古迹。胡志户口赋役,只从今册;今稽自唐宋元明以来,详纪因革,又于名宦乡贤,亦加考定”。其于人物之忠孝节义、儒林文苑及有关县故之诗文增益尤多。又新设封爵、宸翰二门,“以增邦国之重”。全书凡四十九卷,分十八门,约57.6万字。卷帙倍广于胡志,记载愈加翔实。重点人物、艺文、选举3门。宋代王安石及其兄弟、晏殊父子,明代汤显祖等的生平、政绩、文章均有详细介绍。荆国公父子辩奸录,考据精确。将王羲之、曾巩三兄弟按其出生地舆居住地,均列入乡贤,即为一家之说,也是珍贵史料。又李绂以此志“犹未极致”,拟日后广加搜辑,作《临川志补》,以附斯编之后。《临川志补》,未见后志著录,成书与否不得而知,兹不著录,特附说于此;又嘉庆二十年,知县秦沆“捐赀补刊李志残缺板片”。此本今未见。
第三次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秦沆纂修。秦沆,字筠谷,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人,监生,嘉庆十一年任临川县知县。志始修于嘉庆十一年(1806),成于嘉庆二十四年。全书分12门2目,约9.5万字。是志仅载前志之未备及乾隆至嘉庆70年间的变化情况,未变者不录,是研究临川县乾隆至嘉庆70年间历史的重要资料。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未见。后秦沆又“发箧笥所藏,汇之成帙,名曰《临川闻见录》”“只载前志(按指乾隆五年李志)所未备者”,其类目则多仍李志。至二十四年,秦氏擢官去,邑人士又以近三四事增入,重为梓刻,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增修刻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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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为道光三年(1823)。由刘绳武、姜铨修,纪大奎等纂。刘绳武,字善堂,四川灌县人,举人,道光二年(1822)任临川县知县。姜铨,浙江会稽人,监生,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元年任临川知县,道光二年回任。大奎,字向辰,号慎斋,江西临川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乾隆四十四年中举,曾任四川省什邡县知县,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府。是志始修于道光二年(1822) ,次年付梓。全书分32门73目,约61.9万字。门类众多,内容详实。学校门记载的著名书院12所,修校自宋至清凡56次;选举门记载自宋至清该县荐辟90人次,文武进士655人次;人物门记载历代名臣24人,理学家8人,儒林51人;艺文门分经、史、子、集、诗赋、诗话、杂著、医书、佛道9个方面列举著述470余种;另记述王荆公故宅、晏元献故居、玉名亭、玉名堂等知名古迹125处,对古迹的开发与保护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五次为同治年间。修志情况的论述见后。这里我还要着重提一下民国时期所编纂的临川县志。民国三十年(1941年),本县有修志之举,由陈元慎任县志局局长兼总纂,主纂辑事。陈元慎(1882~1952),字云程,号祗堂,临川罗针乡栋坪村人。举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北京高等巡警学堂学习。毕业后,调黑龙江,历任知县、呼兰府知府、巴彦州知州。1914年调浙江,任省长公署秘书。次年8月,任嵊县知事兼警察所长。就任时,县商会照例向陈赠送银元数千元作见面礼,他将此巨款转赠给慈善堂,自己不留分文。1916年,陈元慎辞官归里,于家兴办“笃竹书院”,并致力于史学研究。他乐善好施,每逢水旱灾害,均开仓济贫,并拨出14亩良田赠给本村7个孤独户。还研习医学,自带中药,为乡民免费治病,受到乡民称赞。1923年,其师黄维翰《黑水先民传》撰成付印,陈元慎负责校勘,并为之作跋。1943年,任临川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敢于代表民意抨击时弊,揭露县长陈其昌利用职权、贪污公款的丑行,深为县人推崇。著有《太平天国大事年表》《诗集》《文集》各1本、《德思齐录》4本、《农田水利有益无害辨》《教育英才专责其成辨》等。本次修志历时六载,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志局解散时尚未成书,只留下志稿九册和《采访随录》三十本,但所收资料仍保留至今。
(二)
同治《临川县志》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故而列为旧志整理对象。该志临川县知事童范俨倡修,陈庆龄总纂。童范俨,字桂丞,湖北黄冈举人,同治六年任临川知县。陈庆龄,号述斋,本邑举人,曾任会昌县儒学教谕。该志的修纂原因和过程,童范俨在序说:“适中丞刘大尊许有纂修省志郡志之举,并饬下各州县一体兴修,克期蒇事,勿稍延余用是益奋然,集各乡耆宿名儒,定计者数目,相与开局程工,维时监修者广大蒋君云、孙君敬亭,分修者前任会昌县教谕保举知县陈述斋……乃自夏徂冬,不数月,稿已脱,余披览一过……”同治《临川县志》是因而府志的纂修势所必然。在知事童范俨的组织安排下,先后用时不足一年于同治九年(1870)刻印,可谓神速。
同治《临川县志》,全志五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约12万字。刻本存江西省图书馆、临川县图书馆。其目录为:地理志含星野、疆域、沿革、山川、水利、梁津、古迹、风俗、物产、祥异10门;建置志含城池、坛庙、公廨、寺观4门;食货志含田赋、户口、仓储、漕运、驿盐5门;学校志含学官、学志、书院3门;职官志含文职、武职、名宦3门;武备志含兵志、武事2门;选举志含进士、乡举、仕籍、荐辟、封荫5门;人物志含名宦、宦业、理学、儒林、文苑、忠义、孝友、善士、隐逸、寓贤、方伎、烈女12门;艺文志含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别部、金石、文微7门;杂类志含仙释、茔墓、轶事3门。
该志篇目颇显庞杂,无纲统率,彼此各自孤立,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此种图经式体裁,早在南宋时已为不少方志学家所摒弃,而后抱残守阙如该志体裁者仍不少见。该志修纂用时极短,属粗制滥造,以量求胜。许应序云:本志“义例张举,多本李(绂)、纪(大奎)二公之旧,而渐有损益。其纪事之严明,属辞之简要,实循循于宋、元诸先辈之法度而不苟为言”。不过,该志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它不是旧县志的续修,不是断代志,而是完修,通志,且大量吸收了历代县志的内容。上限起自临川建城,下限止于同治九年(1870),横跨一千七百多年,可谓内容丰富,对我们今天研究临川历史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在补其所无、续其所缺方面,尚有成绩。兵制、漕运、驿盐皆为一县大事,旧志未载,此志一一为之补缀;职官、选举皆续至修志前夕。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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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治《临川县志》于同治九年(1870年)刊行,其印刷数量不得而知。从今天的存书情况分析,初刊印量不多。此后,长期没有县志的续编。到了70余年后的民国三十年(1941年),陈元慎修志未竞。再到1993年11月新编138万字的《临川县志》定稿公开出版发行,时间间隔达123年。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同治《临川县志》有印刷模糊、装订错页、串页现象,加之补刻效果不佳,印刷成书后多有模糊不清之处,从而为今天的整理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
同治《临川县志》的整理工作陆陆续续经过了二十多年,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95年夏季开始,因修纂《七里岗乡志》的需要,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历时3年,完成了同治《临川县志》的初步整理。手写整理初稿完成后,由于工作单位的变换、搬家和电脑不普及等种种原因,原稿基本上散失。时隔20年后的2015年,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再次对同治《临川县志》进行整理。这是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我认真核对原著,购买了台湾成本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嘉庆22年刊本《临川县志续志十二卷》、康熙19年刊本《临川县志三十卷》,将好友送给我的道光三年刊本《临川县志三十卷》打印成册,最后又到江西省图书馆核对珍藏的同治刊本,四个版本相互对应,弥补了一些遗漏缺失之处,解决了大量的字迹模糊和异体字、冷僻字、罕用字使用等问题。先后经过三年的时间,最终完成。
同治《临川县志》的整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标点断句。为便于今人阅读,对府志逐段逐句进行了标点断句。断句是根据原志书的内容,该断则断,按照句义合理使用标点符号,并根据文义、内容酌情划分段落。标点符号的使用依据国家的规范要求。
(二)纠错。主要是对个别错字予以纠正。对于古人惯用的异体字、冷僻字、罕用字本着宜于今人阅读的原则,斟酌加以处理,尽量尊重原著,照顾规范,不一定全改动。
(三)用简化字。为便于今人阅读,原则上采用国家颁布的统一简化字,对有特殊字义的字,为避免意思改变,则予以保留。
(四)注解。原则上不作批注,如遇特殊情况,则加以说明,并加括号予以区分。
(五)年代。府志中一律是朝代纪年及干支纪年。为便于今人阅读,整理中在年代之后括注公元纪年;对多次出现的同一年份,则不重复加注。
(六)行文。对原书中的行文方式,如抬头、空格等,原则上废弃,采用现代行文方式。
(七)留空白。因原书多处墨迹不清,无法辨认,又不宜妄加揣度。故依据字数,相应留下空白 (格);缺字多的,则注明所缺字数。
(八)对于字号用法、版面格式等,均依照当前的规范用法和格式。为便于今人阅读,凡标题均采用大号字;随文的小标题,大多采用了醒目的黑体字;对于附在文中但又不属于正文的内容,大多采用楷体字或加注括号。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对同治《临川县志》的整理,本着以利今人阅读为原则,主要在形式上加以整理,而对具体内容基本上未作注释和改动。由于该志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立场、观点和内容取舍未免带有时代烙印。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加以理解和吸取,从而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
同治《临川县志》的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要求细致的工作。由于原书差错和当时排版印刷技术方面的问题,加之校订整理者水平有限,以一已之私力,精力、能力不足,难免会有缺点错误之处。诚望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批评意见;衷心恳请热忱志书的行家里手,或者是深谙历史的大方之家和对临川文化研究大家,对志书中的错误和空缺内容告之我,以备将来有机会进一步修订,努力做到有利当今,无愧后世。
江西抚州市政协文史馆馆员、临川文化协会副主席、临川后学 万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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