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汉阳县识》编撰过程，汉阳柏泉三甲张氏家族资料里、老人记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清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又说六年丁卯1867年），汉阳县府开始编修县志，张敬亭（讳行简公）被聘为编修分纂，后因候选国子监学正赴京而未终其事。  张敬亭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编篆《汉阳县识》时，距上次黄县令组织修篆《汉阳县志》仅时隔一十六年，上次修篆《汉阳县志》时间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一部《县志》的修篆如此地频繁，而且在时间上，又相距得如此之近，这在我国，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属一种鲜为能见奇异的修志现象。 《汉阳县志》原修于乾隆十三年(1748)，由县令刘嗣孔负责组织编撰。嘉庆二十三年(1818)县令裘行恕又续修，嗣后数十年未曾修辑。同治四年(1865)黄式度莅任，相议续修，延王柏心为总纂，历二年移任蕲州。王廷桢继任，书成。同治七年(1868)刻印。  新修撰的《汉阳县志》共二十八卷。分二十八类，于《前志》门类稍加合并，间有变更。将《前志》疆域、形势合并，城市集镇依次附列；因《前志》城池类收录太隘，嘉庆以来岁增营缮，此《汉阳县志》更易为营建，自城池以外，凡修举均可附入，所包甚广。风俗、物产，此志合而为一，易名风土，遵周孝侯《风土记》之义。艺文类，此编撰取前代名篇，分缀各门，近人诸作荟为艺文一类，以示区别。所载篇章，以古赋置前，杂文次之，用昭明文选例。此《志》分门析类，多沿《前志》，其关于重大者，勘酌损益，谓知体要......  张敬亭在《汉阳县识》卷首中概述道：“《汉阳县志》略三卷，录七卷，通为十卷。地理略一卷、营建略二卷、人物略三卷曰地理、曰营建、曰人物、附七卷曰典录、曰祀录、曰名录、曰图录、曰文录、曰簿录、曰杂录通为十卷，撮各志之大要，以所见闻操置案头私作记事珠耳。卷四（遵录朝贺、祭祀诸典。待刊），祀录卷五、（录名宦、乡贤、忠义、节孝、忠节诸祠祀位。待校刊），名录卷六（录历任官师、历年科第仕宦。待校刊），图录卷七（录县境、县治、祀庙、公廨、公产、堤垸诸图。待查绘），文录卷八、薄录卷九（录钱粮、报销、官款、公款、地方利弊、立案文牍。待查刊），杂录卷十（待刊）。撮各旧志之大要，参以所见闻、抄置案头、私作记事珠耳，故不敢仍'志’名，而易为'识’识者，县人张行简。”  光绪十年坎坷本仅有地理略卷一、营建略卷二、人物略卷三和文录卷八，其典录卷四、祀录卷五、名录卷六、杂录卷十均已编篆成册，只是“待刊”或“待校刊”，仅图录卷七、簿录卷九位完稿。可惜成稿者未刊，功亏一篑，足见“民修”《县志》之难。尽管如此，其所刊部分，对于旧资料取舍得当，叙事简略，以后世修志及研究地方史者所推崇。  光绪十年（1884），独自编纂印行《汉阳县识》，知县濮文昶在《汉阳县识·序》中称其：“......以邑人谈邑事，易于传信。括以《三略》，附以《七錄》，若网若纲，要而不繁，简而不漏。使在官者手一编，即可知山川人物之要。而后之修志，乘者亦可据以，为修饰润色之资固，不仅案头记事用也。昶既自愧居官之无状，而深幸儒三（光绪二十年三修《张氏家谱》：张行简字敬亭号腴珊）孝廉之计虑远也，固不辞而为之叙。光绪癸未（1883年）友生溧水濮文昶”由此可见县令蒲文昶，对张敬亭编撰《汉阳县识》评价之高非同一般。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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