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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万历甲申刻本《富平县志》，为富平建制以来首部县志，是明代陕西八大名志之一，极具文史价值和学术地位。迄今国内流传于世的仅有清乾隆间重刻本，明刻本真迹几近绝迹。本文谨从明刻本《富平县志》发现始末、志书成稿过程、作者生平及文风特点做以初步探究。 一、明刻本《富平县志》面世，填补了陕西文史资料空白 富平位于陕西关中北部，古属京畿之邑。然自秦汉以来，至元代之前，富平（含古频阳）概无县志。明万历十二年（1584），岁在甲申，富平建制以来的第一部《富平县志》，正式刊印成书。由时任富平知县刘兑（保定府新安县人）倡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保定巡抚孙丕扬（富平流曲人）主纂。该志通篇结构严谨独特，行文精炼流畅，主旨厚德重孝扬善，论评中肯朴实恰当，用词精准言简意赅，颇具《史记》风范，史称《孙志》，是为明代“陕西八大名志”之一。然明代刻本国内早已失传，其真实面目世人不得而知。迄今流传于世的明代《富平县志》，皆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时任知县吴六鳌重刻本，其中不乏谬误之处。寻觅明万历甲申刻本《富平县志》，恢复文化遗存，是地域文史工作者多年的夙愿。 2015年五月，我回富平探家，原富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惠志刚老师和县文化局董副局长，特意登门约见，言及寻找明刻本《富平县志》，对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十分必要。此后分头于陕西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各处检索查询，所获皆为清乾隆间重刻本《富平县志》。笔者查阅互联网，得悉美国哈佛大学或有明刻本《富平县志》，遂求助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王万军博士（陕西富平籍学者）。王博士是笔者的中学同学，他对此颇为热心。是年九月，王博士与侄女王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費尽周折，终于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了明刻本《富平县志》。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创建于1928年，由美国霍尔基金资助，初名为“汉和图书馆”， 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历任馆长均为中国人。哈佛大学收藏中文古籍，始于清光绪五年（1879）。由此推测，明刻本《富平县志》收藏时间，似应在1879年至1930年之间。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管理人员捧出一个藏书封包，正面贴着一张白纸标签，首行写着“391”，疑似封包编号。其下依次横排用中英文书写着： 萬暦富平縣志 Wan-li 萬暦如皋縣志 Wan-li 萬暦淄川縣志 Wan-li 萬暦胙城縣志 Wan-li 作为馆藏古籍图书孤本，馆方自然不会随意打开。随后提供了微缩胶片翻印的PDF格式文档，王博士通过“云邮箱“发了过来。笔者打开PDF文档，首页顶格横写“no.801”；正中间用毛笔楷体竖写“萬暦富平縣志”；下端疑似用钢笔横排书写着“no.801/萬暦富平縣志十卷/劉兌孫丕揚(明)籑修/ 明萬暦間刻本/ 九行二十字(203×143)/二冊”。 明刻本《富平县志》为毛笔手书楷体刻板，正反面印刷，页面尺寸为203×143，每页竖排九行，大部分页面字迹清晰可辨。现存130页共33500余字，分为图考、地理志、建制志、祠祀志、官守传、乡彦传、选举志、田赋志、习俗志、沟洫志共十卷。卷首仅存刘兑叙尾篇，卷尾有张正化、张执撰“志後叙”。经笔者对个别页面缺损字比照乾隆重刻本补缺后，目前仍有34个字模糊难辨，空缺27个字。 明刻本《富平县志》的面世，实属近年文史研究的重大发现！这无疑是富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不仅填补了富平乃至陕西省文史资料的空白，而且为后来的地域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具体的资料范本！ 二、孙丕扬位居朝廷重臣，秉笔撰志高屋建瓴 明万历甲申刻本《富平县志》，主撰孙丕扬（1531—1614），字叔孝，号立山，陕西富平县流曲镇南街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丙辰科殿试三甲进士，时年25岁，初授行人，后迁御史。历任大理寺右寺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各府、应天府尹、大理寺卿、户部右侍郎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位居朝廷一品重臣，考满加封太子少保。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三朝元老、赐进士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孙丕扬逝世，享年83岁，诏命“如例赠祭葬”，赠太子太保，葬流曲城北。天启初年，谥恭介。孙丕扬一生在朝为官奉职33年，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著称，德高望重，声名显赫。 成刊甲申本《富平县志》，是富平历史上举有开创性的文化工程。当时，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物质的繁荣，关中各地地域文化研究已经悄然兴起，富平周边诸县的县志已相继刊印面世。如朱昱的《三原县志》成书于明成化十七年（1148）；徐孝贤的《蒲城县志》成书于嘉靖十一年（1532）；南金的《渭南县志》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樊玠的《临潼县志》成书于嘉靖中叶；乔世宁的《耀州志》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庄瑫的《白水县志》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而惟富平与同官的县志迟为白缺。作为关中大县京畿之邑的富平，无志之疚，堪称县域文化一大憾事。 明万历八年（1580），保定府新安人刘兑任富平县令。刘公字景泽，号锺所。任内数年，敬民力职，核田均赋，开发水利，倡兴文教，政绩卓然。然苦古县无成志，而旧稿两册，又大多抄袭州志，“不当于心”，所以决定请贤修志。其时，适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食二品俸）、前保定巡抚孙丕扬，因拒绝权臣张居正为大太监冯保修生祠，愤而“以病乞休”返回故里，结庐于锦川精舍，“入则顺颜承欢，出则明经授徒”。万历九年（1581），县令刘兑即造访孙府，恳请孙公担纲编撰县志，丕扬却藉辞相谢。而刘县令契而不舍，“公辞愈固，而余请愈力”。万历十一年（1583），刘公三顾孙府力邀，盛情难却，孙丕扬方才应允。是年仲秋，孙丕扬以五旬之龄，不顾秋霜风雨，“慨然率门人辈”，踏遍频阳山山水水，秉烛执笔芸窗，“治稿锦川精舍”，“不三月而告成”。志稿全篇结构独特新颖，图文并茂，计十卷三万四千余字。岁在万历甲申年（1584）正月，是为富平县有史以来首部《富平县志》。 採编期间，孙丕扬率本邑乡贤名流及门人弟子，诸如张正化、张执、李焘、李玉、李旟(yú)、田潜、由大任、李可学、孟师曾、孙丕振（丕扬胞弟）、韩汶、韩希贤、宋一、韩纪识、李旐(zhào)、孙光范（丕扬独子），以及县丞高希占、主簿庐遂、教谕杜本益、训导程希洛、通判孟国诏、听选孟国信等，为成就首部《富平县志》，宵衣旰食，务实精编，呕心沥血。而县令刘兑，为志富平，从筹划聘贤到定稿刊印，多方组织，全力以赴。诚如《志叙》所言：“邑侯不刘先生不志”。 据笔者考证，孙丕扬编纂《富平县志》的地点，在富平流曲善庆寺。“锦川”锦川即流曲川，“精舍”指流曲南街善庆寺。该寺初为孙丕扬先祖为纪念姑奶抚养之恩所建，原为家祠，后改祖师院，唐贞观间又改为善庆寺。嘉靖三十四年，关中地震，善庆寺塌颓，前宝坻知县、封都御史孙惟谦（丕扬父）痛惜破损，期望恢复。后来乡里耆老动议，重新修缮大殿及围墙。万历十七年再次重修，典使孙学文等主其事，孙刚、孙惟贤、孙丕扶、孙丕振（丕扬胞弟）等监工，前贵州左参议李恕(河南巡抚李宗枢父，孙丕扬老外爷）捐金饰佛身。孙丕扬撰碑纪此事，竖碑于善庆寺（即今流曲小学，石碑尚存校园内）。 明代《县志》序言有“结庐频山之南”、“锦川精舍”等句。“结庐”可理解为与好友或弟子一起，结社研学于某处幽静雅致之所。“频山之南”泛指富平频山与浮原之间区域。而善庆寺与孙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孙丕扬故居与善庆寺同在流曲南街，近在咫尺。身为二品大员的孙丕扬，结庐“明经授徒”于善庆寺，是顺理成章的事。故而明万历本县志完稿于流曲善庆寺，是可信的。 三、明县志个性鲜明独特，颇具《史记》遗风 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其内容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错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孙丕扬在编纂《富平县志》时，继承发扬了太史公治史风范，在记述从黄帝至明代万历初年富平四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同时，亦以“频阳人曰”为起头，加点“余”“吾”第一人称，对前述地貌、建制、祠祀、人物、选举、田赋、习俗、沟洫等，均予以实事求是、分寸有度地点评，以“究天人之际”，不溢美，不隐恶，不遗巨、不略微，充分地彰显了一代直臣秉笔治史的高风亮节。纵观万历《富平县志》，其特色表现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纲目规正。万历《富平县志》设拟为十卷。【地图考】以《富平县境图》统释城池、河渠、堡里三类。而城池又以县城为主，新城辅之。美原、流曲、道贤、庄里、张桥五堡，仅在县境总图中标明。四十里地图将所辖村镇按座向方位逐一署名，主次分明，一目了然。【地形志】首先从富平沿革着笔，以三山四水为纲，自高而低，缘昔沿今，从东展西，起北旋南，山水与人文交融，形胜与物产相济。行文款款，如履画中。不赘不涩，妙语连珠，大有太史遗风。【建制志】富平古属雍州，设县甚古，建制琐繁。主纂高屋建瓴，肇文于洪武，启笔于县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由明初至万历二百多年间富平的县治构建、城池布局以及坊堡、集会、铺站的布设上，分段叙述，详略得当。【祠祀志】立祠祭神或祭祖，是古代宗族和国家为增强教化、规范行为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孙丕扬对此甚为重视，故纂志时，先从县城文庙开叙，由近及远，将全县境内的重要祠坛、庙宇载之于志，详记源脉。并穿插以故事，引人入胜，可读性强。【官守传】社会活动，人为主宰。孙公纂志时，不仅以近半篇幅，把人物或以传入志，或以事作引，并将相关人物的事略、活动，浸润于全书的各个部分。本卷记载东汉至万历富平知县77位，在注明籍贯学历操品的同时，还对其从政优劣详载于志。并将后魏至万历期间莅任美原、富平两县的258位的令、尉、丞及主簿、典史、教谕、训导均载之于志，实为难得。【乡彦传】富平自古民风淳厚，忠孝节义，才俊辈出。在本卷入传者计45人，上迄橫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王翦、王贲父子，下衔学至业魁由天性、步梁悦复仇的李忍。同时，还对庐墓、孝悌、卓行、割股、隐士、输财、贞洁中的71位孝行者以及6位名闻遐迩的方技，均以练捷笔法给以记述。【选举考】富平自古人口大县，历朝进士迭出，居官人众。宋、金、元三朝，富平殿试登榜者能记者仅19人。而明初至万历，富平举中进士者达40余人之多。其中官至吏部尚书者有洪武时的张紞，连任刑、吏两部尙书孙丕扬，皆在明代皆影响巨大。杨爵虽居监察御史，却以清廉直谏、忠孝节义闻名朝野。故《明史》均为张紞、杨爵、孙丕扬三人详存其传。【田赋志】田赋即土地税，是旧时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摊田赋，须清查户口，重丈地亩，分清物产，列清出处。故而主纂在本志以户口、田赋、徭役、站役、土物五节，详细记述。志文是一幅展现明代中期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而详备的百科全书，亦使后人领略到孙丕扬“国本乎民，赋因乎地。户籍田赋，邑政大纲”、“徭日重而役而烦”，“年之加派，今百姓不可药饵之病”，“而培其元气，此医国者之事也，独一尹能哉”，醒世论述精辟、体恤百姓情怀。【习俗志】孙公认为：“富平为丰镐北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勋业节义，接踵前修，敦厚立本，遍满境内，皆于土地所锤如此。”故纂志时，以“四节”、“四习”为目，完整地记录了富平春节、夏节、秋节、冬节“四节”和士习、农习、工习、商习的主要特色。作为今天的富平人，若要觅寻穷究其勤奋、睿智、包融、明德、担当的乡土风骨，只要细致地读通斯志，涵量丰浩、个性鲜明的富平精神也就清晰地觅得源头了。【沟洫志】富平三山横亘，沟壑密布。四水相汇，河渠交错。“九峪粪田”，千古美谈。郑白天工，三秦佳话。孙丕扬纂志时，既指出富平之弊，在于“厥田最亢，雨旸少愆，即艰食之庶姓接踵矣。”而“维东维北视水滨地，不抵五倍已也，然皆望云霓以糊口。”故“导西三尺岭，即可水偏邑境……举全邑授万年之利，此岂渺小事耶！是故书之，以待造命之豪杰也。”他以极大的篇幅，记载了智慧勤劳的富平人民，利用漆沮、金定、顺阳、温泉四水开渠截流、灌溉阡陌详细情景，这为后代描绘了一幅频阳大地古代兴水济农富民的历史画图。 （二）选材精准。史志贵实，惟实方精，惟实方准。为求史实，知县刘兑藉“均田之役”，与孙丕扬率“材官二十六人，遍闾阎，历阡陌。缘得登金粟，瞻明月，陟万斛；渡频水而西，跷足凤凰之阿，停骖黃金之埠；又西而南，浮漆沮，逾金定，履荆山。凡夫方域原野之俯视，岩谷峡涧之幽奇，人文物理之朴茂。方寸内始霍霍然，知所以损于民益于民之状。”孙丕扬撰《刘侯均田记》（明甲申刻本《频阳四先生文集》），详细记述了踏勘过程。由于实地勘访，故而史志素材之精准，大凡今人读之莫不赞叹。誉其《地形志》，随山势而逐水向，或西而至东，或南而巡北。记景抒情，美伦美奂，颇富游记风釆，让人开卷无不豁然一快。对于地形，广而集之，微而记之。由东至西，自北向南。对于建制，以时序为纬，以人事为经；县城为元，堡镇为径；附之总舖，记之集会。对于田赋之叙，概至明代“富平之户，逃者什二，名姓空存于籍中；富平之田佃者什三，租庸半籍于邻土”。细者如富平万历间“户者五千六百八，为口者七万一百八。”洪武间“夏地，六千四百七十三顷二十九亩七厘，征粮三万三干七百九十二石六斗七合六勺四撮五圭。秋地，二千四百三十六顷一十四亩四分四厘五毫，征粮二万五干一百五十石二斗七升八合三勺五撮五圭。绵花地，一百八十八顷九亩二分九厘，征布三干七百六十一疋零二丈七寸四分。”人口逐个，地亩逐厘即1/100亩，容量至圭即1/100000斗，长度至分即1/1000尺，重量至分即1/1000尺，在一般方志中，微至如此，实在鲜有。 （三）行文凝练。大凡志书，在语言上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纵观万历《富平县志》，孙丕扬的行文，在朴实、简练、流畅三个方面皆突出。无论记人，还是论事，通俗真实，不夸张，不渲染。言简意赅，详略有度。全志十卷，主纂并未平均行文，而是以记人为本，凸现记事。各卷文字占全志比例：《地图考》12.16﹪、《地形考》12.92﹪、《建制志》6.47﹪、《祠祀志》4.20﹪、《官守传》24.32﹪、《乡彦传》19.38﹪、《选举志》7.22﹪、《田赋志》6.47﹪、《习俗志》4.20﹪、《沟洫志》2.66﹪。不难看出，记人、记事诸卷在全志中所占的比例之重。 （四）评词超群。中国古代志书，向以叙中夹评著称。甲申本《富平县志》在记事之后，孙丕扬常以“频阳人曰”启句，或首，或间，或尾，作为主纂对前叙文字的点化。全书计29处之多。此外，在记事中亦多有议论。言及“乡彦”，孙公强调，“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乡井人才，何莫不由地灵出哉。富平襟带山河，固贤哲挺生所也。乃柱世开家，迴然于宇宙间者，不数数焉，何哉？岂豪杰之士，尚有所待耶？抑山岳降神，气有迟速，故如此耶？抑亦县故无志，或失其传耶？” 记之“田赋”，孙公感慨，“国本乎民，赋因乎地。户籍田赋，邑政大纲寓焉。富平之户，逃者什二，名姓空存于籍中；富平之田佃者什三，租霹半于邻土。比其故非渺远难知也，徭日電而役而烦耳。诚损其户之虛，归其年之加派，今百姓不可药饵之病，得以少苏。而培其元气，此医国者之事也，独一尹能哉？” 论及“习俗”，孙公认为“乡必有俗，其闾里之相率而群趋者乎。今天下道德一而风俗同矣，百里之内，独不有异宜异习者与？富平为丰镐北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勋业节义，接踵前修，敦厚立本，遍满境内，皆本于土地所锺如此。不可无传，以示来世。” 述及“沟洫”，孙公呼吁“富平北鄙，频山崒嵂。厥田最亢，雨肠少愆，即艰食之庶姓接踵矣。由汉而来，漆沮、温水，业有引者，然止西、南隅耳。维东维北视三水滨地，不抵五倍已也，然皆望云霓以糊口。说者谓导西三尺岭，即可水遍邑境，奏勘空繁，实事罕见。於戏！锸云渠雨，一举事而利夺天工，真与郑、白二渠永永不朽。举全邑而授万年之利，此岂渺小事耶？是故书之，以待造命之豪杰也。”割股，即古人将自己股肉割之敬奉尊长以享之，历代对此推崇不已，罔褒极誉。而孙公却以为，割股“非中道也。较之不拔一毛以利亲者，远甚！况往往多病愈焉，岂一念至诚所致然与？”修渠扩灌，本是兴农善民之举。明代隆庆年间知县主穿县西中山，凿普济渠，引温泉水灌县之南廓田。“董其事者县丞志道，性执拗，不水平先尝试，遂为之。坐南地高，水竟不出。”孙公斥其愚昩，损工祸县，愚昩不堪。桂林人程辅，嘉靖二十一年以监生为富平县令。左丞许君训公夺政柄，右簿张君效之。行则三舆，居则三饮，时号“县中三堂”，未几逃去。孙公评程：“不解官体，又无片长。” （五）图文并茂。“大凡史志，皆以文为主，零零星星表图辅之。地图入志，作为首考”，这为孙丕扬修志之要。他在首卷《地图考》中强调：“彰往示来，莫辨于图。图其立言者先务矣乎。富平当关中北山之麓，为方百里者一。山川奠于斯，邑里建于斯，沟渎垦于斯。欲展卷而邑境了然心目间，甚矣，图不可已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万历《富平县志》，地图明显多于周边同期县志。除《富平县境图》、《富平县城图》、《新城图》、《温泉渠灌田图》、《薛顺暴水渠图》外，还以二十个版面，即图文以15：1之比，将当时全县四十个里的村落按堡座向位置，各绘一图。不仅村名明晰，方位显明，而且为后来方志名称演变的考究提供了翔实资料。以四十多幅地图之规模释之志文，并使其图文融为一体，这在同期及以后的周边县志中堪为少见。 （六）成书迅然。为请居家赋闲的朝廷二品达官出山担纲首部《富平县志》总纂，富平县令刘兑的确绞尽心思，前后四年，两顾锦川精舍，两度坚辞。第三次登门恭邀，孙丕扬实难推诿。而一旦应诺，即义无反顾，立等以赴。尽管时值严冬之际，风雪交加，跋涉困难，素材匮乏，操管手瑟。孙丕扬硬是以年逾五旬之躯，率一班编纂同仁，克服重重困难，登山淌水，考证採访；宵衣旴食，秉烛芸窗；集思广益，反复推敲；删繁就简，统稿理卷。克服重重困难，前后仅历四月百日之余。编纂成书之速，叹为观止。与《乔志》两年(乾隆四年至五年)成书、《吴志》两年(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三年)成书、《樊志》十年成书相比，可谓空前绝后，纂志奇观。 明万历甲申刻本《富平县志》，无疑为关中史志罕世之作。如果仔细翻阅后来的富平《乔志》、《吴志》、《樊志》，一定能在志书叙事的字里行间中，能领略到孙丕扬的见识和文采。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国史拓荒之巨著，同样可以这样评价，孙丕扬所著的《富平县志》，是富平地域之“《史记》”。孙丕扬受托编纂《富平县志》，并视此“以不枉遇此一生”，“与邑大夫、乡大夫共力行之。”不足半载，就大功告成，堪称地方修志佳话。明万历《富平县志》对县域社会经济和人文地理的研究，起到了开拓性、示范性的作用。对后世的文化传承和建设，弥足珍贵，将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①王筱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启示》（《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二期）； ②《明神宗实录》； ③《明史·孙丕扬传》； ④明刘兑主编《频阳四先生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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