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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浦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县以来，历经置废、析分，但县志的修撰却从未中断。至今先后有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五种版本县志传世。其中，乾隆《青浦县志》的总修即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袖王昶。在《青浦县志》编修过程中，王昶既从“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论高度思考志书修纂，促进方志理论创新；又在实践中注重从编修组织分工细化到编纂体例结构创新全过程。王昶作为志书总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青浦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推了青浦方志文化的承上启下发展。 关键词：王昶；乾隆青浦县志；编纂体例；方志文化 青浦历史悠久，7000年前已经成陆，6000年前已有先民居住，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崧泽文化”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原始社会文化，由此断定青浦地区是上海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聚居地。地方志作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会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转变。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青浦建县，至今不到五百年时间，其间历经置废、析分，但县志的修撰却从未中断。历任青浦县令，都十分重视传承地方历史文化，延请有识之士编纂县志，为青浦地方文献与方志文化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文从青浦籍学者王昶主持修纂乾隆《青浦县志》的历史过程出发，考察王昶为编纂青浦地方志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全面揭示王昶与青浦方志文化形成的关系以及承上启下的多维面相。 一、《青浦县志》修纂源流与王昶纂修县志 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官修《青浦县志》始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福建沙县人卓钿就任青浦县知县，到任一年后请青浦县人、进士王圻主纂县志。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修成，第二年完成刻印。当时卓钿已离任，华亭教谕郢中李官署青浦县知县，由李官校刊，同校者有庠生徐梦征等12人。全志共8卷32目，其中卷一设图考、沿革、分野、疆域、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邮铺附）、学校、城池；卷二设乡保区图、坊巷、市镇、桥梁、户口、田赋；卷三设役法、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卷四设官师表、科目表、荐举、杂途、封荫；卷五设人物传、兵防；卷六设水利、灾祥、遗事；卷七和卷八设艺文（御制、诗词、序、传、书、记、录）。 康熙六年（1667年），福建建安人魏球任青浦县知县，当时万历《青浦县志》（简称《万历志》）修成已七十年，且散失不全。魏球上任后，“即以续修为任”，并推举青浦县进士诸嗣郢（字乾一）为县志主纂。由殳丹生、叶弘儒、潘懿，会同潘屺、蔡简、王昌纪、张其翰等纂辑成康熙《青浦县志》（简称《康熙志》）。康熙七年（1668年）春开局，康熙八年（1669年）初秋告成，翌年刻竣（16册），历时3年。志书卷首有诸嗣郢所作序1篇，另有凡例及地图，正文共10卷48目，其中卷一设图形、沿革、分野、疆域、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城池；卷二设乡保区图、户口、坊巷、市镇、桥梁、古迹、园庐；卷三设田赋；卷四设徭役、兵防（武事、武备、烟墩）；卷五设水利；卷六设官师建设、科目表、武科；卷七设人物上中下（名宦、乡贤、流寓、隐逸、仙释、艺术、列女）；卷八设人物下（孝子、义士、乡饮、荐举、杂途、封荫）、寺观、祠庙、祥异；卷九设荒政、盐政、遗事、陵墓；卷十设艺文。光绪《青浦县志》主纂熊其英在后序中称：“其书简核有法，其后刻本为人羼乱，诸尝以为憾。”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青浦县知县杨卓鉴于县志百年未修，延聘青浦名流王昶在万寿道院开局修纂。王昶，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朱家角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致仕后，主讲娄东、敷文书院。学识广博，工诗文，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并称“吴中七子”，著述宏富，著有《春融堂集》共60卷；擅长金石学，撰有《金石萃编》160卷；此外，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使楚丛谭》《征缅纪闻》等，曾参与修纂乾隆《大清一统志》。当时王昶丁忧在家，受聘总其事。采订者有王希伊、朱澍功，分纂者有廖景文等18人。但还没有完成修纂，王昶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他将书稿携带至官署，继续加以考证，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冬才总纂成书，五十一年（1786年）冬定稿。而杨卓已于五十年获罪去职。五十三年（1788年），新任青浦知县孙凤鸣改纂后梓印。记事原截至乾隆五十年，孙凤鸣改纂延至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青浦县志》设图、山、水、田赋、徭役、公署、学校、市镇、寺观、列女、艺文、杂记等，共40卷38目。“例密义严，因地以系人，因人以系事，勿猥勿并，有脊有伦。”通行的版本有三：一为上海图书馆藏本（简称“上图本”）、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国图本”），“上图本”“国图本”均为乾隆五十三年刊本，但内容有异，已有学者述及。另一个本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卷》，系点校本。 二、王昶修乾隆《青浦县志》对青浦方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方志文化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地方志的续修传统始于宋代，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是续修志书的代表作。此后历代都承续这个传统，绵延不断。地方志除新修、创修者外，任何一部续修方志，都是以前志为基础，脱离前志的内容，续修也就无从谈起。 （一）乾隆《青浦县志》对青浦方志文化传统的继承 从历代地方志修纂实践来看，正确处理方志传统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即秉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重视传统而不被传统所束缚，是历代方志修纂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王昶在主修乾隆《青浦县志》的过程中就继承了前代修志的优良传统。 1．征引丰富，考订精审。史志编修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历代史家莫不强调“博采善择”，博采与善择，二者缺一不可。博采是基础，无博采便无善择；善择是关键，无善择，博采就失去了方向，就难以写出信史。只有把博采同善择结合起来，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王圻纂《万历志》首开青浦重视征文考献的传统，在纂修时“搜罗放失期于必尽，剔抉显幽期于必真”，于是“征文献于庠序，征簿牒于六曹，征残碑断碣诸佚事于乡老，随至随发，不逾时而毕集”。《康熙志》以《万历志》残本为基础编纂，“稽考书籍繁多，半由潘君屺、蔡君简、王君昌屺父子广为搜阅”。王昶在主修乾隆《青浦县志》的过程中，继承前代修纂“博采”的优良传统，广泛引用有关诗作证事，考辨真伪。“凡旧志之舛者正之，缺者补之”。如对明管讷、徐石祺籍贯的考订，均是征引管讷、徐石祺所述“我家住在淀湖东”“家有田庐三泖东”“近窗深洗佘山雨”等句，考证出管、徐为青浦县人；以明倪瓒诗有寓曹知白家“两经寒燠”句，以证倪瓒曾流寓于此。又如顾恺之，崇祯《松江府志》以青浦县集贤乡有陆、顾大姓而著为青浦县人，王昶认为似属“失之附会”，但又缺乏否定的依据，明言“旧志已列，不敢遽芟，各系按语以辨之”。上举数例体现以王昶为首的修志群体传承的认真、严谨的修志精神。 2．宁为慎重，不敢徇私。地方志作为地方上的公共产品历来重视入志人事物的公正、准确。宋杨潜云：“考诸传记，质诸故老，有据则书，有疑则缺，有讹则辨。”清章学诚曾言：“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并强调“史德”，尤其强调史德的核心——公心；他认为：“志属信史”，修纂者必须遵循史家法度，“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存真究实，不可徇私，不可屈就私情，不可妄加浮夸饰美。因此，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要求方志修纂者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道德修养，扎实雄厚的理论素养。《万历志》的编纂“采之舆情，博其识也；询之故者，溯其真也；考之板图，辨其繁也。”“参互考订，不以私狥，不以独隘，不以臆揣······所谓传信实而归于要约者备矣”。魏球、诸嗣郢修纂《康熙志》也“矢慎矢公，任怨任咎，黄金莫可摇，众喙不知避，以告无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王昶在编纂乾隆《青浦县志》时持同样的观点：“州县之有志，以备史也。······故作史者必考之志。志而不详且实，文献于何征焉？”在“凡例”中强调：关于“乡贤”的载录，“自前志所载者，岁久年湮，是否已难区别。至其后富人巨贾概置不录，如有赈荒歉、修桥梁、新庙宇者，叙于本条之下，以还其实，不敢徇私作传，以增猥杂之讥。”针对前志“富人巨贾概置不录”的情况，在修志中凡有“赈荒歉、修桥梁、新庙宇”的善行义举者，实录其事，“不敢徇私”。自明以来，编修方志时多将外地的历史名人拉作本地人，或有攀附名人名迹的不良之风。然而，王昶却指出：“青邑与华亭、上海分析，历年无几；贯籍居址，每易蒙混。今所载科目，或籍是而居非；或居是而籍非，皆登之；若通籍后始居青邑，子孙因之占籍者，于本人只为立传，不列科目；亦有先生于青邑，而其后居籍已无可征，及后为邑人，而其先居籍无可据者，皆不敢率尔阑入，宁为慎重。览者弗以疏漏见疑。”从“不敢率尔阑入，宁为慎重”折射出王昶及其协纂者的“志德”是比较高尚的。 3．重视人物，入志有据。人物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志界，历来有“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之说，章学诚更将人物志称为“志中之志”“书中之髓”。自宋代起，方志编纂体例日益完备，内容渐趋统一，人物记载得到强化，方志必列人物。至明清时期，对人物入志的认识得到极大提高，人物在志书中所占比例甚至多达二分之一，以至产生“方志半人物”的说法。而什么样的人物可以入志，也是地方上非常关注的。《万历志》于人物，“凡郡志所载及在境内者，悉为收录。其侨寓名人、艺术、仙释之类，于例亦当备书，然必［有］所表见显协舆评者方附人物传末。若他志［别］立款目，滥收取诮，非例不敢从也”。涉及人物的有官师表、科目表、荐举、杂途、封荫、人物传（名宦、乡贤、流寓、隐逸、孝子、节妇、义士、艺术、仙释）等等。王昶认为：志书中《乡贤》的收录，以乡贤祠入祀为准，必须“以名德、文学、政绩、节孝为重，四者有其一二，而后可以议举。若乡里之善人，不足以言德也；风云月露之文、科举抄撮之业，不足以言学也；出仕而但知垄断朘削、持禄养交或鄙秽封殖以肥家者，不足以言政也；邂逅死于兵火、运蹇终于沉沦，修桥造庙，随例赈施，不足以言节言义也”；绝对不允许在“高官膴仕任人之择处，良田广宅任人之买占，利薮名场任人之居奇”的情况下，“用势用财，以攘踞之”，让“黉宫清閟之地”，沦落为“藏垢纳污之区”。因此，在志书中，对于“前代名贤”的收录，须要对“或官青邑，或曾寓于此”者，“皆当引以为重”，确保诸贤入志“各有依据，非漫为引重也”。因此，在志书中将“闾巷孝义、豪侠，时出其间，兹概以'人物’统之”，以便“后之览者”“闻风而兴起”。乾隆《青浦县志》记载的人物有官师建设、官师年表（监镇、直学、知县、教谕、训导、县丞、主簿、新泾司巡检、典史）、科目（乡贡、举人、进士，附副榜、武科、荐举）、封荫（封赠、恩荫，附事例、杂途、乡饮）、名宦、人物，以及艺术、流寓、列女、释道。重视人物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二）乾隆《青浦县志》对青浦方志文化传统的创新 诺斯认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地方志修纂模式如果不构成正式制度的话，也是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内生的权力运行机制（或谓“非正式制度”）。地方志修纂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文化事业，但志书编纂的周期性对地方志编修机制特别是组织分工、志书体例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王昶主修乾隆《青浦县志》的过程中，秉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重视传统而不被传统所束缚，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编修组织分工的细化 一部志书的编修从职责上讲有“修”和“纂”之分，“修”是主管，主要由各级官员组成，如知府、知州、知县、同知等；“纂”是编纂、总纂，多由儒学教官、生员、地方名士和官宦担任。《万历志》的纂修分提调、纂辑、校正、同校、缮刻，共21人。从《康熙志》“凡例”及光绪《青浦县志》卷末“旧序”可知《康熙志》由魏球延聘青浦县人诸嗣郢、殳丹生、叶弘儒、潘懿、潘屺、蔡简、蔡宣、王昌屺、张其翰等纂修，未言明具体编纂分工。从乾隆《青浦县志》首载“修志衔名”看，参与编纂的有青浦县前知县杨卓任“主修”，云南承宣布政司使王昶任“总修”，青浦县学教谕王希伊、训导朱澍功共同负责“采订”，青浦县知县孙凤鸣负责“监梓”，由原任安徽合肥县知县廖景文、原任福建闽县知县陆惇宗、青浦县副贡生蔡源等18人“分纂”，吴江县学生史善长、青浦县学生王陈梁及陈兴宗“总校”，青浦县学生夏传诗“董事”，最后由胡永孝负责“刊刻”。由此可知，王昶是县志的编修核心负责人，是整个纂辑过程中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编纂实践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总修”作用，根据“主修”要求，制订编纂方案，发凡起例，合理调配修纂人员，具体组织实施。通过编修组织制度完善强化修志人才队伍建设，是确保县志编纂的重要基础。 2．编纂体例结构的创新 王昶在县志编修中，根据“主修”要求，主持制定编修人员具体任务与实施办法，客观总结前志编修得失，经过独立思考加以创新发展。一是改进“舆图”。《康熙志》中卷一为“图形”，且仅有《青浦县治图》《青浦县境图》两幅。而乾隆《青浦县志》首先将“图”列为“卷首”，依次绘制《青浦县治图》《青浦县境图》《青浦县署图》《青浦县学图》《青浦书院图》等20幅，其中县境河道各图中增标珠街镇、黄渡镇、钟贾山等地物，而细林、兰笋诸山图又绘制有山峰、庙宇、道观、桥梁等名胜古迹，“欲考其地之所在，自可一目了然”。二是创新“艺文”。王昶认为：“诗赋本无关于政治，而前志所收更多猥杂”。在编纂过程中，“搜葺各家诗文集，凡百有余种，摘其佳者录之，不特以供考证，并可以资吟咏”；并且将“旧志所有者，酌删十之五六”，将歌咏山川名胜古迹的诗文“散见于《山水》《寺观》等门”。这样确保“《艺文》一门内，止列前贤著述，诗赋不应重出。”针对当代诗文作品“更须他年论定，即有佳章，俱未收入，用俟将来”。三是优化类目。由于旧志中“荐举、乡饮、封荫、杂途，皆别为一门”，而在编纂中“以'荐举’附'科目’，'乡饮’'杂途’附'封荫’；又'孝子’'义士’亦别于'人物’，今择其尤者，一律入'人物传’，次者附之，以省繁冗”。在编写“人物传”时，“皆以时代先后为次，每代又以科第先后为次；其无科第者，据其年齿；交游亦堪约略”。同时，“凡所载诗文及古迹、园亭、冢墓、艺文、杂记之属，悉以此例，俾归画一”。四是规范行文。王昶指出：“官名必遵《会典》，古人诗文皆然。考旧志内，如以生员为文学、为博士弟子，以贡监为上舍太学生、国监生，以举人为孝廉，以翰林诸官为太史，以御史为侍御，以巡道为宪副，以巡抚为中丞，殊乖体制。”鉴于这种情况，在县志书写中“一切书以今名，俾无歧误；至村巷地名，俗称不一，志中查改画一；又如神山、辰山、细林山，称名互异；又青浦、青溪，及珠街镇、珠溪、朱家角镇，亦如之”，所以“悉照《重修大清一统志》书写，以归一是”。可见，志书在行文摒弃旧志陋习，将职官名称、互异地名全部以当时称谓进行了规范划一。总体而言，乾隆《青浦县志》体裁合理，体例赅密，门类划分恰当，类目排列次序严密，行文规范。 3．内容书写的创新 乾隆《青浦县志》篇目分类合理，编排有序，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究其内容书写方面而言，其创新之处有： 第一，纠谬前志，申以告诫。乾隆《青浦县志》在指出前志讹误的同时，又揭示其缘由，告诫后人严肃审视。王昶认为，王圻主纂《万历志》“简质而信”，而诸嗣郢所纂《康熙志》“舛缪凌杂，多乖体裁”。他列举的《康熙志》错乱悖谬主要有：“唐时殷澄，应入'流寓’，而亦入'人物’；陆居仁寓居璜溪，今为金山县地，并非流寓，而亦入'人物’；张霆以华亭通籍，其居青境无可考者，虽祀乡贤，大率始建县时沿袭之失，而以入'人物’；张弼实居于郡为郡人，惟别业及葬处皆在凤凰山，可入'流寓’而亦入'人物’；先贤蔡氏号九峰，盖以潭阳名山有九峰耳，非松郡之九峰也，而讹入'流寓’；费由嘉兴迁上海，史传可据，其葬凤凰山，应入'冢墓’，而亦入'流寓’；张悦系天顺四年进士，历官兵部尚书，《明史》本传，灼灼可据，而'冢墓’云是洪武十六年赐葬，尤可喷饭也。”可见，既有纪事矛盾的失误，又有门类归属的不当。王昶总结《康熙志》的主要问题是“纪事实则彼此矛盾，纪支干则前后颠倒，纪名胜或一地而两存，纪官阶或一官而互异，于山水既系前人所作而复留其半以入'艺文’；于寺观已列诸景各条、而复出其名以当古迹。”造成错乱悖谬的原因是该志成书之际，知县魏球被解职，“二三不学之人，窜易增加，遂成'秽史’；此二三人者，任意私于其亲厚，事不核实，言乖体例”；书板镌刻后，“又为有力者收板于家，刊落旧文，窜入其祖父之传，愈失其初”，导致县志“不复见庐山真面目矣”。所以，《康熙志》虽然“去取亦颇慎”，但“舛缪凌杂，多乖体裁”。针对上述问题，“后之修志者，欲因之断不可”，因此王昶在乾隆《青浦县志》的编纂中“皆逐处更正，不与一一辩驳”。 第二，关注民生，特色突出。地方特色是地方志首要的基本特征。所谓“正史以国家为主体，方志以疆域为主体”强调的就是地方性，要求志书一定要揭示出地方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因素所构成的本质特征。由于“东南最重水利”，因此王昶及其协纂者在乾隆《青浦县志》中基于事关“民生休戚”的思考，“旁搜远绍，条分缕析”，将“水利”“田赋”“徭役”三目编写得“最为精密”，较《万历志》《康熙志》更为丰富而翔实。在“水利”一目中，修纂者认为，青浦“地瘠民贫，赋繁役重，民命所关，不厌详书······备加纪载”。同时也注意到如果遇上“暑雨祁寒，勤动终年，所收不过石许”“虽承列圣恩纶，更番议减，其额尚较他省为赢·······具载于篇，庶几仁人君子，恻然轸念”。这里从体恤民生疾苦的视角出发，点出“地瘠民贫，赋繁役重”，虽然“更番议减，其额尚较他省为赢”的实况，详加记述的目的旨在“恻然轸念”。面对青浦农田水利设施的现状，修纂者认为“青界之潮，幸犹未浊，日久则浑水必到”，一旦“浑水到，千支百脉不久将成平陆······一经内灌水无可容，则田皆为壑”，如果“遇旱则戽水无资，势必水旱交病”；从全县实际出发，“宜按《图经》水道统加疏浚，复还旧观，斯为上策”；如果发展农田水利“未雨之谋，则深浚支河、高培圩岸为急务”；因此，修纂者在志书中“条其支干，测其深浅，具著于篇”，以待“有司时度量而疏瀹之尔”。在“田赋”一目中，修纂者直面“土地卑瘠，户鲜盖藏，芜田逋赋，仍复不免······徭役繁苦，罄竭富民”，以至于“有弃田券于道，而莫之敢拾者”的民众生存现状。于是，以“乾隆四十三年《赋役全书》现行定额列于前，继以历代赋法，终叙列朝蠲免”，“以备良有司省览”。可以看出，乾隆《青浦县志》保存了大量关注民生的文献，地域特色十分突出。 4．方志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著名史学家杜维运说：“史学方法起源于思想，也与理论相通。思想接近理想，理论接近实际。”“志属信史”，方志学的思想与方法，许多理念抽象地加以思考是思想，一旦落实到修志实践中便成为方法。王昶在乾隆《青浦县志》的编修过程中，认真思考了编纂什么样的方志及如何编纂方志等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方志思想，由此使青浦方志文化的基本内涵与重要价值得以阐扬。 第一，“作史者必考之志”的方志地位论。方志在学术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这是古代方志学理论中极具特色的内容。明代张冕在《孝义县志》中就曾指出：“墅有记，器有铭，人有传，家有乘，郁郁乎文盛矣。况百里之邑，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有关于文献之重且大者，不啻百焉，顾可漫焉而无记载之书哉？古者列国皆有史官，今郡县有志皆史也。”王昶从志属史体的观念出发也指出：“州县之有志，以备史也。古来国史之作，从数百年后叙数百年以上之人，纵数千里外纪其本境之事，是以亻瓜离而不合。好学深思者，往往有纠缪考异之讥。至于州县志，率数十年一修，遗民故老及见前辈之流风余韵，不至传闻失实。又丰州县之境，远者数百里，近者乃一二百里，儿童妇女皆能道之。其编葺之也，尸以乡人，知人而论世，当名而辨物，得于耳目所及，故作史者必考之志。志而不详且实，文献于何征焉？”然而，“青浦之志，有难言者。县设于万历元年，旧属华亭、上海两县境。前为两县地，后为青浦地，人与事之属于地者，不可弗志也。度其属于地，而人与事无可据者，弗能志也。元明以来，士大夫间有纪载，而未尝分茅设蕝，指为某地，又弗能采也。采录寡则几于陋，附会多则失于诬。于是而欲犁然灿然，成一县之文献，以俟良史之采，岂不尤难哉？”可以看出，王昶认为，“州县有志”可以发挥“备史”的功能，为“良史之采”，提供“一县之文献”。作为文化载体的地方文献，是编修方志的重要基础，而以王昶为代表的青浦方志学家将“方志”提升至“备史”的地位，强调通过保存地方文献来发展“方志文化”，进而实现“良史之采”。 第二，“无不有征”“征信于此”的修志方法论。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纵贯古今，横陈百科，举凡一地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经济文化等无不备载。志书纂修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历代方志编纂家莫不强调“博采善择”。只有把博采同善择结合起来，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王昶在县志编修实践中“择同志十八人，相与荟萃诸书，网罗遗佚，自正史而下，稗官丛说，逮于诗文诸集。凡邑之典故，著者录之，缺佚者疏通而证明之”，在志书尚未修成而又任职陕西按察使的情况下，“携至官署，续加考证”。志书修成，他发出由衷的感慨：“邑之人与事无不备也，人与事之属于邑者无不有征也。至民生之瘠薄，妇子之勤苦，有明以来赋税、征徭之繁重，尤必兢兢焉载之。以视后之司牧者，良史有作，或者将征信于此。”可以看出，“志属信史”，王昶高度重视修志的博采，“荟萃诸书，网罗遗佚，自正史而下，稗官丛说，逮于诗文诸集”，以实现“人与事无不备”与“无不有征”，从而达到“征信于此”的目的，即确保志书可读、可信、可用，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和现状。 三、王昶修乾隆《青浦县志》的地位与影响 以连续性为重要特征的方志，对地方文化传统起到重要维系作用。王昶乾隆《青浦县志》在青浦方志历史上可以说是部承上启下的志书，在继承青浦修志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新、丰富了方志文化，从而对后来青浦甚至其他地区的修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维系青浦县志连续编纂的传统 王昶上接康熙《青浦县志》而“续修”乾隆《青浦县志》，不但是记述时限上的接续，也是本地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内在精神之续，更是以“连续性”建构青浦地方文化传统之志书功能的实践体现。 继王昶编修县志之后，同治九年（1870年），青浦县知县陈其元认为，自乾隆以来九十年未修县志，延聘沈诚焘主修县志。至光绪二年（1876年）沈诚焘生病，由熊其英、邱式金续纂，光绪三年（1877年）才完成、五年（1879年）刻印，前后历时9年，这就是光绪《青浦县志》。该志卷首有沈葆祯、吴元炳等5人分别所作序言，并有凡例、重修县志衔名、目录和九峰三柳图说11幅。卷首另有巡幸和宸翰2卷，全志设有疆域、建置、山川、田赋、学校、兵防、名迹、职官、艺文、杂记等共30卷76目。 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青浦县知事张仁静创议续修《青浦县志》，并请吴江钱祟威总纂，不久中断。又过了10年，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青浦县人沈彭年为总纂，稿未完成而又中止。民国十九年（1930年）于定任青浦县长时，“深恐岁月浸久，稿将散佚”，聘请青浦县金咏榴为总纂，“厘剔润色，订正并错，裁量增损”。参与修志者有协纂戴克宽、沈其光，纂辑有吴学勤等28人。前后历时17年，完成光绪《青浦县志》续编——民国《青浦县续志》，卷首有于定和钱家骧所撰序文2篇，并有释凡、题名、图目及图（地图23幅）。全志设有疆域、建置、山川、田赋、学校、兵防、名迹、职官、选举、人物、列女、艺文、杂记等24卷，共计6册。 （二）为后修县志提供可借鉴蓝本 乾隆《青浦县志》的“连续性”，不仅表现在志书纂修活动的连续，而且更反映在编纂形式与方法上，后来志书多以此为规范，再推陈出新。如“旧序”，地方志编纂完成后主修、主纂要写序跋，还要请名流写序，后修的志书一般会收录前志序跋。在青浦县志的历史上，《康熙志》没有收《万历志》序跋，乾隆《青浦县志》创立“旧序”，著录王圻《青浦县志序》、韩世琦、卢綋、魏球、诸嗣郢《重修青浦县志序》，光绪《青浦县志》继而于卷末“旧序”在乾隆《青浦县志》所录“旧序”基础上增加乾隆《青浦县志》闵鹗元、王昶、孙凤鸣序，以及各志“分野”“水利”“寺观”等诸篇小序。 “地图”为志书所必有。乾隆《青浦县志》地图20幅，远较《万历志》4幅、《康熙志》2幅为多，有“县境图”“县治图”“衙署图”“学校（包括书院）图”“名胜图”“江湖图”等6种类型。光绪《青浦县志》在图幅数量上增至22幅，在图的种类上有8种，增加了“区划图”（“青浦县乡保镇汛图”）、“仓库图”（“丰备仓图”），将乾隆《青浦县志》“吴淞江图”“莲湖图”“淀山湖图”改绘为“青浦县东北境水道图”“青浦县西南境水道图”，“学校（包括书院）图”中增加“珠溪书院图”，“名胜图”中改“细林山图”为“神山图”，“县境图”沿用“画方计里”的方法，绘制“以实测为凭”，图更精细，地物更丰富，在各图之后增加“图说”，更便于读者利用。 纵观从明万历到民国时期，《青浦县志》的修纂实践历程和自成序列的志书成果，350多年时间里，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修志传统与历史悠长的方志文化，丰富和完善了青浦地方性知识体系，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洗礼，方志文化已然成为青浦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综上所述，乾隆《青浦县志》内容记述了青浦地区历史沿革、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物产、民族宗教、风土人情、文物古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史实，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青浦县志佳作。乾隆《青浦县志》编纂特色与成就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博学多才的“通儒”主修王昶的坚持和协纂者们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严谨求实的修志态度；二是康乾治下“盛世修志”热潮的推动，在这一热潮下无论是地方官，还是地方士绅都积极地投入修志；三是连续修纂的优良传统，由万历《青浦县志》到康熙《青浦县志》，再到编纂乾隆《青浦县志》是青浦县地方官与士绅继承连续编修地方志传统的集中体现。换言之，王昶作为乾隆《青浦县志》的总修，以编修组织制度的完善保证县志编修的正常开展，以“志以备史”的编纂理论创新方志体例，并通过志书“凡例”“序跋”阐扬“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推动了青浦方志文化的发展。乾隆《青浦县志》历时7年而成，而考察王昶主持修志的全过程，探索王昶为编纂青浦历史文献作出的努力与贡献，进而勾勒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方志文化”的历史脉络，可以揭示王昶与青浦方志文化形成的关系以及承上启下的多维面相。 作者：巴兆祥 陈郑云 黄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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