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宜昌

方志

     志，就是“一方之志”。方，即地方，是指某一区域；志，即记载，是指文字记录。其实，《东周列国志》、《三国志》、《聊斋志异》和《红旗杂志》等书籍中的“志”便是“记”的意思，所不同的它们是小说、文集，并非属地方志。

     翻阅现代汉语词典，不难看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如县志、府志等，也叫地方志。”又有云：“地方志是采用一定体例反映一定单位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著述。”江泽民总书记也曾说：“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状，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诸如此类，简言之，方志就是“一方之文献”，是朴实、严谨、科学、丰富的资料汇集。它可以说是一部地方性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边缘科学。

     究其源渊，“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通训，掌道方志（当时诸候各国的历史，即‘四方之志’），以昭观事。”不言而喻，方志是我国文化的特产，源远流长。纵观我国方志的发展，秦汉以前偏重历史，汉唐时期偏重舆地；自宋以后则史志合一的“史志体”。“史志体”的方志，孕育于汉晋，成型于两宋，发展于元明，隆盛于清代，民国为清之余绪。

     至于宜昌的方志，据文献记载，宋时就有“夷陵志六卷，黄环撰”（《宋史·艺文志》）。由此可见，宜昌一地的方志兴起至迟也在我国“史志体”成型之期。以后，元时有硖州路夷陵志三册，作者未详”（《补元史·艺文志》）。明时有“夷陵志十卷，张春撰”（《明史·艺文志》）；“夷陵志，俞彦撰”（《千顷堂书目》）。清嘉庆九年（1804年）特阿通“东湖县志二卷”（《国立北平图书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只可惜这些方志早已失传。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之际，现存的志书尚有五种。为“信史”起见，笔者遂一一“翔实”记述。

     一、《夷陵州志》十卷，明弘治九年（1496年）刘允、沈宽纂修。

     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载：刘跋‘尝阅州志，病其缺略’。当时尚存‘旧志一册，凡十余页’，今不见。这是现存的最早的夷陵州志。卷首刘春序，并附景泰五年（1454年）沈庆重修夷陵州志序、景泰七年李芳序。

     此志与《明史·艺文志》所提到的“夷陵州志十卷”是否为同一志书或续修，笔者也心存悬疑，因为不论是书卷名，还是时间，颇多吻合，只是作者有异而已。但就能得便所查的资料来看，仅知“张春，均州人，景泰四年（1453年）举人，举官柏乡教谕”，余无从稽考。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有待探索和行家的指正。

     二、《彝陵州志》八卷，清徐同功撰（《嘉庆志》）。

    “同功，京山人，举人，康熙初任夷陵州学正，时旧志无存，知州鲍孜得志略一册，授同功编纂。同功又得州人旧藏书一册，因两相参校，此类比附，为书八卷”（《宜昌府志》）。

     鲍孜是奉县人，康熙四年（1665年）任夷陵州知州。他“念地经兵燹，文献无征，延学博徐同功编纂，至今赖焉”（《东湖县志》）。

     三、《东湖县志》三十卷，清知县林有席修（《嘉庆志》）。

     “东湖（即宜昌）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县以来，未有专志，有席莅任，乃创议纂辑，聘其同乡进士严思浚及教谕万绵祖等同修，二十八年（1763年）成书，其体例颇为详整有法”（《宣统通志》）。

     林有席是江西分宜人，进士，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任东湖县令，“时邑方设，一切建置多创举，且无专志，乃取夷陵州旧志，延其乡人严潜庵（即思浚）进士，重加考订，每因公诣四境，考其山川风光，访求文献，手创稿本，授潜庵润色之志成详整有法，郡中城郭学校祠坛保甲育婴诸政，皆其所绘画，至今赖之”（民国《宜昌县志初稿》）。

     四、《宜昌府志》十六卷，清知府聂光銮主持编修，成书于同治三年（1864年）。

     “宜昌自雍正十三年改设府治后，至同治三年，历百余载，郡志阙如，光銮（四川屏县人，同治二年任宜昌知府）莅任后，始聘监利王柏心、黄冈雷春沼创”，“间有舛误遗漏处，则由继任知府桂茂为之厘正补之，俾成完帙焉”，其志“分门别例，记载详明，湖广总督官文为作序，亟称之”（《宜昌县志初稿》）。

     五、《东湖县志》三十卷，清知县金大镛主持续修，成书于同治三年（1864年）。

     金大庸是安徽桐城人，同治元年五月任东湖县令。因“县志久未续修，大镛毅然引为己任，集邑绅谋之，佥以经费难措，岁远采访难稽，对大镛语，邑绅丐同肩共难，募资设局，延监利王柏心比部秉笔，邑中渊雅士咸预编纂，而已综成……上距乾隆癸未林有席创修之岁，凡百有一载，其间邑之典章文献，得以灿然明备，昭垂简册，不至湮没征者，大镛之力也，邑人至今赖之”（《宜昌县志初稿》）。

     从上观之，封建社会的当权者是很重视修志的，并且对志书的编纂与出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国民党也重视修志，宜昌县曾相应设立县志局，但国无宁日，未能正式出版过一部志书。据林永湘老人回忆录：“先父林方伯（原籍秭归，后迁宜昌）曾任湖北省第六区（宜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长兼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修宜昌县志，因之兼任宜昌县志局局长兼总编纂，在历任局长或编修屈春波、王步点、张志恒诸前宜昌名流、硕儒耆宿原编写宜昌志的基础上，经过五六年的进一步审定删增整理，始于民国25年（1936年）才初步成编定稿”。其志稿正文三十卷、副刊五卷，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当时财政极端困难，未能成书，手稿散失不少，讫至1986年搜集印刷《宜昌县志初稿》时仍失九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1958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积极倡议重修方志，但在“大跃进”的形式下，修志工作未能继续下去，并扼杀于文化大革命中。1981年，中央又强调修志，国务院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列入国家“七五”规划，并列入了重点科技项目。

     在全国各地掀起空前的盛世修志热潮中，1982年6月，中共宜昌市委、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地方志筹备领导小组，同年10月成立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地方志办公室。历经九年艰辛，截止1991年12月底，初步统计，全市共撰写各种专业志专篇130余部计1200余万字。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是以往历代所不及的。但《宜昌市志》何日见诸于世，远还需要修志人员的努力，也需要各界人士的支助，更需要各级领导的关注。

     江泽民总书记说过：“修志工作涉及到各个方面，必须动员各条战线共同努力才能搞好，缺少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都会使地方志失去完整性，各方面的领导要认识编修新方志的重要性，共同努力为编修新方志作出贡献。”若是如此，何患志书不成。

                                                       （载于《宜昌社会科学》1992年第一期。）

    

     附注：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遵照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发文要求，宜昌市档案馆组建了《宜昌市市志》编纂组，在省方志纂修委员会派员来宜指导下，形成十三章的初稿（时间断限为1949~1958年底），并于是年6月印出少量油印本。至2007年，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翻印成“一九五九年·初稿本”《宜昌市志》，准印证系[2008]鄂省图内字第007号。

    在首届新方志编纂中，宜昌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86年3月编辑出版了《宜昌地区简志》（1949~1984），内部发行。

    宜昌地市合并后，原宜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宜昌市志》（时间断限为1840~1991）于1999年6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夷陵州志》

明代弘治九年（公元1496）《夷陵州志》。

宜昌历史上编撰的地方志书，由于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水火无情，能够完善保存下来的已经不多见了。目前，存世最早的宜昌志书，是《夷陵州志》，它成书于明代弘治九年（公元1496），距今已有516年了。这是现在研究宜昌难得的史料文献。

该书的发现纯属偶然，系1982年从浙江宁波市天一阁中找出，由宜昌地方志办复印整理而成。全书共十卷22万字，为宜昌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翔实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漫漶不清，有些章节已无法辨认。但其中，有欧阳修任夷陵县令时的诗文。以及当时的峡州知州朱庆基善待欧公，使他在宜治愈了受贬以后的身心创伤的记载。此亦为一段珍贵史实也。“庐陵事业起夷陵”当为不谬！

明代弘治九年（公元1496）《夷陵州志》

 

《东湖县志》

《东湖县志》有清乾隆二十八年本、同治三年本和民国续修版本几种版本。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东湖县志》由林有席修，严思睿等纂，乾隆二十八年刊印。主要介绍了东湖县（今宜昌市）的地理、人文、风俗等内容。全书共30卷，宜昌市档案馆保存了首一卷共8册。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东湖县志》由金大镛修，王柏心纂，同治三年刊印。主要介绍了东湖县（今宜昌市）的地理、人文、风俗等内容。全书共30卷。

《东湖县志》民国续修版本，作者不详，1931年版。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东湖县志》

《宜昌府志》

    《宜昌府志》清同治三年（1864年）刊本，由清聂光銮等修，王柏心等撰。全书共十四卷，112.6万字。该志1970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发行影印版；2002年由宜昌市档案局档案馆、宜昌市地方志办整理重印。

清同治三年（1864年）《宜昌府志》

同治《宜昌府志》总篡王柏心：

    王柏心主篡同治《宜昌府志》、《东湖县志》。他是杨守敬的老师。陈金祥先生整理民国《长阳县志》曾提到，民国《长阳县志》的篡修者之一谭大勳，杨守敬在日记中称他为自己的四大老师之一。谭大勳也为《百柱堂全集》作有一序，可见谭、王有交游，大概王柏心也是“四大”之一吧。

    王柏心，字子寿，号螺州，1779年出生于本县螺山（今属洪湖市）一书香门弟。其曾祖父王秉道，1765年中湖北副榜。祖父王文模，邑痒生。父王为典博览群书，于诸史研究尤详，为清廷奉直大夫。王柏心自幼随父读书，聪颖过人，过目不忘。后入高等学堂深造，潜心研究经史，著有《枢言十七篇》，为邑痒生。

    王柏心于1843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行部主事。他乐于穷经，无意仕途，任职一年，即以“家有老母，无人奉养”为辞，告养乞归。返里后，主持“荆南书院”，一面讲学一面著书立说。对治理江河颇有研究。所著《导江三议》一书，就是他的治水思想和治江策略的集中论述。他治水以大禹为师，主张疏导，“因其已导者而导之”。他在《导江三议》一书中写道：“昔者治江，以疏导之法，多留穴口，因而水患小，后之治江，则主要以设堤防水，因而江患随之频生”。在书中他还提出了治理荆江的具体措施，主要拓宽虎渡河口，利用湖北的公安、石首和湖南的澧县、安乡等县的水道，导江水流入洞庭的，与王柏习早所的论述颇相吻合。

    1848年，荆江南岸的公安、石首、松滋县境和北岸的监利县所辖薛家潭等地溃口，王柏心得知，即赴实地考察。回家后，赶写了《导江续议》，主张“勿塞决口，藉以分流杀势”。书中写道：“宿，终有所往，一郡之中，千里终流，自此安矣”。

    1849年，荆江又发大水，松滋县的高家套和监利县的下车湾溃堤决口。王柏心身临堤段，又写了《导江续议》下篇。提出“勿塞决口，顺其势而导之，使水土各遂其性而不相奸，必有成功”。“成功一就，江安虑耳，人有定居，填圩加肥，租赋尚可徐复”。这些精辟论述，惜未被当朝采纳，而对后来的荆江治理，则提供了宝贵借鉴。

    1852年，太平军事起，王柏心以“维护孔教”为名，办地方团练，企图对抗太平军。是年冬，太平军攻克岳州，拥船东下，至监利县杨林山，分兵驻扎螺山，下令捉拿王柏心。王携母逃匿湖南山中，在悠静的环境中，闭门谢客，潜心写作，著有《漆室呤》。时曾国藩率领湘军舟师出洞庭，进攻岳州。与太平军大战于螺山江中，义军大败，曾国藩从岳州出发，占驻螺山，即召见王柏习。曾对王的诗稿甚为赞赏，常褒扬于左右。自此，王柏心遂与湘军将领胡林翼、左宗棠、李孟群等人相识交挚。

    1855年胡林翼署湖北巡抚，王柏心上书，要求更除漕弊。书中以监利为例，称：“漕粮既折米，又折银，又是抽丰，又是券文，每担粮减价定为六串文，不准随意折算和加派　　1862年，清廷下诏求言。王柏心撰写“信臣篇、明是篇、谋备篇、辩言篇、正庾篇、疑信篇、择吏篇、导俗篇、广议篇”等经论10篇，作进谏之言；又拟“广师儒、屏嗜欲、搏咨访、开特科、下金陵、备秦晋、择外吏、宽榷算”奏章 8条，托云贵总督张亮基代陈。论奏均为慈禧太后所赏识，传旨将经论10篇存弘德殿，将奏章 8条中的“开特科”和“宽榷算”交部议奏，其余留中备览。此时，王柏心深究经学的声誉远近闻名。安徽巡抚李孟群荐王柏心，他以母老坚辞不出。随后署理湖巡抚严树森以经筵讲官荐用。为同治皇帝讲授经学之师，他仍以母年迈90余为由，固辞不受，终未赴任。

王柏心在“荆南学院”主讲二十余年，并长期从事著述，硕果累累，业绩丰厚。《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谓：“柏心蓄道德，能文章，三楚人士类能言之”。他谦让不以学骄人，大江南北的学者名人赴院受业求教者络绎不绝。其主要著述有《导江三议》 1卷、《百柱棠集》53卷、《螺州文集》20卷。他不仅擅长经文，对于诗词也很有研究。小时诗宗李杜，继乃探源汉魏。认为“汉、魏、唐、宋、明之诗各有从入之途”。“汉魏从兴入，故离中往复，其旨最远；唐人从声入，故抗坠疾徐，其调最永；宋人从理入，故切近详密，其趣日新；明人从格入，故府仰与趋，其变易穷”。他著有《子寿诗抄》1卷、《百柱堂诗抄》8卷。在《晚晴移诗汇》中，也有其诗作《漫兴五首》、《青云行》、《苦雨散愁》、《张军门歌》、《夷陵立秋》、《登六盘山作歌》、《平谷山庄歌》、《丛台行》等。时人称道：“柏心之诗歌，雄丽深情，汪洋恣肆，别辟门径，直上杜小陵之席，天宝后，无此作也”。

王柏心晚年，精天史地之学。他纂有道光《黄冈县志》24卷，同治续修《东湖县志》28卷，同治《宜昌府志》16卷，同治续辑《汉阳县志》28卷，同治《当阳县志》18卷，同治《临湘县志》14卷，同治《监利县志》10卷。皆为当地所推崇，现人所借鉴。

《监利县志》为同治11年版本，是王柏心晚年最后编纂的一部县志，载有5篇碑、记、书、文和4篇诗词，不但文藻感人之深，所述事迹亦情真意切。监利江患最烈，晚清时代，连年溃口，他十分关心监利东防。还以《陡螺埠望江水犹壮》为题，赋七律一首。诗云：
　　　　　　岷山秋纳洞庭雄，黔粤巴巫众壑通。
　　　　　　一气混茫尘壤外，万山浮动晚波中。
　　　　　　村氓市小恒争米，处干荒庐但掩蓬。
　　　　　　目击滔滔思砥柱，几人无愧障川功。
    他登上高不进数十丈的小小螺山，眼望江水猛涨，想到洞庭这水，发源于岷山，黔粤巫巴万流，汇集天此。秋水和长天接成一体，仿佛处天尘壤之外，万山立于大水包围的江湖里，势若浮动于晚波之中。村民唯恐饥馑之年又将来临，在螺山小市上争着购米；我这身居茅舍的读书人，只好闭着门忍饥挨饿。目睹这滔滔江水，有几人能作中流砥柱，建此江防之功呢？读此，可知他对于山川形势，胸中自有图画，而且睹物生悲，希望有人治理江患，足见他晚年怀为民之忧而忧的深厚感情。

1873年，王柏心病卒于家。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奉旨回朝，封爵二等候，闻知柏心病殁，上疏奏称：“王柏心学识过人，熟悉山川形势，请将事迹宣会史馆，载入史册”。朝廷以示优待，下诏敕可。

 

《宜昌市志》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遵照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发文要求，宜昌市档案馆组建了《宜昌市志》编纂组，在省方志纂修委员会派员来宜指导下，形成十三章的初稿（时间断限为1949~1958年底），并于是年6月印出少量油印本。至2007年，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翻印成“一九五九年·初稿本”《宜昌市志》，准印证系[2008]鄂省图内字第007号。

 1959年《宜昌市志》

《宜昌市志》建置沿革：

    “宜昌”在夏商两朝为荆州地所管辖。周朝归楚国管辖，当时尚无宜昌名称。到楚顷王（即放逐屈原的楚王）时，被秦将白起攻破，大肆烧毁，宜昌才有地名叫“夷陵”。夷陵的意义是“烧为平地”了。此后不久，屈原感到国破家亡，忠言不用，投汩罗江自杀。

    秦朝改夷陵为“巫县”，汉朝始名夷陵县。到三国时，仍名夷陵县。有时属蜀，有时属吴。以后一度又改称“西陵”县。到晋朝有恢复夷陵县名。南北朝先后改称为“宜州”、“拓州”、“峡州”。隋唐宋元四朝，仍叫夷陵县。明朝先叫峡州府，后改夷陵州。到清初仍叫夷陵州。顺治五年因讳“夷”字，后将历史上的夷陵一律改为“彝”陵。雍正十三年，废彝陵州为宜昌府，另设东湖县，为附府首邑。

    民国初年，废宜昌府改东湖县。在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在日军占领期间，县名均未变。以上历朝，无论称府、称州或称县，其治所多在旧县城地址，即今日宜昌市的前身。

    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规定开宜昌为商埠。从此，宜昌就遭受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和压迫。直到解放前止，共计七十余年。

    当时，宜昌商埠区域仅限于县城。后扩展至西坝、黄草坝等地。商埠机构：时称宜昌商埠局，时称市政建设委员会、市政工程处，但其行政权仍规为宜昌县管理。

    1949年7月16日午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宜昌。从这一天起宜昌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和解放。党和政府认为宜昌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将来的发展前途是巨大的，因此，即就原宜昌商埠地区成立宜昌市，设市人民政府，主持市政建设事宜，1955年改为宜昌市人民委员会。

    宜昌市府先后由湖北省政府直接领导。1956年以后，由宜昌专署领导。1959年3月专署撤销，由湖北省宜都工业行政公署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