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箱：3125136050@qq.com
张光孝（1519-？），字惟训，号左华山人，又号岳泉，一号瓜仙，明代华州（治所在今华县）故县里人。他编纂的《华州志》是明朝关中八部名志之一，对后世地方志的编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迄今也是研究当时自然、社会、人文的第一手资料，是陕西方志界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明张光孝编纂的《华州志》
张光孝的祖先是河南太康人。远祖张敬，在元朝末年曾官至参知政事，明初，尝为湖广岳州卫指挥，寻以元朝旧臣而被谪戍到陇西岷州卫，遂在此安家。岷州卫的治所在今甘肃岷县，其管辖范围包括今岷县、宕昌、舟曲。张敬安家的地点可能是宕昌，因为此地发现有张敬的曾孙张善的墓及墓志铭。张善之子张锦是张光孝的曾祖父，官至刑部左侍郎。张锦时举家迁徙到秦州，秦州的治所在今甘肃天水，明时辖今秦安、清水、礼县，张锦安家在秦安县。张锦之子，就是张光孝的祖父张潜，张潜生于成化八年（1472），字用昭，号西溪，一号东谷子。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户部主事，后升礼部员外郎、郎中。当时的太监刘瑾，专擅朝政，权倾天下，张潜与刘瑾为陕西同乡，却不与其交往，卓立不阿。又升广平府（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知府，迁山东布政司左参政，任职“忠清尽职，缙绅贤之”。正德九年（1514）因不满官场的诬陷中伤，愤而辞官告归。张潜的妻子是华州人东思诚之女，遂迁居华州故县里，并入籍成华州人。张 潜风流酝籍，善吟咏，善篆书，中举前就被陕西督学杨一清赞为“关中三才子”之一（其他两位是庆阳的李梦阳、旬阳的张凤翔）。迁居华州后，以游山水自娱，并与中国文学史上重要流派——明朝“前七子”中的武功人康海，鄠县(今户县)人王九思常往来交游，谈论古今。康海还将长女嫁与张潜之子张之榘为妻。张之榘于嘉靖五年（1526）正月英年早逝，张潜悲伤过度，半年后亦卒，享年五十五岁。所著有《东谷诗集》。张之榘是张光孝的父亲，字仪正，嘉靖元年（1522）举人。素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结庐墓侧，朝夕哭泣。由此病重，于嘉靖五年（1526）正月逝世。他的岳父康海是有名的文学家，闻此噩耗，震惊之际作《悼张之榘三首》《十六日闻张甥之榘讣》等诗悼念，其中一句为“三十二岁倏殄灭”，可推算张之榘生于弘治八年（1495）。张光孝的父亲去世时，他“甫八岁” ，由此可知张光孝出生于正德十四年（1519），当时他的祖父已定居华州故县里，据当地父老相传，其家在今华县杏林镇张渠园村。他相貌“丰厚奇伟”，“文品无双”。为州学生员时，有督学者认为他的才性类似其外祖父康海(9)。嘉靖二十五年（1546），27岁时考中第二名举人，以后多年考进士累试不第，40多岁时被授与河南西华县知县。在任上，他与民休息，剔蠹兴利。西华县城为土城，遇水灾易毁，而且修而又颓，百姓为之苦扰。隆庆二年（1568），张光孝改修为砖城，减轻了水害。西华县有一姓王的读书人，被诬告成罪。张光孝竭力为其辩冤，使此案得以平反，但他却因此受到上司忌嫉。张光孝当时以艺文著称，河南按察司佥事傅霖与他谈论文章，显示自己的作品，张光孝不作阿谀之词，傅霖面露怒色。隆庆五年（1571），他终因得罪上司被借故罢职回乡。不料，两年后的万历元年（1573），傅霖因故被贬职任华州知州。傅霖倒也是个大度的人，他见到张光孝，握着手说：“吾辈处事真筑版也。”张光孝归乡后，绝意仕途，潜心著述。他一生著作颇丰，计有《华州志》《西渎大河志》《三边人物列传》《理学名臣传》《左华集》《癸未集》《辛未集》《丙子集》《辛巳集》《拟古乐府》《萸亭纪事》等。《续华州志》称张光孝的学识为“学究天人，探微经史，驰追屈马李杜之场，揖词林名家而上下。”张光孝有5个儿子，皆“科贡联翩”，其裔孙也“衣冠彬彬有声”，张氏一门为“关中之巨族” 。华县历史上的志书，有资料可证的最早一部，出现于唐朝，是由监察御史黎逢编撰的《郑志》。北宋时曾有两部新旧“华州图经”，元朝华州也有一部“郡志”，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华州训导钮莹中也曾编过一部华州志，但上述各部志书均已失传。当今存世的华县各种旧志书中，最早的就是张光孝的《华州志》了。
明《华州志图》自华州志 张光孝的外祖父康海不但是著名文学家，也是修志名家。正德十四年（1519）刊行的《武功县志》，就是由他修撰的，此志位于明朝关中八部名志之首，其体例严谨，文字简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 。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海此志作为楷模。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张光孝秉承其外祖父的修志传统和精神，用大半生心血编纂了《华州志》。张光孝时，成化二十二年的华州志还在，但他认为此志缺略甚多，且岁时已久，应当重修。因此，他从青年时起，就以修志为己任，利用一切时间搜集资料，查阅古籍，访问故老，踏勘山川，锲而不舍。有人不解其修志之苦心，张光孝说：“君子之学不施行于当世，而寄言于后世者，志学之事也。”从西华县罢职回乡后，他完成了最后的编纂。隆庆六年（1572），李可久任华州知州，他获知张光孝有华州志稿，取来阅后，认为此志“稽考之详，克就体要” ，于是予以裁正。万历初，历时30多年心血的《华州志》终于成书。此志记述时间起自西周末年，止于明朝万历九年（1581）；记述地域为明朝华州及其属县，即今华县、华阴、潼关、蒲城等地。全书共24卷，内容主要有诸图考、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祠祀志、风俗考、田赋志、物产述、省鉴志、艺文志、人物传等。《华州志》记事的下限，因为卷首有李可久隆庆六年（1572）写的序，一般就将下限定为隆庆六年。其实，《华州志》虽然基本定稿在隆庆六年，大部分内容的时间下限是这一年，但还补充有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九年（1581）期间的记事。主要在卷五《官师志》和卷二十二《人物列传·科贡考》中。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华州志》在隆庆六年后，补写有万历元年至万历九年的记事。《人物列传·科贡考》中，在王庭诗名下，记其简历为“平定里人，乙丑进士，任礼部郎中，升山东按察司副使，见（现）任”等字样。据《王庭诗墓志铭》，王庭诗隆庆六年（1572）任礼部员外郎，万历元年（1573）晋郎中，万历七年（1579）迁山东按察（兵备）副使，万历十年（1582）升浙江参政，后还任河南按察使、湖广布政使等。《华州志》记其简历不及万历十年以后事，而且现任职务是万历七年至十年期间的山东按察司副使。这些都说明《华州志》记事下限是在万历九年（1581）。目前见到的《华州志》版本中，在卷二十二《人物列传·科贡考》中，有万历十年（1582）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内容，笔者认为这一部分应是后人重刻时掺入。根据有二：一、《人物列传·科贡考》记三年一次的乡试举人名单及其简历，直至万历七年都很完整，而三年后的万历十年至二十五年除了年份和人名外，其简历皆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在时间断限上，上接明《华州志》，在其《人物列传·科贡考》中，是从万历十年起始，而且年份、人名、简历俱全。二、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再续华州志》卷八《选举志》说：“前志（指《华州志》）‘选举’，至万历七年止”，说明《再续华州志》的编纂者见到的明《华州志》卷二十二没有万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内容。与《华州志》记事下限的同样问题，是它的刊行时间。一些著述以李可久作序的隆庆六年（1572）为刊行时间，常有 “隆庆六年的《华州志》”云云，是为不妥。隆庆六年（1572）八月，李可久在序中说，他将张光孝志稿审阅后，“遂命梓之以传”，即命人刻版、刊印。4个月后，即次年的万历元年（1573）的正月，张光孝在后序中说，李可久将志稿索阅后，“广之、刈之、梓之”。因此，《华州志》的刊行时间不会在隆庆六年。若以张光孝后序定万历元年成书，其中万历元年至九年记事，也无法解释。所以，《华州志》的刊行时间，应该是万历九年（1581）。在《华州志》凡例的后面，加有张光孝的长子张士遇的一段话，说他遵李可久之命，将志稿曾送去刻印。但这段话没有注明日期，无法证明其刊行时间。万历元年至九年期间，《华州志》的刊印到底遇到了什么，我们还无从知晓。《华州志》的版本，除上述明万历本外，在清朝还两次重新刻印。一次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另一次是在光绪八年(1882) 。明《华州志》的万历本、乾隆本现比较稀有，光绪本流传较广。光绪本在刻印时，认为清朝时所修的《续华州志》《再续华州志》《三续华州志》是《华州志》的继续，《华州志》是清朝三部州志的基础和初始，因而将明《华州志》改名为《华州初志》。《华州志》成书以后，以体例严谨，资料丰富成为中国古代地方志中较为有名的一部，历代都有较高的评价。《华州志》的审阅裁正者、华州知州李可久，在为此志作序时说：“览其稽考之详，克就体要，足著一方之事，而收百世之遗焉。”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华州人王庭诗，在为此志作后序时说：“张公学有源流，文有授受。尝一披览其志草，真有关于政治之要务者也。”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祯在《池北偶谈·秦中诸志》及《蚕尾集·新城县新志序》中，极力推崇包括张光孝《华州志》在内的陕西地区数部志书，称其“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有《黄图》《决录》之遗焉。”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州知州汪以诚《再续华州志》的序中说：“是志原本，成于郡人光孝张公，以秦人叙秦事，经宗工王渔洋许可。”民国时，顾熠山在其主编的《重修华县县志稿·艺文志》中，评论《华州志》时说：“张公著述颇多，是编为精心结撰之作，在关中最脍炙人口。”1985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称赞张光孝的《华州志》“古代称佳，于今可鉴” 。1985年，高峰编著的《陕西方志考》（《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九）：认为《华州志》是“历史名志”，“对这部州志的评价，清代学者王士祯列为十大名志之一。它绘图精细，记事详实，特别是对本州人物收集多，记载详。”1986年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将《华州志》列为“著名方志”。其对《华州志》的评论是：“此志乃据经稽史，博及子集图说，兼考志乘而成。其所载‘务求专合于理；不足以述事者，乃阙而不书。’综观全志，其可称者数端：一、载述以简要为尚，所属各县事有记者有不记者，各有详略。二、所述风俗、省鉴、人物寓规讽、劝戒之意。三、艺文仅列书目，而诗文小注各事之下，以省冗繁。四、官师、人物生存者不传，官员无治绩者不记。清人王士祯誉其为明代方志之上驷。”2009年陈峰主编的《话说陕西·宋元明清卷》，在《关中名志甲天下》一篇中认为：包括张光孝《华州志》在内的明代关中八志，“体例完备，大致奠定了后世方志的成熟模式；且基本上成于一人之手，具有清代‘官书’所难以具备的成一家之言的优点。”张光孝的《华州志》成书400多年来，在地方志修纂、史料存续、文化传承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华州，这部志书是以后各代修志的基础。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再续华州志》、光绪八年（1882）的《三续华州志》是明代《华州志》的延续。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及1992年出版的《华县志》，2012年出版的《华县志（1990-2005）》，无不汲取了明《华州志》的经验和宝贵资料。华县存世的地方志盖以此志为源头，400多年来. 华县的历史记录从不间断，方志记载完整全面，明《华州志》的开创发轫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张光孝的《华州志》资料丰富，取材宏博,保存大量史料，对研究明朝及其以前的华州自然、社会、经济、文化、人物非常珍贵。这种珍贵不仅是对华州、华县而言，某些方面甚至包括更大范围。如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1月）以华州为震中的大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死亡83万人，是世界地震史上死亡人数之最。张光孝亲历了这次地震，在震后十几年成书的《华州志》中，他对地震实况、灾情、赈灾、灾后重建等，做了详尽、真实、具体的，难能可贵的记载。1949年以后，中国的许多地震工作者在研究这次大地震时，都把《华州志》中的记载作为第一手文字资料，充分地加以引用，《华州志》的影响可见一斑。张光孝的《华州志》，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数百年来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此志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名志”，就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在《华州志》中处处有精神文明的记载和人文精神的内涵，给予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感召。《华州志》中引用刊载了康海、吕柟、王九思等许多文人学者的诗文，有些还是相关作者的轶文，有着重要的研究、欣赏的价值，同样是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