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地方志源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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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发展

隋唐时期方志由私撰一举成为官修。官修志书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足够的人力和资源，由史馆(后世为志局)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组织、分工合作，成书较快。官修制度极大促进了方志的发展。

《隋书·经籍志》记载：“隋大业中(605年～617年)，普诏天下诸郡，采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虽历史较短，却有《诸郡物产土记》151卷、《区宇图记》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记注甚众。这些地理总志卷帙之众多、内容之繁多，为前代志书所莫及，也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纂修这一类志书创立了格局、奠定了基础。

唐代，官府纂修图经制度比隋朝更严密，由皇帝下诏，各州府每3年(一度改为5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于是不仅有当朝史官、名臣亲自撰写方志，而且各郡府也相继撰写了一大批反映地方地理、政治、人文等概貌的地方志。这些志书不仅取材较以前广泛，而且在详略适中、记叙有法、内容真实等方面也非前志能比。

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是《括地志》550卷。作者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魏王李泰。该书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撰修，至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成书，历时5年。全面记载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名胜、河流汇集、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事等等。唐太宗赞其：“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婵九昭，外报八方，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但《括地志》有志无图，内容不能算是完备。且书早佚，今只能见他书所引佚文。而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年～804年)，鸿胪卿贾耽撰《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图道县四夷述》两书，有说有论，图说并行，并以图闻名于世。特别是《海内华夷图》，史载其广三丈，纵三丈五尺，以一寸折百里，古郡国题以墨，唐之州县标以朱，是一幅巨大的地理志图。此图之佚，实为史憾。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是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40卷，以唐制分别记述各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卷首并附图。南宋时图亡佚，书名从此改称《元和郡县志》。由于作者为唐朝两任宰相，精于地理，熟悉各方面的情况，故所著“详细集中，记叙有法”。此书不仅是魏晋以来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全国性总志，也是最好的一部。

唐代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唐刘知几《史通·杂述篇》称之为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当时所修的图经已经遍及全国，连边远州县也不例外。清朝末年，甘肃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图经就有《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沙州地志》《敦煌录》《敦煌名族志》《瓜沙伊西残志》等多种。其中《沙州图经》是中国迄今现存最早的图经，修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从残存的部分看，文字简洁、叙事明爽，除记载当地的行政机构和区划外，对于当地的天象、蓄水、碱卤、梁泽、堰堤、驿所、县学、医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墓冢、古城、祥瑞、异怪、歌谣、古道等都有详略不同的叙述。从体例上讲，分门别类、有图有说，并有综合记述。可以说只须加入人物、政事、赋税等，便具综合性方志之形。

这一时期的方志，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记述，虽然还多以图经、图记、地记为名号，但已开始称之谓“图志”或“志”，并且“经”和“志”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图的地位和作用明显缩小。二是这时的志书，为了加强封建中央政权的统治，对人民的财富进行进一步搜刮，增加了“四方贡赋、建置治军、因时制度、事迹人俗”等门类，由过去单纯记载地理方面的志书，开始演变地理、政事并重。这在方志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方志体例逐步趋向完善的表现。

另外，这一时期对方志本身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就，魏徵等人编著的《隋书·经籍志·序》中就系统地记述了唐以前方志的发展和各个时期的特点，极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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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完备

宋代，地方志的编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地方志著述取材更为广泛，分类更为详密，体例更为完备。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指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使、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可见，宋代的地方志编纂已经完全摆脱了隋唐以前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门类只限于地图、山川、风土、人物数种的简单体例，从而奠定明清以来一般地方志的体例。

两宋时期，不仅是官修地方志盛兴，私家方志著述也相当发达，成就十分显著。这与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和外族的频繁进击是分不开的。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曾三令五申，要求各州郡编造图经、纂修志书。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在建国后不久，即下令规定：“凡土地所分，风俗所当，具古今兴废之图，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后又命大臣卢多逊等人重修天下图经。宋真宗在位时，下诏由李宗谔等负责，纂修《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宋徽宗时，朝廷设置了“九城图志局”，开后世建官方机构修志之先河。南宋时期，虽然偏安一隅，政治上无任何建树，军事上为金蒙所迫，但在纂修地方志方面，却做出了成绩。由于外族的进迫，众多有识之士依托纂修方志以表达对祖国山河之爱，纷纷纂书修志，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志和私人著述。如程大昌《雍录》和陆游参修的《嘉泰会稽志》等，就是这样的产物。

宋代方志在唐以前的“图经”基础上，出现了举凡舆地、风俗、物产、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等门类汇目为一编的志书。志书体例由分散到聚合，逐渐充实完善，内容重点由以地理为主体向以人文为主体发展，尤其“风俗”一门，记述较详。“图经”由盛而衰，充分反映这一时期的方志，已经充分从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志书个性特点渐趋明显。

两宋时期的上乘志书很多。如李宗谔的《祥符州县图经》、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修的《舆地广记》、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宋敏求的《长安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潜说友的《临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罗愿的《新安志》等等，都是著称于世、颇具影响的名著佳志。

这一时期，志书续修重修业已普及。如宋乾道五年(1169年)，编纂《四明图经》；宋宝庆四年(1228年)，复纂《四明志》；31年后，宋开庆元年(1259年)，吴潜修又纂修《四明续志》，对旧志颇多“兴笔补废”。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续修图志也出于宋代。宋皇祜三年(1051年)，王洙、常禹上新修《地理图》50卷、《图绘要览》1卷，诏赐名《(皇祐)方域图志》。王、常二人又于宋至和元年(1054年)上《(皇祐)方域续图》，即是对前图志基础上的续补。而北宋王曾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撰《(祥符)九域图》3卷，历6年书成。至宋熙宁八年(1075年)，诏命三馆秘阁删定《九域图》，命王存审其事。王存据旧志于宋元丰三年(1080年)修成《(元丰)九域志》，并于元丰八年(1085年)颁布。此志体例虽仿《(祥府)九域图》，然无图绘之作，体例变化甚大，改图为志，实属重修。

地方志在宋代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发展，不但同统治者重视修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也为修志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时，汉唐以降地方志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宋代方志的发展准备了经验和基础。

宋代由于方志盛行，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并将这些经验经过总结上升成为方志理论。宋代方志理论研究风气浓厚，纂修方志的人多在志书的“序”、“跋”中阐述自己的修志主张和见解。内容一是关于修志的目的和意义，二是如何编撰方志。对于前者，宋代志书编撰之人认为，方志在“资政”方面，“有补于世”，可以“告后之为政”，能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在“教化”方面，则可借先哲往事使后人砥砺名节，正风定伪，有楷模和警策的作用。而宋代在方志理论贡献最大的是方志的编撰方法和体例问题。如周应合提出在方志编修过程中，必须做好“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四步修志程序(《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再如，罗愿反对把志书简单地变成资料大汇抄，主张要经过编修者的加工，而这种加工，必须是有观念有取舍的雕琢，“必使涉于学者纂之”。宋代学家的这些方志理论，对明清的方志学的形成，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其中不少见解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两宋时期在修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内容和理论等方面都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是中国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元代方志的突出贡献，是开创中央政府编撰全国性一统志之先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扎马刺丁奏议：“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采纳，命其及秘书少监虞应龙，据职方所上版图纂辑，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书750卷，命名《大一统志》。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元廷得《云南图志》，成宗大德二年(1298)又得《甘肃图志》，翌年得《辽阳图志》，随令秘书增修。索兰盼、岳磷主修。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成书1300卷(一说1000卷)。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刊发，定名《大元一统志》，并诏命许有壬制序。此书大类分十一省，每省分路或府；再下分州，大多以一州为一卷(少数为二卷、三卷)；每州则分建置沿革、方廓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官迹、人物、仙释十目，每目无事实者缺之，有事实者详之，内容包括汉唐以降古图经成份，异常闳博周密。清人吴骞跋残本曾赞：府、州、县建置沿革一门，正文既详，复取古今地理各书，参互考证，细注其下，堪称方志典范。《大元一统志》于元末战乱中迅速散失，可谓之方志史上一憾。其佚文散见于《永乐大典》《明一统志》《满州源流考》《热河志》等诸书。近代学者金毓黻，辗转收集15卷，曰残本；又从群书中摭拾遗文逸句，纂为4卷，曰辑本：又以钩稽所得，举条目，辨正伪，撰为考证。金氏三著贡献于方志，使今人可窥该志一貌。

元代区域性方志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不如宋代，见于著录者约160种，今存10种，但多为善志。如于钦《齐乘》、徐硕《嘉禾志》、冯福京、郭荐《昌国州图志》、袁桷《四明志》、王厚孙《四明续志》、俞希鲁《镇江志》、卢镇《重修琴川志》等等。

一般认为，元朝残暴、落后的统治，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迟滞，对于方志发展带来严重消极影响。但总体看来，元代修志和方志理论研究，虽不及宋代发达，其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如讲求实用的主张，就极具特色。李好文在编纂《长安志图》时，提出“图为志设”，并认为“沟渠之利，疏溉之饶，生民衣食之所系焉。”(《长安志图·序》)是“泽千秋”的大事，纂修志者不得遗漏。且现存的元代志书中，后人赞之者大半。可见元代方志事业对于明清方志事业的影响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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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成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修志体系臻于成熟和修志制度正式形成的阶段。

明代修志的成就很大。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载，明代地方志770种，10087卷。这个时期方志的特点：

一是，官方对修志十分重视，正式颁令修志条例。明王朝开国之初的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即下诏令儒臣类编地志，即《大明志书》。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复编《大明清类天元分野之书》24卷。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诏编《寰宇通衢书》。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修天下郡县志书，紧接着两次分发修志条例。条例规定郡县志书门目二十一卷，正式确定了官方修志制度和体例。但依此条例编纂的志书，或早佚或未成，至今难觅其踪。

二是，继元朝建续编修全国一统志。明代景泰初期，敕撰《寰宇通志》，由陈循、高为主持。明景泰七年(1456年)成书119卷，时值宫廷政变而未刊行。明英宗复修，又令李贤等改修，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成书90卷奏进，赐名《大明一统志》。明英宗御制序文置于冠首，锓版刊发。至明万历年间，又对此志进行增补。《大明一统志》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大元一统志》的第二部官修一统志书。是书以顺天府(今北京市)、应天府(今南京市)及明廷十三布政司领辖各府分卷，府下子目依《大元一统志》，但作了一些调整，删去坊廓、乡镇、里至等，增加郡名、公署、学校、书院、渎梁、寺观、陵墓、祠庙。然此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逊于《大元一统志》，篇幅不及其十分之一，且内容粗糙多舛。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曾予以指责。

三是，明代方志最大贡献是大行政区的省志成其体系。明代由于承袭元代行中书省的行政区划，分全国为十三大行政区，称之承宣布政使司。但人们仍习惯简称为“省”，故以一布政使为范围的志书，仍称其“省”志。据《明史·艺文志》载，十三布政司无不有方志。有曰图经的，如赵瓒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17卷；有曰书的，如何乔远撰万历《闽书》154卷；有曰志的，如熊相撰正德《四川志》37卷；有曰总志的，如王元正撰嘉靖《四川总志》16卷，徐学谟撰《湖广总志》98卷；有曰通志的，有黄仲昭撰弘治《八闽通志》87卷，张寅撰嘉靖《山东通志》40卷，周广撰嘉靖《江西通志》37卷，张道撰嘉靖《贵州通志》12卷，黄左撰嘉靖《广东通志》70卷、《广西通志》60卷，马理撰嘉靖《陕西通志》40卷，周宇、马从晤撰《陕西通志》35卷，等等。正因明代省志曰通志者最多，故而导致清代沿袭，其省志概名通志。

四是，明代编修府、州、县、卫等分区性方志大增。张邦政于(万历)《满城县志·序》所言：“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这其中当以县志为最多。这些志书大多出于官修，依明廷永乐条例，结合本地实际，加减类目。明代修志虽众，然由于明廷统治严厉，官吏腐败，地方官假于俗士，对旧籍轻改妄删，对新材掠美炫奇，成书大都芜杂，与宋志相比较，佳编寡鲜。但其中亦有被后人称赞之佳作。如张钦《大同府志》18卷，撰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分14门，“烽堆”门为其独创，卷首有车营、战车诸图，因大同属边关，故侧重武备。如康海《武功县志》3卷，正德年间撰，以文简事赅而见称。其中《官师》择录人物，善恶并举，褒贬兼书，独破历来志书有美无刺、恶者不录之旧俗，颇显勇气。如韩邦靖《朝邑县志》2卷，亦为正德年间编撰。分总志、风俗、物产、田赋、名官、人物、杂记7篇，然全书不过七千言，其简赅之极，为志家称道，谓之“记录质实、文采可诵”。再如，盛仪《维扬志》38卷，嘉靖年撰，因扬州旧名维扬而名。此志列扬州郡邑古今图，建置沿革等8志，秩官、人物列传2篇，体例完善。尤其是宋代编撰的扬州三志失佚，其书是考据扬州历史的宝贵资料。另外，明代县志中也记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资料，不失为散珠遗珍。概括起来，可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记述明代工农业生产，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概貌。如，嘉靖《龙溪县志》记载了近海山田的灌溉之法、耨草及佃田和一田二主制等内容，兼及于生产和生产关系。《江阴县志》记载有当地的农副业生产、农业生产工具及其形制和渔业生产等。在记载当地手工具生产时，反映了木工、土工、金工、石工、设色工等分工情况。《太原县志·水利》记载了“晋水每霸于豪强，汾水专利于渠田，弊也久矣”的社会不公状况。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明朝农业史、手工业史、社会史极具价值。2.记述了明代人民生活这状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的严重性。如嘉靖《兰阳县志·田赋志》附载纂者的“人民昔少今加少，缓级名均实末均”的诗句。又如《江阴县志》记有“通邑小民，生理单薄，凶年糠豆不赡、短褐不完，夫妇相守以死有焉。”这些内容，极其具体、翔实，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是明代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3.记载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反映了明代时期的民族关系。如嘉靖《恩南府志》就详细记载了古代仡佬族的家亲殿和崖葬习俗。万历《慈利县志》记载了瑶族人民的生活、婚姻生养等习俗。4.一些明志通记载了当时科学文化方面的内容，沿海地区的志书则记有海上贸易和抗击倭寇的斗争。可以说，明代方志是从各个领域开展对明代历史研究的丰富资料宝库。

五是，明代注重边镇要关修志。这是因为明朝与蒙古交恶，北部边防极重，故反映边关防务的图志之多远远超越前代。除前面所言《大同府志》外，有嘉靖年间郑晓撰《九边图志》，万历四年(1576年)刘祖撰《四镇三关志》(四镇：蓟、昌、徐、辽，三关：居庸、紫荆、山海)10卷，万历年间刘馀泽撰《延绥志》8卷，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王士翘纂《西关志》32卷(其中，《居庸关》10卷、《紫荆关志》8卷、《倒马关志》7卷，《故关志》7卷)，另外，还有詹荣明纂《山海关志》8卷等。诸书虽名曰边、镇、关，内容并非仅局限于军备，山川形势、建置沿革、田地赋税、力役调支、风俗学校、人才选举、奏章文牍、民族部落，皆有涉及，实属成体方志。

明代方志的体例，较前更臻完备。首先，不少志书已有凡例。如嘉靖《辽东志》即有凡例15条，嘉靖《金辽志》也有9条。凡例的出现使志书体例和编撰更趋规范。其次，明志在重视文字记载的同时，一些志书也注重舆图的载录。如《辽东志》有舆图17幅，《金辽志》有19幅。其三，明志类目设置多为两级，层次较为分明。

明代对于方志理论研究较少，没有形成完整的方志学。在这方面，可以说明代上不逮宋，下不及清，但也不能说明代于方志理论无一点成就，也曾有人慎独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总结历来修志经验，力求从理论上探求方志的性质、意义和功用。如嘉靖直隶《池州府志·序》谓：“志者记也，所以纪事之实也，即四方之史也。”再如嘉靖《曲沃县志》主修者刘鲁生，在其志序中明确指出，一部好的志书，应该“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他还认为，要编好一部好的志书，“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这些关于广泛调查采访、认真考订资料、正确行文表述、合理安排内容的编纂主张，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