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4日，英格玛·伯格曼诞辰99周年。 2017年7月30日，英格玛·伯格曼逝世10周年。 作为瑞典国宝级导演，20世纪电影大师，“作者电影”的代表人物，英格玛·伯格曼在影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英格玛·伯格曼 高产如斯，基本保持每年1-2部影片的产量，一生编导电影70多部，舞台剧170多次，每部电影在质量和艺术探索上皆为上品，在各大电影节颁奖礼上拿奖拿到手软。  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促成了电影艺术的彻底改造，由一种娱乐形式转变为一门独立艺术。 而伯格曼以其静默简约的美学风格，首创的意识流式电影手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对自我与现实、存在与死亡、孤独与信仰的探讨，开辟了严肃哲理电影的先河，更影响了后期诸如让-吕克·戈达尔等法国新浪潮导演乃至整个欧洲艺术电影的发展。  伯格曼（右）与其御用摄影师斯文·尼夫基斯特在《芬妮与亚历山大》片场 伯格曼拥有许多名导迷弟，2013年关于他的纪录片《打扰伯格曼》，简直是一场由各国名导组成的粉丝研讨会。 伍迪·艾伦说：“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想拍摄的，哪怕只拍出其中一部。” 李安18岁时看了伯格曼的《处女泉》毅然决定走上电影之路：“我连续看了两遍，看完动弹不得，仿佛被导演夺走了童贞，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  李安得见偶像一面激动落泪 这位电影大师出生在1918年的瑞典小城乌普萨拉，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教徒，母亲出身上流社会，孤僻、任性，伯格曼的童年充满了宗教浸泡和严厉管教，这些都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伯格曼开始创作的40年代，正是西方存在主义等思潮的鼎盛时期，受到叔本华、尼采、萨特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伯格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派哲学，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观性”，构成了他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作“主观电影”。 到了50年代，伯格曼的风格以臻成熟，特别是1957年都《第七封印》、1957年的《野草莓》这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让他跻身世界电影大师之列。  《第七封印》 《第七封印》用极具宗教色彩的象征故事，向死神发出质问，尚且还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到了《野草莓》，则已完全是一部意识流作品，伯格曼用梦境——现实——回忆——幻觉相互交织的手法，近乎否定地质疑上帝的存在，又近乎冷酷地剖白自我的丧失感、孤独感和罪恶感。  伯格曼在《野草莓》片场 与他惺惺相惜的费里尼就说：“《野草莓》我只看过一遍,但已经足以认识到伯格曼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了。将我跟他相比是在恭维我。” 不乏有人说这部电影晦涩难懂、故弄玄虚，但用他自己的话，他不过是把电影作为“对同类的说话方式”。  《野草莓》 影片叙述一位名叫伊萨克的医学教授即将去参加一个荣誉授衔典礼，但在出发前的早晨，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明明是清晨却亮得刺眼的街道，眼镜店招牌上却是腐烂的眼睛，街上的钟表却没有指针，面容焦虑的男人突然化成黑水，送葬的马车滚落一尊棺材，里面却是教授自己的尸体。 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如果把梦分割，从每个细节推断出其所代表的含义，可以得到做梦者的真实意图。 随之我们会发现，伯格曼在这段不到5分钟的梦境里，伊萨克教授的潜意识中，放入了相当多的隐喻象征。  没有指针的时钟，象征时间的丧失，死亡的临近； 试图触碰大街上的男人，象征自我的探寻；  随时会化成黑水的人，象征不堪一击、无法把握的生命； 而棺材中的自己，则是对自己的判定——我已经死了，象征着自我的丧失。 接近生命尽头的伊萨克教授就是带着这种迷茫失落的自我认知，开始了前往典礼的旅程。电影进入现实的部分，也是家庭关系的集中段落。伊萨克教授与儿媳妇玛丽安在车内或交谈或争执，随后来到母亲的偏远住所探望。  伊萨克与玛丽安 我们从中知晓，教授与上一代关系很尴尬，与下一代关系又非常差。 他从小丧父，童年的父爱缺失，因此也根本不懂如何对儿子施予爱，家庭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儿子继承了他的冷漠，彻底抗拒这种需要施予爱的家庭关系——试图让玛丽安终止妊娠，拒绝拥有儿子。 童年经历与家庭关系是解读伊萨克教授内心的关键钥匙，也是伯格曼自我的映射。 伯格曼就有一个父爱缺失的童年，由于父亲长期担任神职工作的缘故，教育方式多为教义灌输和严酷管教，这给幼小的伯格曼造成一个上帝在场，而父亲不在场的成长环境，导致了他对上帝既迷恋又反叛的复杂情绪，以及对父亲怨恨的心理。这种对上帝、对父母的复杂心理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主题中。 弗洛伊德认为，梦（即便是噩梦）是潜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伪装的满足。于是伊萨克教授在一片路边的草莓地停下来，陷入了白日梦。 他其实有健忘的毛病，但在白日梦中，儿时的影像却鲜活地出现在面前，他看到年轻时的恋人，看到恋人背着他爱上别人，又看到恋人拿着镜子，唾弃现在垂垂老矣的自己。 镜子是很多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不管是前人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还是后来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镜子/镜像都通向人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 年轻的恋人指控伊萨克冷漠、衰老、无能，其实是伊萨克借助镜子“观看”自己，借恋人之口“听见”自己，是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和指控。 走出白日梦，伊萨克又陷入了一个可怖的幻觉。在幻觉中他看到自己出现在审判庭上，他无法正确使用显微镜，无法读懂黑板上关于医生天职的字句，他看到自己的妻子与情夫交媾，听见别人对他杀妻的指控，以“孤寂”为名判了他的终身死刑。 这一段可以说是孤寂得不能再孤寂了，在听到判决那一刻，伊萨克甚至没有转头看裁定者，只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能再求情了吗”，这不是真的问句，只是一句回望过往的叹息，他早已接受了这个判决，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就是他的人生。 恍惚地走完授衔典礼，伊萨克教授回到家中，也许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句：“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他忽然想起去关心儿子的生活，希望与之促膝长谈，或许能弥补当年对他的冷漠，然而儿子却已习惯冷漠，对他突如其来的关照毫不动心，以疏远和礼貌回拒了他。 他转而向玛丽安表达友好，他说：我喜欢你。 玛丽安笑着说：我也喜欢你。随后又迫不及待地离开去找爱人欢好了。 他向路上偶遇的三个年轻孩子表达关爱，孩子们为他唱了颂歌，送了鲜花，用热情亲昵的方式与他道别，转身又嘻嘻哈哈地上路，他甚至来不及说出一句：“写信给我。”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可能的吗？对于伯格曼镜头下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老人途中遇到的那对不停争吵的夫妻，和两个为了争辩上帝是否存在而打起来的青年，就像老人自己的一生。 现代主义对人生的审视，就像一座一座孤岛，岛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就是孤独。 老人最终还是一个人躺回小床，用童年的幻影治愈自己。 他又回到了野草莓地，草莓地代表了伊萨克所认为的一切美好，象征着故乡，和他渴望中的家人怀抱。 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年轻的恋人，他像个孩子一样，说自己找不到父母亲了。这次恋人没有再挖苦他，而是牵着他来到河边，他终于见到了河对岸的父母，父亲对他挥了挥手。 老人就这么静静地遥望着河对岸的父母，刺目的阳光依旧将他们的脸照得模糊无法辨识。 但老人淡淡地笑了，他被治愈了，他在自我营造的愉快梦境中，获得了童年的补偿，找回了缺失的父母之爱，重新确定了自我，怀揣着一个新的温暖的人生即将铺开的心情，他死去了。 伯格曼曾说：“回忆常常会成为一桩锐利的武器，充满杀伤力又残酷血腥。” 《野草莓》通篇就在展示这种静默的、无法修复的、杀人不见血的残酷与血腥，他狡猾地给了一个看似治愈的结局，但结局的温暖却让人生的孤独更加无处遁形。 或许就如伊萨克的老母亲所说：回首往事，惊梦一场。《野草莓》所讨论的自我存在与价值、家庭与沟通、生与死的问题，如今依旧在现代人心头盘桓不散。 致敬用镜头直指人心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FI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