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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木 原载：《太平洋学报》第25卷第6期 稍有删节，文章注释略 部分图片源于网络 编辑：坐观君 1 历史上内陆与西藏联系的路线很多，而两地间最稳定即受干扰最小的联系枢纽是介于西藏和内陆之间的川西即传统上的“西康”地区，它位于青藏高原东面的边缘地带，是内陆入藏的交通孔道和与中原政治互动的关键地区。也就是说，一旦西北不稳，那么从川滇地区进入西藏的最关键通道都集中在西康地区： 唐朝时期唐朝与吐蕃之间交往的官方大道“唐蕃古道”，以及与之近似、至今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青藏道；元明时期因为内陆与西藏茶马贸扩大而不断繁荣的川藏道；西藏与西南各个民族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古道——滇藏道都是经过康区，并在这里形成交会点。西藏的昌都，四川的甘孜、康定、德格，以及青海的玉树等，都成为康区控制扼内陆与西藏联系的重镇。历史上，内陆中央王朝对西藏用兵，首先要经过这些地区，往来贸易的货物和人员也必须经过这里，康区很自然地成为关乎西藏地方安定，以及西藏与祖国内陆关系的重要地区。 西康所辖地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安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藏东部昌都市等，基本上相当于藏文化中的康区，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是内陆进入西藏的要道，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但与其他地区的通道相比，西康山地南北纵向集中排布的地形对内陆中央力量投送到西藏造成绝大的障碍：高高隆起的青藏高原与大陆板块挤压造成的一排排北南纵向分布的断裂地带，犹如一道道天然长城在庇护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也迎面阻隔自东而西的中央政府的入藏力量。 由此中国历史上便有了“治藏必先安康”的经验总结；同样也是出于历史上特别是元、明、清以来中央王朝统一国家的经验，放弃川康，对内陆中原而言，则意味着放弃了西藏；而西藏失控，则中国西部的动乱势力将联为一起，接踵而至的就是全国动乱。 2 西藏与西域诸地关联密切，因此，西藏问题就是全局问题，而对中央政权来说，西藏问题首先表现为康藏问题。 “藏地关系最要者，尤在台站，此乃往来枢纽所在。” 这是乾隆几乎耗尽四川物力远征剿小金川叛乱后得出的深切经验。昌都是西康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它是四川进入西藏的关键通道。雍正继位时，四川巡抚蔡珽“奏请安定八旗人心，以为从西藏撤兵是必要的方法” ，雍正在登基当年（1723年）采纳蔡珽的建议把驻藏部队撤回内陆——雍正后来对此很后悔，即使如此，他也只将清军撤至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一线，这一慎重安排保证了五年后清政府顺利平息西藏噶布伦阿尔布的叛乱。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入藏。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事宜，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同样也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月解放昌都后，西藏当局才参与西藏和平解放进程。 其次，西康地区还对中国西南边境稳定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由于西康西南区域集中了缅甸、印度北入中国藏南的重要通道，历来是域外一些国家的觊觎之地。而且，清末西南边境的中印冲突及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东段反击战场（比如比克节朗、昌都、林芝、山南等战场）多集中于西康地区。 3 清朝末期与民国初期，英人从印度觊觎且北侵西藏，藏边告急，西藏问题从而西康设省问题日益引起关注。 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通往内陆的路线。驻北京的英国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接应。1875年2月21日，武装探路队在腾冲蛮允山寨与景颇族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开枪打死多名群众，愤怒的山民将马嘉理及其随员击毙，将探路队逐回缅甸。1884年，英国派一支约300人的武装队伍闯入西藏，在干坝地方被藏民阻挡。1886年，英国又派大批队伍集结在西藏亚东以南边境，进行武装挑衅。 1888年3月20日，英军向驻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进攻，击败藏军，英军越过则里拉山口，深入亚东仁青岗、春丕等地。1903年10月，英国向隆吐山以北调集3000兵力北进，12月12日偷越则里拉山口，不久占领帕里。1904年1月4日，英军占领堆纳。4月11日，进逼山南通往拉萨的门户江孜。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9月7日，英国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后退出西藏。《拉萨条约》实际上将西藏纳入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 这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意识到在川藏之间“若无一定行政总机关，措置失宜，又酿后患，川督距远，不能遥度情形，遇有变故，徒事铺张，糜费帑款” ，届时，“藏方愈以中国为不足恃，遂萌携贰之心”。为此，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提议并最终在民国时正式在川、滇、黔部分交界地区设西康省。“康”为“西藏三部”之一，位于西部，故省名为西康。西康省东界四川，南界云南、印度，西界西藏，北界青海。接替赵尔丰的清朝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在《奏请建设西康省折》中分析说： 奏为统筹边地大局，拟请建设行省恭折具陈仰析。圣鉴事窃查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康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 “统筹边地大局”，不仅只包括中国西部边地，还应包括中国东部沿海“边地”，也就是说，中国安全是整体安全，而历史表明，西藏动则疆蒙动，疆蒙动则东北动，东北动，则中原乱矣。 明后期，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压力日益紧密地与东部压力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英俄境外势力也利用中央政权对西南控制力的减弱而趁火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4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与“藏du”势力遥相呼应，宣布外蒙古“独立”，1912年西藏当地分裂势力开始全面武力驱逐汉兵并向川西的巴塘进犯。1913年10月至1914年 7月，英国又在印度的西姆拉（今喜马偕尔邦境内）召开非法会议。麦克马洪为会议准备了一份备有附图的条约草案，将中印边界东段边界线非法向北推移约96公里。 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 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英属印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英国俨然将西藏纳入英印控制区域，麦克马洪“提议”将中国西藏地区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界限起于昆仑山，穿越阿尔金山、柴达木盆地和现在的四川甘孜地区，止于云南迪庆地区的弟弟拉。西康地区完全被划入英方认为的“藏界”。 如果从内陆视角得出的“治藏必先安康”的结论在此作一转换，那这从西南境内外反华分裂势力眼中，也会得出“得藏者必得西康”的结论。1911年，戴季陶急呼：“夫在东北则有日、俄，西南则有英、法，政府既鞭长莫及，川、滇又复不能自治，为国防计，则川、滇边务之机关急宜设置，盖有不能已者也。”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从这个视角观察，青藏高原确是关乎中华国运生生不息的龙脉藏地。 5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交通建设。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我方的边界蚕食。 1969年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侵入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这是自史迪威公路之后规模更大的跨国交通，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2015年西藏自治区通过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构建对内对外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可以想象，这一格局的建成将使阿里-藏南两地交通更为便捷，联系更为紧密，其政治、经济乃至国防的意义是巨大和深远的。 需要说明的是，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原西康省所属金沙江以东并入四川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忽视康区的战略作用，而是由于此时盘踞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已退出印度，南亚次大陆已出现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更重要的是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昌都解放意味着中央政府东进西藏的大门已被控制。是后，西藏和平解放进程顺利展开。 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此时中央撤销西康省设置更有利于西藏与内陆的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后西南方向再出现清末那样的安全压力，在川西“为统筹边地大局，拟请建设行省”的思路必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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