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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来源于实践，科学来源于群众，没有古代的生产活动，就不会有医学。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用植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食后有反应，而另一些植物却能减轻或消失这种反应，这就是发现和应用草药防治疾病的起源。兵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了许多药物治疗的经验。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人们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肢体的某一部位受到损伤后可以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刺创放血治疗疾病的方法。从烤火·按摩可得到温暖·止痛，逐渐发展到艾灸和推拿疗法。针刺治疗疾病最早记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扁鹊用针刺术使昏迷的“尸厥”复苏。 无数史实证明，医药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经验。有一个有名的方剂叫越婢汤，据说来自越国奴婢的验方。还有“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的记载，说明藕皮上午止血功能，是厨房师傅发现的；牵牛子的逐水作用，是来自老农的经验。 在不断和反复认识中，我国很早就产生了比较系统的医学理论。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内经》，它初步阐述了中医学有关生理·病理·病因·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等方面的主要内容，位中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收集了许多来自民间的有效方剂，并结合他个人的医疗实践，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后分‘伤寒论’和‘金匮要落’两书），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在祖国医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在医药学术上出现了许多门派，展开了学术争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大门派，即刘完素主张泻火，张从正强调攻下，李东垣重视温补，朱丹溪提倡滋阴。他们各从自己的临床出发，提出了各种学术见解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与治疗的内容，促进了医学的进步。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等，都是在不同时期代带有总结性的针灸著作。明代李时珍亲自上山采药，依靠群众，调查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对药用动物进行了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了比较和炼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弄清了大量药物的情况，历时二十七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对中国和世界的药物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代吴又可以实践为依据，提出传染病的病因是“戾气”，传入途径是口鼻的论点。他还认为一切“杂症”皆有“杂气”而成。十七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吴又可在病因学上坚持唯物论观点，独创“戾气”和“杂气”学说。这是祖国医学史上一个突破旧说敢于创新的典型。到了清代，对传染病的治疗又积累了大量经验，因而在理论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进行辨证施治的温病学说。反应这方面成就的代表作有叶天士《温病论治》，薛生白的《温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英的《温热经纬》等。 在预防医学方面，我国古代文献中早有洗涤沐浴，注意饮食卫生以及打扫环境卫生和除虫方法的记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公元十七世纪的明代，我国人民首先发明了人痘接种法以预防天花。这一方法，先后传到欧亚许多国家，成为牛痘接种的先驱。 在医学解剖方面，早在《内经》·《难经》中，就有八尺之士，可剖而视之和骨骼·血脉长度及内脏大小·容量·重量的记载。但由于孔孟之道的束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然而进步的医学家，总要冲破儒家思想封建礼教的桎梏，不断进行人体解剖的尝试。例如清代王清任，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观察了一百多具尸体，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著成《医林改错》一书，改正了古书上对人体解剖记载的某些错误。 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医学理论的提高，从隋·唐至明·清，各种专科著作日益增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内科著作如隋代元方的《诸病源后论》，清代林佩琴的《类证治裁》；儿科著作如宋代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清代武之望的《济阴纲目》，傅青主的《傅青主女科》等。外科方面，早在公元二世纪的后汉，著名医学家华佗就创用“麻沸散”作全身麻醉，进行剖腹手术；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记载有截肢·气管缝合·鼻息肉摘除及下颌关节脱臼复位手术。至于推拿疗法（又称按摩），春秋战国至明·清，有很多的专著的散载，其中明代的《小儿按摩经》，可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推拿专著。 特别指出的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医学文献，仅是我国医学宝库中重要内容的一部分，而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还蕴藏着大量的极其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也是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注意发掘提高。 然而近一百多年以来，中医走过的道路是坎坷多艰的，解放前几次险遇取缔。时至今日，但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祖国医学还是冲破阻碍而有所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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