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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纵观中国的思想史，最为辉煌当属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法、兵、道、阴阳、名、儒、计然、五行等各家各派蓬勃发展。到战国末年，吕不韦提前为秦国一统后如何治理，编著《吕氏春秋》，意图杂糅各家，成为新帝国的正统思想。 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实行的思想是以法为主、以王道为辅的体系，应该是借鉴了《吕氏春秋》的思想。 秦亡后，鉴于秦朝法家的积极有为思想，消极无为的道家治理成为了西汉初的主流思想。西汉道家在法家的法律基础上实行无为而治，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后在西汉维新派儒家的长期影响下，加上汉武帝继续问秦始皇留下的这个问题：如何能够保持帝国千秋一统、万代不移，西汉维新派儒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终结者）董仲舒杂糅阴阳家的神秘、杂家的天命、邹衍的五德始终论，创建出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五德始终论。 五德始终论，回答了汉武帝关于秦始皇意图传至万世却二代而亡的理论性原因。 五行 自此之后，中国思想再无太大的波澜。即便是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创立。汉晋、隋唐都没有发展出新的思想理论。不是汉晋、隋唐的人太笨，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没有这个需求。如何维系帝国的千秋万代，董仲舒已经回答了这个答案。至于自汉到唐之间国家灭亡屡见不鲜，更加验证了五德始终的正确性和权威性，而非否定五德始终——修德保持天命则续存，不修德无天命则亡。 唐朝灭亡后，经历了五代十国。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对于北宋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武将有了兵权，就会谋反。这也是为什么赵匡胤即位后没有几年就杯酒释兵权，就解除了五代十国时武将兵强马壮即位为王的隐患。北宋将兵权归集到枢密院，结束了汉唐以来的将军拥用兵权的历史。将而不军，成为了北宋时的现实。拥有兵权的，是一帮不打仗的文臣们。 武将有兵权就会谋反，文臣有了兵权就不会谋反吗？谁也不能够做这个保证。无德始终，接近了帝王本身关于维系统治的问题。那么如何让臣民效忠帝王呢？这显然就是北宋将兵权给了文臣之后的现实重大问题。 在北宋以前，虽然忠君现象也有，但并不是主流思想。前朝灭亡了，继续做新朝的官，在北宋以前根本不是问题，绝对不会涉及到忠奸问题。曹魏灭东汉，原来在东汉做官出身的官员，照样做曹魏的官，没看见哪个被骂为奸臣？或哪个为此自杀殉国？日子照过嘛。 隋灭西魏，唐灭隋，都是一样。武则天的周，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昨天还是大唐官员，今天就是大周官员了，有几个人辞职不干？周变为唐后，大周官员原样不动就成为了大唐官员。 在忠奸的典型上，五代时期的冯道是最典型的代表。冯道最先在后唐任官，历任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这五国，在每一国中都是高官大臣，备受五代时人的尊崇。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却是长篇痛骂冯道没有忠心。 要让读书人都忠君、辨别忠奸，这就是北宋初将兵权交给文臣后最大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理学会在北宋出现的根本性原因。 忠奸 理学糅合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主动在儒家思想中引入神的观念，因此也在本质上改变了儒家。北宋前的儒家，是现实性的，不讲神鬼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最好的解释。但理学将本为帝王专用的天神，作为了理学的至高而唯一的神，就让儒家变成了宗教——儒教。 理学的奠基者是周孰颐（提出太极、理、气、性、命等概念）、张载和邵雍就探讨了宇宙的本质，分别提出宇宙本质是气、宇宙由道、心构成两种理论。 到了王安石时，儒家除了理学外，还出现了另外两派：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和苏氏蜀学。即北宋王安石时期，儒家有了三派：理学、王安石荆公新学和苏氏蜀学。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是引入法家思想来改造儒家。苏氏蜀学（即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是糅合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意图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 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有三个选择：现实主义的王安石学派、理想主义的理学派、和平共处的苏氏学派。但对于帝王来说，如何让文人效忠自己，显然只有理学才是最好的选择，尤其是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 心学象湖 北宋时所创建的理学，和西汉董仲舒对儒家的外科式改造不同，是颠覆性的新瓶装旧酒式的改造，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思想。尤其是程朱的道学和陆王的心学，对中国的哲学来说是一个创新。 董仲舒的五德始终论，给出了君权神授的答案——“国家为我做什么”。理学，给出了忠君的答案——“我为国家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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