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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牧野的周军和诸侯部队，在周武王一声令下之后，“周公柄大鉞，召公柄小钺，以夹武王”
一 周武王举大军入城。 迎降的事宜由负责外交联络事宜的召公负责。 原殷商王公大臣纷纷迎降，纣王的儿子禄父也投降了。 可是，却有一百个燕人坚决不降，他们中间包括妇燕、燕贞和被后人视为奴隶身份的工匠。他们还在和周军恶战。周军不断加派力量，才打败了他们。 据《逸周书》记载，这一百人，是来自“燕地”商朝“北土”的方国燕国的。他们各怀技艺，有的善于烧制陶器，而且能够挂釉，有的能够制造当时极为少见的漆器，当然最擅长的是会铸造铜器，还能铸出精美的“燕鸟”，在当时被称为“玄鸟”。 这一百以“燕”为名的臣僚在被逮捕后，周武王是很想招降他们的，但是他们誓死不屈，最后被全都被处死了。 周召公目睹了全过程。
二
燕文化第一次浪潮是第七代始祖王亥和第九代始祖上甲微掀起的。王亥以成型的牛骨占卜技艺和巫术，进入有易部落，被有易族长杀害夺走卜牛。而这是玄鸟族（燕族）的第一次扩张，是用文化形式的扩张。六年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找到河伯，据理力争，得以“执中”，据李学勤主持的研究，这里的“中”，就是经过商讨后的“法”，公平的议定法，凭着“执中”，有易的部落长伏法了。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燕文化的第一道闪光。 惩戒了有易部落后，上甲微率领玄鸟部族开始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南进发。留下的人继续称为燕族，玄鸟部。在学界称为燕地土著文化，更具体的称为“保北文化”，和古燕国，有近百处遗存。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市房山区的拒马河畔的从9000年到战国时代的遗址——镇江营塔照遗址。 上甲微率众向南迁徙到漳河旁。“漳”、“滳”、“商”相通，这个民族在此时得到很大发展，有大部分族群定居于此，从此时起名为“商”族了。在古文字中更多的写作“滳”。在夏朝后期，他们联络各个部落，在部落长“汤”的率领下，赶走了夏王朝，建立了商朝。 古燕国和商王朝的关系是联邦和加盟的关系，燕国尊商朝为“王”，自己为酋邦。派一优秀女子出任商王妃，称为“妇燕”；再派一优秀贞人参与占卜，称为“燕贞”。另有100名工匠参与商都的建设等工作。当然，这种酋邦有很多，如妇好，妇豳等等。但是，妇燕和燕贞很突出，卜辞中能找出数十篇燕贞的刻辞。妇燕则留有妇燕之青铜器，著名有妇燕壶。也就是说，燕文化在商代是继续发展的，到了武王克商时，燕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燕人以其壮烈，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也是燕文化的第二次高潮。 而之后，周朝并没有实行商朝的治理方式，他们向燕地派出了姬姓燕候，而这燕候身份非同小可，是姬姓大臣中的二号人物，召公。 人们开始对燕国和燕文化产生了一隐隐的忧虑。
三 周武王率军攻占了殷都朝歌后，召公在文王时期就是干的外交统战工作，此即他干的是接受原商朝“干部”的工作，有两件事特别为后人称道，一个是释放箕子，并重用他；另一件事是修筑比干墓。 箕子是商的子姓贵族，殷纣王的首席大臣。他目睹微子及比干因犯颜直谏遭到迫害，“箕子懔，乃徉狂为奴，纣又囚之”。召公随大军攻进朝歌城后，以公卿礼遇到监狱迎奉箕子，将他介绍给了周武王，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天下的大法，这就是《尚书洪范》篇的由来。 就在释放箕子后不久，召公又主持修建了忠臣比干的墓，赢得了商贵族和城市平民的爱戴。
灭商时的武王已58岁，回到周地后的第二年便逝世了。幼主成王践祚，14岁的孩子无力控制复杂的政局，这时的召公出面拥戴周公摄政，迅速稳定大势。 不久，指责周公篡权的流言四起，监管武庚的“三叔”在王室贵族间制造分裂，煽动武庚乘机叛乱。在这关键时刻，召公与周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周公毅然率军东征。 周公的东征战争持续多年，第一阶段“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以“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结束。 周公摄政七年时，成王己年及弱冠，还政成王的条件已成熟。召公又因势利导，促成了周公归政、成王即位。不久周公也逝世了。这时在周朝的北部又发生了一起以纣王的孙子殷葺为首的叛乱。
四 殷葺（QI契）是在著名的余簋中出现的一个人，是笔者经过反复研读后认定的。2009年发布。可能是因为文献没有记载的原因，人们一直没有注意他。 笔者解读：殷葺是武庚的儿子，殷纣王的孙子，对殷商贵族有一定号召力。殷葺之北窜，成为了周王朝在北方的隐患，由此成王北征，诏令召公参加追击殷葺、开拓北疆的战事。 传世的余簋铭文反映了成王北征，令召公出征的史实。
“王伐汞（禄）子葺，又氏(厥)反，王
余土，用兹(兹)彝对令(命)”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殷葺造反，周成王要亲征讨伐殷葺。下诏给太保召公，召公及时地赶到战场，受到周成王的称赞并为此延续了对太保的封赐。 召公进军的速度很快，每日开辟新的疆土达到百里（合现在50里）。 《诗·大雅·召曼》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 那么，召公为什么进军如此之快呢？ 据常征先生（原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考证，原来，召公带了个得力的助手箕子。一路上，召公能够招降纳叛，迅速推进，就是因为箕子到各个邦国和部落宣召。箕子在商朝具有很高的威信，极富辩才，所以，由他出面，自然就一路顺风了。 召公在箕子的辅佐下，率领由周军、归顺的殷商部队组成的军团，顺着太行山东麓，一路北进。殷葺则带领殷遗民一路北逃，渡过拒马河到了古燕国，得到了充足的人员和给养，又一路向北，渡过了永定河，穿越了军都山，燕山，沿着渤海边进入了东北地区。召公到达土著燕国，也就是自己的封国后，留下了，让箕子带着诏书前往追击殷葺，希望他能够归顺新的王朝，并请示成王将朝鲜封给了箕子。 箕子于是继续前进，也进了东北。
五 当然，召公并不是开始便到了燕地（镇江营和琉璃河一带），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废涞水县在（易）州北四十二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 这个地方今天称为“永阳”，在《魏书》地形志中即有记载。现在的名称为永阳村，位于涞水县西界，再向西一里就是易县的县界，向东20多公里是拒马河，渡过拒马河就是北京房山界。就在拒马河畔，是镇江营——塔照遗址，也就是土著燕国主体聚落所在地。妇妟、贞人燕、燕国工匠都是从这里去的商都。 《辽史.地理志》也有记载，说永阳在“易州东北四十里”，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是一致的。《易州志》记载，易县的东界也就是拒马河畔有古村落曰“留召”，还有元代立的碑刻，记载的就是这里的人民留恋召公，不愿让他离开。估计，召公在这里虽然是临时驻扎，也实行了“甘棠之治”，所以才有了留召村落的产生。这个村落发展的很快，现有东西南北四个“留召”村，离永阳都不过500米的路程。在留召的周围还有很多以坟为名的村庄，说明古代曾经许多贵人埋葬在这里。 召公之所以在“留召”居住了一个阶段，是他深深知道燕人不怕死的精神，他不想和燕地的土著发生战争，要和平地接管燕地。所以委托箕子等人到燕地做说服土著燕人工作。后来谈判成功，他和平地才渡过军事要塞拒马河。他没有占领土著燕国聚落，而是继续东进来到了一个称为“韩城”的地方，也就是来到了琉璃河董家林一带。到了这里，他主持了划定建城的位置和城市的布局。前此，为了便于对中原地区的管理，在距商都不远的地方营建洛邑，召公先后两次到现场进行勘察（堪舆），确定了建设方案，此时营建燕都，是自己的封邑，当然他更要认真了。建城的方案制订了之后，他还进行了“籍田”等仪式，建立了以自己的长子舞（或为“克”，学术界说法不一）为主的周朝姬姓的政权，这个政权中吸收了此次随他到来商的贵族和遗民参加，也吸收了燕地土著参加，使燕地土著第一次进入如此之大的城堡。他将自己此地的方国称为“郾”，即那个以（“L”半围日和女之偃）。 在这里，召公推行的政策是“田其田，宅其宅”和封酋邦中的首领以封爵为条件，和平地占有了燕地，而后实行的“启以商政，缰以周索”的管理（统治）方式。所谓的“启以商政”，即原来的部落机构不变，也就是说，土著燕文化和殷商文化达成的邦国统治方式保留，明确的国名就是“燕”，而殷商时代是“亚燕”。在琉璃河燕都遗址一带，出土的土著燕人的坟墓大约占三分之一强，燕文化的传统并没有因为新统治者的到来而改变。
六 建燕之后，召公返回周都，继续辅佐成王，因为此时周公已经向成王归政，不久逝去，召公成为第一辅政大臣。 按照有关文献记载考订，成王八年召公东征，那么到了燕地至少一年之后才能进行建设，如果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二年后去世，再八年召公东征，和公元前1046年比较，应该是减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034年是规划建城燕都的时间。 在燕都遗址，灰坑H108地层关系明确，也是琉璃河最早的西周遗存，出土的遗物都是西周偏早阶段，采样进行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053——前954之间。《诗经.大雅.韩奕》有诗曰：“浦彼韩城，燕师所完。”今本《竹书纪年》载“周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二重印证，今燕都就是当年的韩城，燕都建城应在成王十二年。 从上述过程来看，燕地的土著文化在和平的气氛中，和召公带来的周文化以及降服了周的商朝的一种文化一起共生存，经过不断的衍变，三种文化混合成为一种文化——这就是影响至今的燕文化。 这就是燕文化的第三次浪潮。 这第三次浪潮，就是周召公接纳了殷商文化和燕地土著文化，融合三种文化建立了新的燕文化开始，这里说的是开始，而不是“标志”。因为这种文化后面的发展具有更加动人的色彩，流传后世的因素也非常多。
周召公虽然离开了燕地，但是，他和自己的封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燕都出土的著名的“堇鼎”就是燕候克派堇为召公送去燕地的土特产、召公因此奖赏了堇的过程。 召公及其后裔如何重建燕文化的，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先来检索召公和殷商文化的关系。稀罕的汉代石刻，为召公留下了珍贵记载，如：
《尚书君奭》多方残石，存三行，首行存“祗”字，三行存“王至”二字，三行存殷字。马衡藏石。 证明姬奭和殷的关系非同一般。 又有小臣鼎铭文：
但不久，召公就回朝辅佐成王，而以元子就任第一代燕候。1193号大幕就是召公长子之墓（有人根据其规格为王墓，认为就是召公的墓葬）。 召公亲自制定的统治方式也就是燕文化的建设方式，是将商周和土著燕文化结合在一起。
此鼎为伯矩款待王室来使而制。燕国为了处理繁忙的迎送中央使者的事务，设置专司。伯矩从姓氏看，亦为商贵族，充任了掌管燕国礼宾的官员。伯矩制器之多，足见燕候对殷商贵族的重视，也同时使他们的文化得以继续发挥。 当然，周朝的新文化是重点提倡的。从目前来看，主要是排斥殷商的鬼神文化，以贞巫定案文化。在发掘的七十多座墓葬中，殷商文化的墓葬约20座，早期大多殉人，小贵族也殉人，士兵殉狗。后来殉人的越来越少，直至杜绝了殉人。周朝新文化强调血统关系，宗族之礼，推广周礼，实行礼制。提倡教育。 1989年对镇江营的发掘出土了西周刻字卜骨。这片卜骨编号F2T022，出土在的地层属于西周燕文化范围，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 这是一片牛的肩胛骨，全片卜骨略呈三角形。骨臼由于折损已经不见，估计也做过较大的处理，反面靠近骨颈的地方有两个圆钻，仅存一半，但可以看见钻内一侧有窄凿，和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卜骨骨形相似，典型的周朝卜骨。
这片卜骨正面钻的左下方，刻有粟米粒大小的两条筮数：
转写为《周易》的卦，可理解为临之蒙，系三爻，所用揲蓍法是甲种。 从字体上看，卜骨筮数中的“七七”中央是用笔连贯写的，这种写法也见于周原凤雏的卜骨，这说明，已经有从周原来的卜师到了镇江营和燕都，或者是当地土著向燕国周之宗族中的官员学习得来。 关于卦义，在解释《周易》的各种书中，笔者以为相传为孔子所作被称为“十翼”的《易传》卜得比较接近本意的卦辞。按蒙卦为：“山下出泉（卦象），蒙（卦名），君子以果行育德（卦义）。”这一卦卜得很有意思，“果行”，“育德”，一为行为，一为结果。“果行育德”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事作风，很值得我们当代人借鉴。育德就是一种教育。
而且，这一期间此处的文化很发达，出土的器物品种多，还有完整的锅灶（现存于房山文物管理所）。生活生产方式以土著文化为主，而实行统治的则是周朝的人。这从这片甲骨中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能够进行占卜有占卜解释权利的人，就是统治者本身或者辅弼之人。所以，房山当地的土著文化到了西周的中期基本上和周文化商文化融合了。并显露出来自己独特的地域个性特征，那就是被后人称为“燕文化”这样一种文化体系。关于土著文化如何逐步融入新的燕文化，在发掘报告中没有理论分析，只有殉葬器物的对比，日用品的变化，特别是陶器逐步的是以当地的土著为主了。东周之后，在燕地形成的燕文化已经是以忠贞、克己和宁死不屈为基础，内容庞杂丰富，从玄鸟之燕，变为“姬燕”。燕庄公曾经师法过齐桓公和管仲，后来的代表人物是燕王哙、燕昭王、苏秦、乐毅、秦开、太子丹、荆轲、高渐离乃至卫满等了。但是，召公制订的原则未变。很有史料价值的《燕丹子》记载： 光所知荆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士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 ……置酒为寿，夏扶再问：“何以教太子？"荆柯回答说：“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 这说明，召公建燕是为后世儒家学者所尊重和承认并大加赞赏的。 召公在开拓北部疆域，传播周燕文明上贡献斐然。正如司马迁所赞“(燕)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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