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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962—1023年）是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相，他出身普通耕读人家，科举考试名次一般，却得到太宗赏识，不到30岁进入宋朝的中央领导集体。太宗对寇准的赏识、提拔，是一段开封政坛佳话。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也就是寇准担任成安县长的第二年，他离开成安，来到首都，得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切接见。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任县长是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是不能随随便便离开本职岗位的。那么，寇准为何能在担任成安知县的第二年就见到太宗皇帝呢？ 正常情况下，知县不能离开岗位。也就是说，如果知县离开了岗位，那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事件。让寇准离开成安知县岗位的这个非常事件，就是北宋政权和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之间的战争。党项是当时中国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北部一带。自从宋朝建立，党项就一直向宋朝的皇帝称臣，名义上接受宋朝中央的领导，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区域内自治”。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到了982年，也就是宋朝建立的第二十三个年头，党项人的首领李继捧主动放弃自治。他亲自率领族人到开封朝见宋太宗，献上了土地和人民。太宗也在开封给李继捧赏赐了宅邸，让他在开封安了家。按照约定，党项人的土地要交给宋朝政府，由政府派官员直接管理，而所有的党项贵族都要搬到开封来。但是，在这些贵族当中，却有一个人打死都不愿意这么做——这个人就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他带着一帮党项人逃到了沙漠里，跟宋朝的政府军打起了游击战。 寇准画像 李继迁的势力不断壮大，985年年初，他向宋朝边境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从二月到六月，战事不断升级。宋朝方面调兵遣将，向西北边境增派了大量兵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寇准被从大名府成安县长的位子上抽调出来，押运军粮赶赴西北前线。押送军粮是个苦差事，往前线送军粮，不但苦，还有危险。但是，寇准不觉得苦，他觉得兴奋。跟在大名府成安县衙门里按部就班地审案、收税的日子比起来，西北前线的一切都让寇准感到兴奋。这一次押送军粮，是寇准第一次到西北前线去，也是他第一次跟军方有接触。他张开耳朵、瞪大眼睛，认真听、仔细看，尽可能地收集各种有用的信息。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边境问题。回到开封之后，寇准把自己的思考整理成一篇书面报告，呈交给宋太宗。这篇报告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了。 但是，就是这篇报告，为寇准带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机。收到报告之后，太宗皇帝亲自召见了寇准。太宗皇帝对这个年轻人很满意，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在亲切交谈之后，太宗让人拿来纸笔，出了道题目《御戎策》，命题作文，对寇准当场考试。寇准的这篇《御戎策》，也没有留传到今天，所以，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也没法知道。可是，这篇《御戎策》的效果，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太宗皇帝一读之下，顿时觉得自己果然眼力非凡——这个年轻人是五年前自己亲自录取的进士，很不错嘛：人长得精神，有头脑，文章也写得漂亮……好，很好！太宗皇帝喜欢上寇准了。在此之前，因为押运军粮有功，人事部门已经决定提前结束寇准的成安知县任期，任命他做郓州的通判。郓州在今天的山东东平，通判是副州长——寇准提前得到晋升了。通判临行，要当面向皇帝辞行的，这是宋朝的规矩。皇帝呢，通常情况下，也要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进行训示，另一方面跟臣子联络感情，从中发现人才。辞行让寇准在985年夏天再次见到皇帝。再见之时，太宗竟然有些舍不得寇准了。他觉得，让这个人去山东太可惜了，他要把寇准留下来，放在开封的中央机关，继续就近观察。于是，太宗“金口玉言”，取消了寇准的郓州通判任命，把他留在了三司工作，宋朝的三司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 在三司干了四年之后，989年七月，寇准进入枢密院，担任枢密直学士，成为皇帝的参谋、顾问，直接在太宗皇帝身边工作。说起寇准任枢密直学士的事，有段插曲绝对值得一提。寇准在三司任职三年之后，太宗对宰相说：“我想要提拔寇准，你们看看应当给他安排个什么职位呢？”宰相们讨论了一下，提出了一个方案——“开封府推官”。“开封府”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宋朝的都城，是包公“包龙图”曾经“打坐在”的地方。“推官”是什么概念呢？开封府有知府，这相当于市长；有判官，这相当于副市长；判官下面就是推官了，大概可以算是“市长助理”吧。这个职位还是相当重要的。宰相们的方案报上来了，说要给寇准一个开封府推官。结果太宗皇帝说：“这个职位怎么可以用来安排寇准呢！”不行，你们再想。宰相们去想了，回来说“要不就让寇准做枢密直学士？”这个时候，但见太宗皇帝“沉思良久”，才开口说：“且使为此官可也。”什么意思呢？“行啊，那就让他暂且做这个官吧。”暂且做，这意思大家都明白，那也就是说，太宗皇帝对这个提拔力度仍然不满意，只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寇准资历还浅，所以，不能一步到位。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太宗皇帝已经向开封政界公开表示，寇准这个人，他要重用。 果然，过了不到两年，在淳化二年（991年）的四月，寇准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枢密院是宋朝的最高军事机构，由皇帝直接领导，不归宰相管。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和正副宰相一起，构成了宋朝的中央领导集体。寇准做枢密副使，就是正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了。这个时候，他连30岁生日还没过呢。大约三年半之后，到了994年的9月，寇准刚过完33岁生日，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宋朝“史上最年轻的”中央领导干部寇准“闪亮登场”。 太宗皇帝为什么会对寇准如此器重呢？那肯定是由于寇准有治国安邦的能力，是当宰相的材料了。但是，仅仅这么回答，那就太简单了。太宗皇帝之所以如此下力气提拔寇准，应该还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寇准的社会关系简单，跟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没有太多纠葛。一般来说，看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要看家庭出身、婚姻关系，还有其他主要社会关系。我们先来看家庭出身。寇准祖上的几代人，都是平民老百姓，到了寇爸爸这辈，好容易考中状元，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也没能混上像样的官职。而且，这还是在宋朝建立以前发生的事。总之，寇准的家世非常平凡，不能构成任何政治背景。再来看婚姻关系。古今中外，都有家庭出身一般或者较差但自身条件很好的人，通过结婚来改善自己的地位，谋求更好发展。在宋朝，像寇准这样进士出身的年轻官员，可以说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且寇准本人还又高又帅，有多少皇亲贵戚、高官、富商都巴不得把女儿连带嫁妆“打包”送给他，跟他结亲。但是，寇准的岳父许仲宣却只是一位“埋头实干型”的官僚，有本事，能啃硬骨头，在政治上却没有多大势力。寇准跟许家结亲的具体过程怎样，今天也没法知道了。但是，就结果来看，这门亲事能给寇准带来的政治“实惠”不大，所以说寇准选择婚姻对象的“技术”不高。这位许氏夫人去世以后，寇准又娶了一位宋氏夫人，选择娶这位宋氏夫人，再次证明，寇准选择婚姻对象的“技术”不只是不高，而且是比较低的。总之，寇准家庭出身平凡，没有政治背景；婚姻关系一般，缺乏政治势力。 那么，主要社会关系呢？寇准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恐怕就是太平兴国五年跟他一起考中进士的那118个“同年”了。同年，也就是同一年考中科举的人。在宋朝，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来源，后来的明、清两代也是这样。大家在一个考场里写过同一篇命题作文，考中之后在一起喝过酒，赋过诗，畅谈过人生理想，在同一年参加工作。这样一种关系，往好处说，可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往坏处说，可以官官相护、结党营私。当然了，“同年”就像现如今的“同学”关系一样，是可以近、也可以远的，弹性极大。不过一般而言，近的多。寇准的这榜同年，后来出了不少的名臣，这些人对寇准的能力和作风也都有着非常准确的认识，他们和寇准一路互相扶持，直到老死。可以说，寇准的“同年缘”还是不错的。 但是，寇准却不是一个“同年意识”很强的人。怎么说呢？他不会因为对方是同年就放下是非。举个例子，在寇准还是枢密直学士的时候，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王淮监守自盗，贪污巨款。按照当时法律，王淮犯的是砍头的罪。然而，因为他哥哥是副宰相，结果王淮只是被打了二十下板子，降级处分了事。这顿板子还是在家里边、由自家人自己打的。同时还有一位大贪官祖吉，犯罪情节跟王淮差不多，却受到了砍头、抄家的惩罚。祖吉、王淮，同罪不同罚，这是严重的官官相护、司法不公。把这件事当众揭露出来的人，就是寇准，而王淮正是寇准的同年！当寇准在朝堂大声喊出“司法不公”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只有法律的公正，没有同年情谊的！这种作风，恐怕会让很多希望通过“同年”关系来拉帮结派的人感到不舒服。至于寇准本人，就更不可能通过“同年”关系来套近乎了。 这就是寇准的社会关系情况：家庭出身平凡，没有政治背景；婚姻关系一般，缺乏政治势力；对于其他主要社会关系——“同年”，寇准也没有刻意经营。所以，寇准这个人，在宋朝的官场上，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孤臣”。“孤”就是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官员的这种“孤立”和“孤单”，正是皇帝所需要的。皇帝怕什么？怕下边的大臣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官僚们都去忙着考虑小集团利益了，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谁来管？所以，必须得有像寇准这样中正无私的“孤臣”在里边监督着其他人。“孤臣”既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那谁会提拔他呢？只有皇帝。皇帝自称“孤家寡人”，孤单的皇帝需要孤立的臣子，所以太宗皇帝需要寇准。这是太宗下大力气提拔寇准的原因之一。 太宗皇帝看重、提拔寇准的第二个原因，是寇准有肩膀、有担当。当时开封的政治风气是很有些问题的：从皇帝这方面来看，太宗皇帝特别喜欢揽事，事无巨细都喜欢自己亲自动手。他可以从天不亮开始上班，一直干到天擦黑儿，好容易有点儿空闲时间还用来学习文化、练习书法。那么，宰相大臣呢，也不是不辛苦、不卖力，只是普遍没有担当，他们习惯了早请示、晚汇报，争当皇帝的应声虫兼马屁精，一个一个都是“谦虚谨慎”、“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大臣如此，在平常时候肯定会让宋太宗感到舒服，但问题是关键时刻全无用处。当国家遭遇危机、需要有人站出来发表意见、承担责任的时候，这帮人还是“谦恭有礼”地等着皇帝一个人动脑筋、拿主意，这是不行的。而在由太宗皇帝所提拔的新一代政治家当中，寇准的“有担当”、不怕得罪人是出了名的。就像咱们前面刚说过的，祖吉和王淮同罪不同罚的事件。祖吉和王淮都是大贪官，祖吉没背景，结果是依法惩办，砍头抄家；王淮是当朝副宰相王沔的亲弟弟，就只是在私宅里打打屁股、批评教育了事。这样的大新闻，怎么可能只有寇准一个人知道呢？开封政界肯定早就传遍了。太宗那么“热爱情报工作”的一个皇帝，也绝不会蒙在鼓里。副宰相王沔当时是太宗皇帝眼前的大红人，他把犯了重罪的弟弟领回家去批评教育，肯定至少是得到了太宗帝默许的。照理推，这件事应该是太宗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了个人情给王沔。同罪不同罚、司法不公的幕后推手，其实正是皇帝本人。祖吉、王淮同罪不同罚，法律的尊严遭到了践踏，这是事实。宋朝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也是事实。 说到寇准揭发司法不公，还有一个小故事。这件事发生在991年的春天。到这个时候为止，宋朝已经是连续第三年遭遇严重气象灾害：南方发大水，北方闹旱灾，蝗虫满天飞，有些地方出现了大饥荒。今天科学昌明，咱们都知道气候异常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古人却不这么想，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水灾、旱灾、地震等等，那都是因为人间的事办得不好，是老天发下的警告。那么，收到这些警告的皇帝和大臣该怎么办呢？没别的说，赶紧自我检查，看哪里做得不好，赶紧改。改了，老天就高兴了，灾难就会过去。“天人感应”这一套，宋太宗原则上是信的。连续三年闹灾荒，该拜的神都拜了，雨还是求不下来，那太宗只好相信，肯定是统治出了大问题。没办法，太宗皇帝只好召来众位高参，请大家会商“时政得失”，看看政治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结果寇准就说：“按照‘天人感应’学说，旱灾对应的正是司法不公，用刑不平。最近祖吉、王淮两个案子，都是贪赃枉法，贪污数额巨大。祖吉已经伏法，罚没家产。可是，王淮却因为是副宰相王沔的亲弟弟，就只是在家里打了一顿板子，还在做着官。同样的罪，量刑轻重差别如此巨大，怨不得老天要降下大旱以示惩罚。” 祖吉、王淮同罪不同罚的幕后推手正是宋太宗。所以，寇准拿这两个案子批评司法不公，等于是在间接指责太宗皇帝本人。寇准说完了，整个朝堂肯定安静得可怕。那么，太宗帝的反应如何呢？史书上记载得非常简单，只有这几个字：“上大悟。明日见沔，切责之。”也就是说，太宗皇帝恍然大悟，第二天见了王沔——就是大贪官王淮的哥哥、副宰相王沔，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恍然大悟”，是太宗帝短时间内在心里头“千回百转”之后得出的正确反应；这一“恍然大悟”，太宗皇帝撇清了自己，把司法不公的责任推给了副宰相王沔。而通过斥责王沔，太宗皇帝也对老天作出了回应。 宋太宗画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过了几天，太宗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当时的宰相吕蒙正、副宰相王沔等人。信是这么说的：“老百姓有什么错呢？老天竟然会降下这样的责罚，肯定都是因为我德行不够。你们去，在文德殿的前头垒一个台子，我要在上面接受风吹日晒，要是过了三天还不下雨，你们就把我烧死，来答复老天。”皇帝都说这话了，宰相还能怎么样啊？只好把信藏起来，跪在地上磕头。幸好，第二天就下了雨，把蝗虫都浇死了。 这件事情，今天看起来就像是一场闹剧。但在当时，它却是一场严肃的正剧。在这场天人互动的政治演出当中，寇准可以说是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就是那个勇于说出真相的人。寇准的敢说话、敢揭弊是出了名的。当时开封政坛上有句话，叫做“寇准上殿，百僚股栗”。也就是说，“寇准上了殿，文武百官的大腿都在哆嗦”。大腿哆嗦的肯定不是文武百官的全部，而只是其中那些有问题怕人揭发的官员。这样一个勇敢、正直，有肩膀、有担当的官员，正是太宗皇帝所需要的。 太宗皇帝不遗余力地提拔寇准的原因，除了寇准是“孤臣”、有担当之外，还一点非常有趣的原因。那就是宋太宗很喜欢扮演唐太宗。现在我们提到宋朝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的时候，都说“宋太宗”，但是，“太宗”其实是这个皇帝的庙号，是他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宋朝的第三个皇帝追加给他的。当他真正坐在皇位上统治国家的时候，是没有“宋太宗”这个名号的，我们今天直接说“宋太宗”，都是为了说话方便。然而，我想，如果宋太宗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喜欢儿子给自己加的这个庙号。因为宋太宗的偶像正是唐太宗，他自从当上皇帝，就时时事事以唐太宗为典范，梦想自己也会成为后人心中的伟大皇帝。 宋太宗常常沉浸在唐太宗的角色扮演之中，而寇准的存在则让他的演出变得逼真。为什么呢？咱们来看这样一幕：宰相们奏事，寇准不同意太宗的意见，而且话说得很直。太宗火了，站起来就要走。结果，寇准竟然上前拉住太宗的衣裳，把他拽住，拉回到座位上，继续讨论，直到达成一致。太宗后来跟身边的人说：“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也。”魏郑公是谁呀？大名鼎鼎的魏征啊！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忠臣、直臣，而唐太宗呢，那是中历史上最善于接受批评意见、名声最好的皇帝！宋太宗把寇准比成魏征，就等于把自己比成了唐太宗。当然，话又说回来，仿品仿得再好也不是真品，宋太宗终归不是唐太宗，就本心而言，宋太宗还是更喜欢那些温和、听话的臣子。寇准的有担当是他需要的，但是，寇准的硬度却常常让他觉得不舒服、硌得慌。而且，更糟糕的，是寇准的“孤立”太彻底了，太宗需要的“孤立”是不依附于其他政治势力，换句话说，只依附于他自己；但是，寇准的孤立却是彻底的，他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如果说寇准依附于谁的话，那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和政治势力，而是道理。 唯孤臣有大忠之节，可以利国家，挽狂澜，起頽兴衰；然而周围的人——皇帝与同僚却未必能忍受孤臣大忠的硬度。于孤臣而言，利国易，保身难。寇准的一生，大起大落，所有的贡献与委屈，全在这一片孤忠赤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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