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说的形是指国画中的形象。形象来自生活，但它是生活的反映，而不是生活的再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画家“做饭”的米，画家有了生活这“米”，做出来的可要是艺术的是“饭”，即作品要比生活更美，更动人，更有感染的力量。感染，无疑就是美的体现和艺术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不是缺乏美，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往往缺乏的是发掘美的眼睛与反映美的本领。作为一个中国国画家，必须投身生活，与生活“畅叙幽情”，锻炼自已的手、眼工夫。 我在抗战期间，在国内西南、西北跑了八个省，到关外塞北看了大沙漠、大雪山，深入敦煌，西出阳关。抗战胜利后又接着跑东南亚看了大海洋，吃了榴莲果，逛了椰林市集。时间虽只有半年，却畅游了曼谷、槟城、吉隆坡和贵地新加坡。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当年所画的画曾带回国内和携往国外展览过，还在上海出版了《南洋写生画集》，成为我的《西南西北纪游画集》的姐妹篇。新中国成立后，我又在国内、到国外跑了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事物，通过体验和写生，积累了不少素材形象，为以后作“有米之炊”准备了条件。我个人深刻体会到，有形象的积累才有绘画的创作，有生活的体验才有形象的反刍和反馈的创作本钱，这与有米才能煮成饭的道理一样。 中国有“书画同源”的艺术传统。中国书法和中国画确有共通的地方。广东人将画画叫“写”画，中国画确是写出来的。中国书法本身非常强调结构、行笔的变化，亦美在结构、行笔的谐协。唐代孙过庭论结体、章法时说：“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明终篇之法。”如川字三竖不雷同，三字三横不划一。雷同、划一就重复，就没有韵律、没有节奏感，就不成其为艺术。但变化也不能过头，过了头就矛盾不能统一，就会破坏中国的“违而不乖，和而不同”的传统艺术法规了。 春秋时代的晏婴曾以音乐为例，解释“和”就是大小、长短、疾徐、刚柔、高低、周疏等音素的“相济”，即在变化中求和谐。绘画亦如此，如果在变化中不求或求不到和谐统一，绘画就没有美感，美术就不美。但“书画同源”也不能把两者说成“同一”，写字和写画毕竟是两回事，画是有形象的，是造型艺术，书法只是造型的手段之一，绘画汲取书法的只是形式美方面共通的东西，也就是在形式美“同源”和共通的地方，使中国画画家借助到书法的手段来描写形象以表现生活，才产生了中国画所独具的艺术特点。这是可贵的特点，中国画画家务必要加以继承和发展。 编辑：国画艺术；插图：关山月作品。 觉得不错，请在下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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