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赣州·历史篇·四、唐、宋、元、明……（三）

客家赣州·历史篇·四、唐、宋、元、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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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瓠传说，不仅载诸史籍，而且还被编成史诗，在畲、瑶、苗等族民间广为流传。保留在畲族人民中的《盘瓠王歌》，又称《高皇歌》、《麟豹王歌》、《盘古歌》，就是一篇七言的历史叙事诗歌，歌词长达400多行，内容涉及畲族的起源、迁徙、经济生活、政治斗争、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被誉为畲族人民的“传家宝”。其关于畲族起源的情节大致如下：

上古时期，高辛皇后患耳疾三年，宫廷太医从她耳中挑出一条似蚕金虫，皇后耳疾顿消。于是将金虫育于盘中，天天盼着它长大。不久，金虫变成了一条长一丈二的龙犬。龙犬遍体斑纹，毫光显现，高辛帝见之大喜，赐名龙麒，号曰盘瓠。当时番王数侵边境，高辛帝遣将征讨，均不能擒胜。于是下诏求贤，告示天下：有能平番者，赐金千斤，封邑万户，并妻以第三公主。龙犬得知，即揭榜奔赴敌国，忍辱负重，服侍番王三年，使番王丧失警惕。一日，龙犬乘番王酒醉之际，咬断其头，渡海衔归，献于高辛皇帝。帝大喜，但因龙犬貌丑，欲食前言，不愿将公主下嫁。正在为难之际，龙犬忽作人语：“将我放在金钟内，七日七夜便可变成人。”入钟六日，公主怕龙犬饿死，就打开金钟，结果龙犬身子已变成人形，头却未来得及变。于是盘瓠与公主结婚。婚后，入居深山，开山种地为业。先后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出生后，用盘子装着去见高辛帝，帝即赐姓“盘”，名“自能”；次子出生后，用蓝子装着去见高辛帝，帝即赐姓“蓝”，名“光辉”；三子出生抱去见高辛帝时，正逢天上打雷，遂赐姓“雷”，名“巨祐”；女儿长大后招钟智深为驸马，其后裔遂姓“钟”。从此，盘、蓝、雷、钟畲族子孙繁衍。

汉、晋时期，盘瓠蛮主要活动于洞庭湖西南的武陵（湖南常德）一带，因地名族，故名“武陵蛮”。由于受到汉族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他们开始向外迁移，并在迁移过程中，逐渐发生分离。其中较早往西迁徙，进入黔北黔西、川南、滇东、桂西的一支，后来演化成了苗族。于隋唐时期进入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的一支，后来形成为畲族。而唐宋时期由湘南越南岭，分道进入广东、广西的则成为瑶族。

隋唐开始进入赣闽粤交界区的武陵蛮，其迁徙的路线是：从洞庭湖边出发，沿着衡州、郴州等区域南行至南岭北麓，不逾岭而东折湘赣边，入赣中赣南，再至闽西南而粤东，广泛散布于赣闽粤三角区，逐渐形成畲族族群。

畲族在赣闽粤三角区流徙的过程中，曾结集于潮州（隋、唐时期的潮州辖境包括今梅州的大部分县市）的凤凰山一带，并作了较长时期的住留。所以，畲族中流传着关于祖居地凤凰山的传说。如著名史诗《高皇歌》咏道：“龙麒起身去广东，文武朝官都来送；凤凰山上去落业，山场地土由其种。……蓝雷钟姓出广东，广东原来住祖宗；……广东路上去安葬，广东路上是祖坟；走落潮州凤凰山，住在广东已多年……”。原来，畲族因居住山林，刀耕火种，是不需交粮纳税的。正如《高皇歌》所咏：“当初掌（畲语称“住”为“掌”）在凤凰山，做得何（畲语称“有”为“何”）食是清闲；离天三丈无粮纳，离木三丈便种山”。所以，唐宋时期，畲族人口发展很快，几乎占领整个粤东地区。清光绪《嘉应州志》云“梅地古为畲、瑶所居”。可见畲族对粤东地区的影响是很深的。

宋元时期，由于畲族人口急剧增加，加上其它政治、经济等原因，畲族复又由粤东向赣南、闽西等地迁移。流传在闽东、浙南畲族中的《畲族祖先传说》这样说：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凤凰山的名气越来越大。官府知道了，要他们按地纳粮，照人抽税。他们交不起粮税，官府派兵围剿。在交战中阿郎和爱莲（畲族的男女祖先—引者）不幸牺牲。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官府霸占，迫使其子孙逃离凤凰山。”

子孙后裔虽然迁走了，但结集地烙下的信息却是深刻的。因此，凤凰山之与畲族，就象宁化石壁之与客家人、南雄珠矶巷之与广府人、洪洞大槐树之与华北人一样，都是移民史上象征意义极强的“祖居地”。

畲族与历史时期迁入的汉族一样，对于赣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来说，也是移民。因此，他们与不同时期迁入的汉族构成了杂居错处的格局。如：

赣南，据清光绪《江西通志》卷四八“南安府条”载：“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輋人杂居。”又，“崇义俗杂五方，虽风气与三邑略同，而輋人附居，多射猎为食”。《衢志》卷八“风俗志”载：“龙南山中有畲客，其妇恒终岁赤足与南子杂居作度日，不与汉族通婚，……盘瓠死后，由闽粤播迁处之深山丛中，渐渐阑入衢境。”

闽西，据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载：“唐时初置汀洲，徙内陆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

粤东，据宋人编撰的《太平寰宇记》载：梅地宋代的民族，“主为畲瑶，客为汉族”。

…………

杂居错处必然打破民族界限，促进汉畲人民的接触和交往，而这种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便是汉畲民族融合的开始。民族融合的规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的斗争往往成为民族融合的催速剂。宋元时期，畲民反抗统治或起义之事屡见于史，且有些斗争是跟汉族的下层平民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如：绍兴五年(1145)，虔州、梅州以及汀漳等地蛮僚相继起义。宁宗嘉定元年(1208)，“值江西峒寇李元励窃发”，“众数万，连被吉、彬诸县”，后又向广东南雄梃进，并进逼赣州、南安军，兵威闽粤赣地区。最后宋王朝“诏以重赏，募人讨之”，起义坚持四年之久而失败。理宗景定二年(1262)漳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畲民起义，“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危矣。”后朝廷采取剿抚并举的方针，才把这次起义平息下去。通过这场起义，“畲民”这一名称才首次在刘克荘《漳州谕畲》一文中出现。

畲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和斗争，加速了汉畲人民的交往和融合。特别是宋末元初，面对蒙古铁蹄的侵扰，汉畲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抗元斗争，演出了悲壮的一幕。

如，宋恭宗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兵攻破鄂州，挥师渡江，南宋震惊，诏诸路勤王。时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起兵勤王，“使陈继周（宁都人）发郡中豪杰，并结溪洞蛮；使方兴招吉州兵，诸豪杰响应，有众万人。”

文天祥的妹婿彭震龙也组织畲民参加抗元队伍，“……乃结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岭，震龙接应，复永新县。”

当时另一位抗元大臣张世杰的队伍中也有一支由畲族首领陈吊眼和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畲军”配合作战。他们“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斗争持续六年之久。陈吊眼在广东畲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至今仍广泛流传着陈吊王抗元斗争的英雄事迹。传说他后来退守在凤凰山的一座山头上壮烈牺牲，今凤凰山区（广东潮安县）仍保存着历史遗迹“陈吊王寨”。许夫人也是一位畲民中的巾帼英雄，战死在抗元疆场。民国38年版《潮州志》有载：“许夫人，潮州畲妇也。景炎元年，宋帝趋潮州，张世杰招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畲妇应命。二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夫人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后帝泊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祀之。”

继陈吊眼之后，又有黄华和钟明亮领导的畲民起义，他们打出“复宋”旗帜，予元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这种“抗元”、“复宋”的斗争，一方面反映了汉畲民族融合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将大大促进汉畲之间的更加团结和走向融合。

有明一代，各地畲民起义时有发生，如洪武十八年（1385）和成化十四年（1478），钟子仁、钟三领导的闽西上杭畲民起义；嘉靖四十二年（1563）蓝松三领导的粤东大埔、程乡畲民起义等等。这一时期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畲汉人民联合斗争，其中以正德年间爆发于赣南横水、左溪、桶岗等地（今崇义县）以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畲汉民起义规模最大。谢志珊、蓝天凤“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统宝印画像。”他们“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栖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以内，分群聚堂，动以万计。”正德十一年（1516），谢志珊、蓝天凤以横水、左溪、桶岗为中心，发动起义，旋在下新地、稳下、义安等地设营寨80余处，并与广东高快马、湖南龚福全等起义相互声援，转战于湖南的桂阳、酃县、宜章和江西的遂川、万安、泰和、永新等地，纵横千里，声震朝廷。于是，明朝廷任命王守仁为南赣巡抚，节制赣、粤、闽、湘四省八府的兵力，采取剿抚并举的方针，才把这次起义给镇压下去。这次起义，表明汉畲民族融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为防范汉畲人民再度造反，王守仁上奏朝廷设立崇义县治，县衙就在横水镇。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畲民进行压迫和限制。从此，畲民不敢聚居于一起，一些畲民隐瞒族性或依附汉姓；客家地区畲族的族性迅速走向消失，以致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地方文献资料里面已很难找到关于畲民起事的记载，在广大的客家地区，也罕有完整的畲族村落。这表明，汉畲民族融合最后完成，客家文化形态已完全成熟。

（四）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

1、孕育期

客家民系经历了一个从孕育到形成再到发展壮大的动态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从地理上和移民史实上看，赣南是客家大本营地区接受北来汉族移民的第一站；许多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也昭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后来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的。

从秦汉开始，已经有北方汉民涉足赣南。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中原战乱和移民运动，亦不断有中原汉民迁入赣南；但就整体来说，这种迁入是零散的、人数不多的。唐中后期至五代的变乱，带来了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他们在赣南驻足乃至生息繁衍。闽西毗邻赣南，自古两地交通便利，加上唐末又开出了仙霞岭山道，因此，也吸引了一批批客家先民避难于此。于是，广袤的赣闽边区，成为唐末五代客家先民的主要结集地。

北方汉民的大量入迁，促进了赣闽边区的进一步开发。于是，北宋时期，出现了第一个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两地不仅设治增加，而且户口大盛。赣南，唐元和中(816—820)有户26，260户(《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从虔州析出南安军，两州军共领13县。至元丰年间(1018—1085)，在籍户口(主、客)，南安军35，799户，虔州98，130户，两州军共计133，929户(《元丰九域志》卷六)，是唐元和中的5倍多。闽西，唐元和中有户2，618户(《元和郡县志》)。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增设上杭、武平二县，共领4县。至元丰年间，共有主客户81，454户(《元丰九域志》卷六)，是唐元和中的30多倍。赣南闽西两地元丰间户数共计215，383户。北宋末年，赣南人口继续增长。据崇宁元年（1102年）的统计，虔州有户272，432户，南安军有户37，721户，两州军共记310，159户（此时不见汀州的户口统计）。如果按每户5口计算，则此时赣南人口已经达到155万。如果加上接壤地汀州的人口，其数字当突破200万。这么多的户口，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处于这么一片山区地域，四周又早已形成为不同的汉方言区，因此而独立成为一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此时，入迁汉族已与当地土著——古越族及其后裔山都木客发生了初步融合，以至宋代以后，山都木客就在客家地区逐渐消失了。

此时，一些重要的客家文化事象也初步形成。

如崇文重教的传统。这一客家人的风尚，早在北宋时期的赣南闽西就已经遍地开花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客家先民来自中原，深受儒家文化之浸染，向存读书为贵之观念；另一方面因为赣南闽西山多田少，耕作困难，随着人口的繁衍发展，已不足生计，不能不从事仕宦和经商等行业以谋求更好的出路，而这两者都是离不开文化知识的。因此，重教兴学便在赣南闽西这偏僻的山区里渐成风气。并且，随着客家民系的向纵深发展，这种风气很快又波及于梅州地区。于是，耕读并举的经济生活模式成为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客家人的基本生活模式。

这种崇文重教的文化事象，表现在当时赣南闽西两地学校的兴盛、科举名额的增多和著名人物的涌现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