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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作为作家还是思想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非理性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都意义深远而重大。尼采本人就承认陀氏的“超人”思想可能对他的“超人”哲学有所触动。 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后，陀斯妥耶夫斯基写的第一部小说是《死屋手记》，其中描写的西伯利亚的牢狱生活（其实来自于陀氏真实的经历）超出了欧洲文化全部人道主义传统的想象，由此由它产生对人的认识，必然是那个传统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被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动物”武装头脑的古典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能够经受得住人间这样沉重的一击，还能保持他那古老的信念。陀氏在同那些和他一块生活的囚犯身上，看到的正是他终于在人类的本性中所发现的：矛盾、冲突和非理性。 同这些囚犯在一起，如同直面人性中的恶魔，陀氏在被释放后经常做着这样的噩梦。梦魇发作时，陀氏本人也如同恶魔一样，毫无人性地折磨他心爱的善良的女人。由此，他在悔恨中日益坚信：“人也许不是理性动物，而是个恶魔似的动物。一个理性主义者要是看不到恶魔方面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人类，甚至他也无法看懂我们当前的以报道轰动事件为特点的小报”。  当然，非理性的主题在《死屋手记》中并未明确说明，这里面仅仅包含陀斯妥耶夫斯基要处理的人性的素材，而专注于非理性揭示的主题小说还要从《罪与罚》开始。 在《罪与罚》中，脱离了自我存在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饥饿和孤独的教唆下，从他的理性内部在尼采之前已编制了一套“尼采式”的超人理论，这个超人借助于自己不寻常的和力量远远地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有一般的道德规范。为了检验他作为“一个非凡的人”的强大，带着“仇富”的时代正义感，这个学法律的学生杀死了借给他钱的房东老太。顺便扯一句，让今天那些“互联网金融从业者”可能感到脖子发凉的是，老太太被杀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她是个靠钱生钱的“寄生虫”......从穷学生的立场看，二十一世纪的天朝无疑是一个“寄生虫”的时代，有没有一天不接几个“寄生虫”的贷款电话都有被人遗忘掉了的感觉？ 即便是当作杀死一个“寄生虫”，当犯罪事实发生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崩溃了——没有谁会认可这样的一个犯罪动机，哪怕“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妇却是个寄生虫，杀死她抢走她的钱可以省去母亲为供我求学而做苦役”。事实上，他也无法说他作案的动机是为了钱，因为正如他向索尼亚坦白的，他杀人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象普通人一样是个寄生虫。这种“不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强人意志——带有暗黑色彩的希特勒式的强人意志----就这样在尼采作为他的哲学主题之前，由陀斯妥耶夫斯基发现了。只是，作案前他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理性的人，就像很多读过大学就以为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一样带着的那种理性自信。  而这种理性是有破坏性的，而且可能不是一般的危险——今天那些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有谁不认可自己是有着理性的充分理由的人？不过，是否如此确定，只能算我揣测，反正我没亲自问过——甚至可能带来无目的性犯罪等诸多可能.....这就是陀氏始终不渝地用各种方式表达的哲理性主题。谁又能说，在所谓后现代的现在，不可能一边做个自觉正常而理性的人，一边又成为自杀式暴恐者？ 前面提到过，由于监狱的经历，陀氏本人变成一个异常复杂、性格暴躁而经常“家暴”的人。也许正是亲身体验到了人的一切恶的无法自抑，经受过这些人性的矛盾与纠结的反复施暴，使他成了人性多重性体验的无与伦比的见证者。而这就是被陀氏抓住了的，在一个世纪前就透露出来的“虚无主义作为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我们无法亲身体验一个世纪前的人心，但谁又能说，这发现本身便是虚无，正如说没有亲身经历的恐袭（虽然，它就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地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本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发现人的非理性的幽微，本身就是非理性主义的一部分，但这绝不是虚无主义！ 注：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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