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肿瘤的辨证施治？
说起辩证施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古老的中医，绝大多数都会认为这是中医的专用词，本文重点讲述关于恶性肿瘤的辨证施治。
古代中医的辨证施治，依据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析后得出证候判定，并据此选择相对应的治疗原则与处方用药。辨证施治是一套十分严谨的诊疗体系，虽在局部微观上因限于过去的历史背景而有所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于证候分析的整体科学性，现代中医应该变四诊为四诊+微观学分析，将现代微观学有机地融入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新的既严谨又完备的辨证施治诊疗体系。融会贯通后的中医辨证施治，在宏观上传承精华，于微观上补其不足，是治疗恶性肿瘤的真正制胜法宝。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恶性肿瘤的中医辨证施治？
对于恶性肿瘤，古代中医文献里虽有"乳岩”、“癌瘤”等文字记载，但缺少系统的辨证施治陈述。进入二十世纪后，有关于癌症的治疗研究才逐步展开，但由于官方医疗机构一直主导将手术与放化疗作为治疗肿瘤的三大措施，中医药在肿瘤的治疗中仅扮演辅助治疗的边缘化角色，使中医学辨证施治在肿瘤的治疗研究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西方医学治疗疾病的思维方向是对冲处理，即某病某药，对癌症的治疗研究也始终在癌症抗癌的范围内进行，就算目前最前沿的基因治疗，也忽视了“是什么激活了原癌基因、又是什么导致了基因变异”这一根本性问题；而中医学辨证施治诊疗体系，立论上把整体性放在首位，探源上内外因并重，以证候分析为纲要，以君臣佐使为处方用药原则，可谓是提纲挈领、面面俱到，尤其适合于治疗难度系数较高的诸如肿瘤之类的慢性重症。然而，肿瘤作为一种特殊的慢性病，初始自觉症状不明显，四诊所能收集的资料相对有限，这是治疗肿瘤与其它疾病明显的不同之处，辨证时必须将微观学资料详加推敲，使之有机地融入证候分析之中，始能确保辨证结论准确无误，做到有的放矢。
辨证施治的优势是什么？
辨证施治最大的优势体现在治病求本、标本兼治、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势制宜。举由乙肝迁延逐步演变而成的原发性肝癌治疗为例，癌前病变为乙肝、肝硬变等，治疗上应首先控制住病毒活动、改善已硬变的肝脏质地，同时，在不加重肝脏负担、不损害肝脏组织的前提下消除肿瘤，这就是治病求本和标本兼治；处方用药前应根据其不同的症状表现进行严谨的证候分析，理清病情的轻重缓急，并据此制订相对应的治疗原则，这就是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势制宜。
辨证施治中的施治与手术放化疗三大治疗措施是一种什么关系？
治病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解除症状、消除隐患并最终治愈疾病，无论其诊治方法起源于中医还是西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即是好方法，所以，辨证施治中的施治与手术放化疗三大治疗措施并不是对立的矛盾关系，而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统一互补关系，是现代和未来中医施治范围内标本兼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基础状况良好的肺部巨块型肺癌患者，其肿瘤压迫已接近临界状态，且伴有纵膈淋巴浸润，此时的最佳治疗方案，就是全方位的中医药治疗辅以化学药物抑制肿瘤，往往能收到极好的互补效应。又如已经介入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经中医药辨证施治后，经确认介入病灶以外已无活性病灶，且原介入灶部位亦在允许手术切除范围内，就应果断采取手术根治，以杜绝介入后中心性坏死组织再次累及周边组织，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痊愈。
辨证施治要有辩证法大思维
中医学理论体系成形于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是在哲学逻辑性履盖下的大思维；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辨证施治在其具体运用中，必须充分体现辩证法大思维。肿瘤的辨治，起步时间晚，文献中可供直接借鉴的极少，近代研究成果也大多是粗看都有理、细究多偏彼。如免疫障碍说，肿瘤治疗至晚期，免疫下降的现象客观存在，但日常所见，“正常人”偶查或体检时发现已是晚期的却十分多见，经年弱不禁风的反而查不出肿瘤；人参提取物是公认的提升免疫圣品，但只对属于气虚群体合适，若用于气郁湿困、内有积热或阴虚火旺者，只会加速病情恶化，诸如此类，肿瘤辨治的复杂性，不胜枚举。肿瘤的治疗，必须以辨证施治为准则，证候分析时充分考虑代谢紊乱这一基本定律，具体施治上切实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运用辩证法的大思维，据临证实际而量身定制具体治疗方法，才能真正造福于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