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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金器发展的繁荣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金器不仅数量激增，品种丰富，而且其器形与装饰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汲取域外因素并融合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尽显大唐风范。 （唐代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哈达沟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此盘为葵花形盘，在六瓣葵花上各錾花卉图案，花卉内容有两组，相间排列。盘心凸錾双鱼图案，双鱼相向而游，头部为龙首，盘中心为一火焰宝珠。摩羯纹大约在两晋时期随佛教传入我国，从东晋到唐代的文献中均曾提到摩羯，目前所见较早的摩羯纹金银器为隋唐时期，形象与印度摩羯纹已开始有所区别。此盘摩羯头部与印度摩羯相似，但身体已是鲤鱼模样，体现了中国化的倾向。 （唐代狩猎纹金蹀躞带，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隋唐时期，盛行一种功能型腰带，称为蹀躞带，这是一种胡人的腰带，被引入我国，在腰带上附加了许多小环，可将小物件随身携带。当时的腰带使用带钩加以束缚，带钩以铜或镶金制成，腰带又以皮革制成，这种带式对后来腰带的演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梦溪笔谈》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带，胡服也……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愉悦、算囊、刀砺之类。”革带之上有金玉杂宝等装饰，此为北方民族所喜爱的服饰品之一。 （唐代鎏金刻花菱纹银锁，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人郑虔在《闺情》诗中有言“银匙开香阁，金台照夜灯”，可见锁是唐代一件重要的生活用具，它是关闭门户、柜橱、箱匣等用钥匙才能打开的金属器具，其由锁管、锁芯和锁匙三部分组成，此种结构的锁一直延用到近现代。这件鎏金刻花菱纹银锁浇铸成型，部分结构采用了焊接工艺，錾刻各种形式的菱格纹，纹饰涂金，制作精美考究，至今尚能使用，开锁自如。从法门寺出土的银宝函大多带有银锁来看，这件银锁也当为锁闭类似的宝函之用。 （唐代金狮子，湖北省郧县李泰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件出土于唐濮王李泰墓中的金狮子长7.5厘米，通高2.5厘米。大头，细身，造型夸张。前肢向前爬卧，臀部撅起，后肢后蹬有力。低头，作扑食吞食状，眼鼻、毛发等均刻画而成。光泽好。 李泰字惠褒，小字青雀，唐太宗四子，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史载宠冠诸王，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子。武德二年（619年）生，封为魏王，武德三年（620年）六月，封为宜都王。贞观十七年（643年），因与皇太子承乾争夺皇位的继承权而被贬，后改封为顺阳郡王，徙往均州郧乡县。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进封濮王。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客死郧乡县，时年33岁。 （唐代金花饰件，湖北省郧县李泰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金花孔径1．8厘米、通高3．6厘米。呈花蕾状。底有一孔，作插物用。金花由三重花瓣组成，由外及里一重包裹一重，显得饱满结实，造型别致。 李泰家族墓群位于郧县城关镇东1公里处的菜园村一组，古名“马檀山”，墓地面积近30万平方米。当地群众俗称此地为大李王坟、小李王坟。195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调查时，首次发现此墓群。1973年，郧县李泰家族墓群已发掘4座唐墓，由墓志铭文确定，墓主分别为第一代濮王李泰及其妻阎婉、长子嗣濮王李欣、次子李徽。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京畿长安之外的唐皇室家族墓地。根据考古发现，该家族墓地至少沿用了200余年。 （唐代鎏金铜钵，1952年西安市新市区工程处移交，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钵为击奏体鸣乐器，也称“铜磬”、“梵磬”、“天竺磬”、“僧磬”等，从印度传入中国，大多用作佛教法器，诵经时，至段落处敲击。此钵青铜铸成，通体鎏金，形似大钵，以木棒击之发声，音色明净，语音昂长。 （唐代金盒，1964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天子峪国清寺塔基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盒圆形，盒盖与盒底均隆起呈慢拱形，子母口扣合严整，通体光素，一次性整体成型，造型饱满。 （唐代“开元通宝”金钱，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为唐代货币，“开元”即“开国奠基”之意，后唐玄宗将年号定为“开元”纯属巧合；通宝则是“流通宝货”之意，钱币至唐代始有“通宝”之称。除铜质开元通宝外，唐朝也铸造过金、银质开元通宝（另外还有玳瑁、铁、铅等材质）这两种贵重金属币仅限皇家赏赐，供显贵玩赏，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极小，尤其是金开元，更弥足珍贵。有诗曰：“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30枚金开元，正面楷书“开元通宝”，钱文间架端庄，疏密均匀，字迹清晰，制作规整，是那个时期唯一的一次发现，足见其珍稀程度。 （唐代鎏金铜马镳，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白家口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马镳施在马口角的两颊上，有绳索相系，以便御手控马。长条形的马镳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此鎏金马镳铸造而成，造型流畅，末端呈鱼尾形，非常别致。 （唐代刻花龙形金饰片，1970年陕西省乾县临平公社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龙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现代人所塑造和描绘的龙，多半是唐宋以后才定格下来的形象，唐代的龙纹身躯健壮，凤眼优美，龙爪锋利，张力十足。
（唐代嵌绿松石金铊尾，1960年陕西省西安市郊区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带具的使用非常普遍，以材质和銙数来区分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十三銙玉具带。带尾是钉缀在革带尾端、用以保护皮革的一种装置，除实用价值外，还兼具装饰作用，又名铊尾。唐代包括唐代之前流行的蹀躞带都是单扣单铊尾带，唐代开始出现零星双扣双铊尾带，双铊尾带为周鞓装銙提供了可能，双铊尾带自宋代开始逐渐流行，金代已成定制，明代只有这一种带式了。
（唐代金筐宝钿几何纹金球，1971年陕西省西安市六村堡征集，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所谓“金筐宝钿”是指此金球表面焊接有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由此可以想像这件金球当年的完整面貌，在其器身的纹饰内曾经镶嵌有五颜六色的宝石！现在，虽然宝石已遗失，可当我们面对这件依旧金光灿烂、玲珑精巧的艺术品时，仍能感受到它令人屏息凝神、继而惊叹的美。
（唐代鸿雁纹金饰片，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鸿雁纹金饰片，形态生动，状若翩翩起舞。羽纹錾刻细致精美，疏密有度，结曲轻巧，神态可爱，生气勃勃，富强有烈的时代风格与特色，亦可见唐代金饰工艺技术卓越，一丝不苟，充分反映那时生活及文化气息。
（唐代鎏金刻花双龙纹铜牌饰，1971年陕西省土产公司库房拣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鎏金，亦称“金镀”、“金涂”、“镀金”、“金花”。镀金方法是将金、水、银合成金汞溶液，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蒸发水银，使金附着在器物表面永不脱落。这件双龙纹牌饰设计奇巧、刻画入微，纹饰内容以二龙相对为主，其他为流云或花朵，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体现了唐代豪放、富足的民族气质。
（唐代金杯，1965年陕西省西安市白庙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杯浇铸成型，高8.5厘米，口径7.5厘米，重401克。杯底与圈足间部分脱落，可以看出明显的焊接痕迹，环柄形杯把与杯体也系焊接而成。腹壁直而略向下收为平底。腹部有弦纹三道，从上至下第二和第三道弦纹之间饰有以扁金丝编成的圆形图案八个，均已脱落，八个圆形图案之间均饰以上下对置的花叶纹，其间点缀圆圈纹。器体上有不少铆孔，据此可知，所有纹饰均与杯身铆接而成。带把杯不是中国传统器物造型，是西方器物制作的传统，应是一件前所未见的仿制品，其制作年代当不晚于公元8世纪中叶。
（唐代鎏金铁芯铜龙，1975年陕西省西安市白南郊草场坡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鎏金铜龙是唐代社会物质文化活动中遗留下来的特殊艺术品，一方面它反映着特定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它的材质为铁质的，通体鎏金，身体细长，两只有力的前脚紧扣地面，龙头与上身呈“S”型，龙嘴张开，露出牙齿和弯曲的龙舌，两只圆睁的双眼直视前方，龙角紧贴头部向后伸展，龙尾丛高高上扬的后肢处反折向龙头上方。整条铜龙身体流畅，飘逸欲飞、极富动感，体态之大、造型精致，就是在唐代也极为罕见，完全体现出唐代龙的生动美与气势美，堪称精品。
（唐代鎏金铜铺首，1988年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铺首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门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铺首的形象源自于先秦的饕餮纹，“兽面衔环辟不祥”这是对铺首的描述。这件铺首通体鎏金，圆形片状。主纹为兽面纹，兽首睁目蹙眉，阔口大张，利齿毕现，舌卷铜环，面目凶恶狰狞。兽面的背后为分叉式铆钉，用于插入门壁，尾端横折固定铺首。 注1：文中照片均为作者拍摄。 注2：文字内容参考展览说明及相关资料。 留言功能已开通 点击文末右下角“写留言”，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并大力转发，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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