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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金器大赏:三国两晋期

 自华居 2017-08-23
2017-08-08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段漫长的天下大乱时期。分裂和混乱对经济、民生、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战乱,但也融入了新鲜的血液。就金银器而言,此时期在继承秦汉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汲取不同民族及西方国家金银工艺的精华,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为盛唐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文献中记载了这一时期金银器颇多的记载,但金银器出土却并不多,而且,器形都是小型器件。

饰件约为椭圆形,高约3.5厘米,上部突起部位的插入物尚有残留,应是一种可以挂起来的装饰物或吉祥物。饰件正面以透雕和浅刻一尊佛像,佛像形态与我们今天在寺庙所见“面相方硕,长眉细眼,大耳厚唇”佛像不太一样,其形象富立体感,比较“清秀”。同墓出土铅地券有永安五年(262年) 铭刻,也就是说,这件佛像饰物产生年代至少是在公元262年,或者更早,因此,该佛像为我国目前所见出土最早的佛像。

(三国吴鎏金铜佛像饰件,湖北省武昌莲溪寺475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三国墓中出土的作动物形象的金饰,有金狮、金羊、金鸟、金龟、金辟邪等,这件金兽小巧玲珑,造型简练,但由于太小了,也实在看不出是什么动物。金饰发展到这个时期,已经一改汉代金饰繁缛复杂的细工,而越发简朴起来,这反映了此时期人的人崇尚自然这一普遍追求的客观反映。

(三国吴金神兽,湖北省鄂州朱家垴6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金饰长9.4厘米,高4.8厘米,为虎侧身而立,张口噬鹿,背刻鬃毛,臀部上翘之形。虎腹上铸有凸出的两个狼首,以菱形纹作间隔。该器采用透雕工艺,虎头和尾部均有系环。

(西晋虎噬鹿纹金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这件佩饰采用透雕工艺,四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器背有“猗(上宀下也)金”三字。“猗(上宀下也)”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后,曾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而被假以金印。

(西晋“猗(上宀下也)金”金佩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秦汉以来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匈奴、羌、氐、胡、鲜卑等民族地区的和谐安定,一直关乎国家安危。因此,历代帝王一直是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一方面安抚,封王、封侯,颁赐印绶;另一方面,又征讨翦伐,不断削弱其实力,巩固边疆。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更是频频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乌桓族首领的印信。金印由纯金制成,方形,高2.8厘米,边长2.2厘米,重88.4克,印上方为蹲踞式骆驼钮,驼钮造型简约率意,驼鬃、眼以及体毛凿制,中穿通豁,印台与印面比例适中。

(西晋“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这件佩饰四鸟同身,长8.9厘米,宽6.3厘米,鸟头置于四角,鸟身中间骑坐1人,人像下部及左右两侧各有一兽面纹。此器呈巫师骑坐神兽状,寓意能与神灵沟通。

(西晋兽面纹四鸟形金佩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金兽用金箔锤制而成,兽呈跪立形,似熊,立耳,面目狰狞,张口露齿,眼部、四肢及腰、腹均镶嵌菱形灰色宝石,背面边缘有四孔,可用绳系于帽上。

(西晋嵌宝石熊形金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东汉以来盛行的掐丝和焊缀金珠等工艺特征对魏晋时期的金银制品有很大的影响,这件金饰的掐丝技术体现在金饰叶脉的制作中,外部轮廓是用金片制成大边状,将掐制成形的羽人驭龙行进于云气之中的形状填入规定的大边中,镂空部分则是用锋利的脱錾刀将多余的金片脱出而成的,通体焊缀金珠,工艺难度很高,较之汉代又有所发展。

(东晋羽人驭龙金饰,江苏省苏州市张镇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注1:文中照片均为作者拍摄。

注2:文字内容参考展览说明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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