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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字说管窥 蔺长旺 关于我国文字的起源问题，东汉许慎综合古代众多传说中的记载，在《说文解字》中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字的发展：“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天象。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名侯刚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时，初造书契。”《帝王世纪》载有：“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制文字。”《荀子·解蔽》又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关于仓颉造字之说的梳理： 一、关于仓颉造字说的部分典籍记载： 1、《荀子·解蔽》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2、《韩非子·五蠹》：“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3、《吕氏春秋·君守篇》亦记载有：“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4、《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5、《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6、纬书《春秋元命苞》记载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7、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则其始也。” 8、宋代罗泌撰的《禅通纪》：“仓帝史皇氏，姓侯冈，名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龙颜侈侈，四目灵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10、《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遮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远，万品以察。” 11、《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12、古文《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蹬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13、《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仓颉或以为古帝，或以为黄帝史官，疑莫能定。” 14、《春秋元命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刚。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化。仰观奎星圆趋知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 15、《汉书·卷六三·列传第三三》：“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兵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 16、《世本八种·张澍集补注本·世本卷第一》：“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 17、《魏书·卷九一·列传第七九》：“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维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 18、《北史·卷八一 ·列传第六九》：“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 19、《荀子· 解蔽筒》：“ 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20、南北朝后期及唐代佛教传说，仓颉与在印度创造梵文和“伽书”(佉楼文)的仙人是三兄弟，“梵天”派他们三人下凡，分赴天竺与中华两地造字。 21、《帝王世纪》：“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制文字。” 22、《中国人名大辞典》：“仓颉，黄帝时为左史，生而神圣，而四目，观鸟兽之迹，字成，天雨粟，鬼皆夜哭。 ” 二、学者马贺山先生关于世传28字【仓颉书】文献记载的梳理： (1)、南朝梁文学家寿光人任昉在文章记载：“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识之，余不信也!”马先生认为任昉对李斯、叔孙通所识之字提出质疑，是任昉见到北海仓颉石刻的议论，客观地证实了周代初期在北海仓颉墓下得到仓颉石刻的事实，周初距今至少已有两千七、八百年。 (2)、《金陵新志》说：“昔周初有于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书府在山东寿光双城。 (3)、《法帖神品》目首列仓颉二十八字注云：“在北海，此石刻虽不可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马先生认为【仓颉书】二十八字确实是我国文字之祖，是碑刻之祖，发现于周初，流行于全国。它比发现于唐朝的石鼓文，要早一千多年，是我国碑刻的开山之作。 (4)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上一些有关仓颉的记述：“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后李斯识其八字，叔孙通识其十三字，孔子至齐，亦尝访焉。” (5)、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载：“仓颉台弥水所经，水东有孔子问经石室，中有孔子像，盖孔子至齐亦尝访焉。” (6)、元代古文研究家郑杓在《衍极》一书中也说：“北海亦有仓颉藏书台，人得其书，莫之能识……” (7)、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三皇》记：“仓颉，黄帝史也，亦曰皇颉，姓侯刚氏，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广伏羲之文，造六书，是为古文。其冢在冯翊彭衙利阳亭南道旁，北海亦有仓颉藏书台。人得其书，莫之能识，秦李斯识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其十二字。今《法帖》中有二十八字。” 从以上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知，在周初时，北海仓颉墓下已发现石碑，上刻28字，后藏书府【北海藏书台，在山东寿光】，李斯只认识八个字，叔孙通只认识十三个字，春秋时期孔子经常访问北海藏书台，马先生推测，孔子是认识碑文28字的，因为春秋时期仓颉古文还在，孔子在整理、选编虞夏商周之书时，如果不认识仓颉古文，就很难编纂完成百篇尚书。孔子在【礼记】一书中，很详细的谈了古人对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的认识，其中大同世界的内容：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学，也正与【仓颉书】二十八字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完全一致。可见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论，来自上古黄帝时代的【仓颉书】，而非孔子原创。 关于【夏禹书】也有不同版本，那就是由山东作家邓华收藏的一版夏朝甲骨文，上面的文字与淳化阁帖内的【夏禹书】一样。马先生认为一个是传世文字，一个是出土文字，互相印证，互相比照，都是篆字，都是夏篆，虽说都是甲骨文，商朝甲骨文是用刀刻的，而夏朝甲骨文是用金属棒烫出来的，笔道粗，圆润，字大，与马家祖传的夏朝甲骨文的风格是一致的，因此是可信的(破解见其博文)。 关于【禹王碑】，马贺山先生认为不管【禹王碑】有几个不同版本，字形如何变化，但总归万变不离其宗，因而能找到它的老根和精髓，这正是【禹王碑】能传承4000年的真正原因和魅力所在。马先生对古文字界前辈唐兰先生所谓【岣嵝碑】是伪碑之说提出了挑战，并进行了破解(详见其博文)。 此外，《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说史官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即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即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虽然这些文字及文章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它们的存在。倚相能读那些文字，说明与当时通行的文字不同，一般人不认识。《周礼》说"内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也表明三皇五帝的史料在当时还保存着。看来诸子著作和史书的相关记载是有其依据的，不应是杜撰，况且许多书籍唐宋以后失传，若说它们不曾存在缺少证据。 三、黄帝时期仓颉造字文化遗存的分布图
在国内有据可考的关于仓颉的遗迹就有有十多处,分布于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在已发现的八处仓颉墓及遗迹中，始建于汉代者4处：河南开封、南乐、虞城和陕西白水;始建于晋代者两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余下两处河南省阳武、洛宁系宋代以后。 山西临汾仓颉造字碑。 山东寿光仓颉墓、仓颉台(藏书台)、仓颉祠、仓颉纪念堂、仓颉双井等。 山东苍山县仓颉庙、苍山县古兰陵邑“作字村”，李斯从蔡国到兰陵以仓颉造字为题，批竹作字编书若干卷，命名《仓颉篇》。 山东东阿县仓颉墓。 河南省南乐县仓颉庙，《万姓统谱·卷五十二》：记载，“上古仓颉，南乐吴村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仓颉庙称仓颉祠，始建于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庙内有一通元代延佑年间的残碑，有：“仓颉生于斯葬于斯，乃邑人之光也”的碑文。 河南虞城县仓颉墓，、仓颉祠始建于西汉，唐开元年间及清康熙年间曾几次重建。 河南开封仓颉墓。 河南的具茨山， “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 “黄帝登具茨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山也。” 具茨山岩画(刻)群(3000余幅)，距今4000到10000年。 陕西洛南县元扈山有《仓圣鸟迹碑》的山崖石刻,据记载,“仓颉,造书于此”。 陕西白水县仓颉故乡有仓颉庙和鸟迹书碑。 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仓颉造字台。 江苏南京市有仓颉庙，连云港夏代启字祭台遗址及蛇、龙和女阴图腾组合。 浙江杭州仓圣庙,建于隋唐以前,明清都有重修,现已不存。 安徽阜阳汉简《苍颉篇》，共存 124枚残简，内容包括《苍颉》、《爰历》、《博学》三篇。 此外，还有重要的陶文考古发现： 甲骨文的年代约距今3700年，夏代的文字发现的很少，而龙山文化的文字早已发现了。一处在山西陶寺，距今约4300年，陶寺遗址为尧舜时的都城所在地，发现的"文"字是用毛笔写的;另一处在山东邹平，邹平陶文共11字，冯时先生读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是用鸡骨占卜的卜辞。 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年代距今4800多年，已得到确认。其分布区域在山东、安徽、浙江等地，释读的文字有凡、享、,南、斤、炅等。这些文字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域内广泛使用，有特定的意义，构形与意义与后世的汉字有渊源关系。 由《黄帝时期仓颉造字文化遗存分布图》可知： 1、黄帝时期仓颉造字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西起白水商洛，东至邹平寿光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其分布具有非离散、连续性的特点，且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随着黄河冲击平原逐渐东扩而延续传承和发展的主体脉络相一致。 2、有关这些遗存的描述与地理位置均来自先秦诸子典籍之记载，其核心内容均于仓颉造字有关。如此众多的文化遗存及其相关的历史记载能传承数千年而未在历史的长河泯灭，足以说明文字诞生这一历史事件对社会影响力之大。这种影响力靠近现代某些权威专家之“仓颉造字虚无”的断言和那些别有用心者制造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虚无的炒作恐是难以消除的，除非这些权威专家有足够的证据能全盘否定先秦诸子百家和太史公留给我们民族的的历史典籍。 3、这些遗存所在之区域，都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覆盖区域和大汶口文化与之交汇融合的区域之内。特别是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新发现的距今4000年到10000年的具茨山岩画(岩刻)群，对解读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之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4、当我们把这些离散的有关仓颉造字的诸多文化遗存信息汇集并梳理之后，自然会感觉到“仓颉造字”这一历史命题的厚重，可以相信五千年前中国先民在使用汉字是事实，仓颉作为黄帝史官，造字是可能的。 四、具茨山岩画(岩刻)与仓颉造字 早在公元6世纪，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记录了河流经过的20多处岩画地点。20世纪初，在福建与新疆地区发现了一些岩画地点。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广西左江和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云南沧源岩画。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发现大量岩画，20世纪80年代又在宁夏、甘肃、新疆、西藏、江苏等地相继发现了许多岩画地点。据有关专家粗略统计在近20个省区(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安徽、江苏、福建、台湾、香港、澳门)内的40多个县境发现有岩画点总数达500处以上，画幅超过5万(参见3N3N博文)。
就岩画的年代和其表现内容而言，大致可概括如下： 东北地区岩画多属中世纪时代(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以后，表现的是渔猎人的生活;其岩画的画面较小，以凿刻或绘法成画，描绘的多为孤立的动物和人物，以鹿类动物为主要表现的对象，反映了游猎部落的活动。 北方地区岩画之早期属史前时期，大约距今30000年到距今4000年左右，时间跨度较长，覆盖范围也较广，东起内蒙西至新疆，内容也非常丰富，多用敲砸方式成画。大量岩画属距今4000年以后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和纪元以后的作品，画面上的动物东部以鹿类多见，西部以牦牛为主，多数画面表现了游牧和狩猎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宁夏大麦地岩画中的2000多个图画和符号，早期距今13000 到10000 年，中期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据有关学者研究报告已经具有早期象形文字的特点。此外，内蒙古翁牛特旗高日苏大黑山岩画也发现绘有初始文字符号。 西南地区的岩画部分可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多数晚到纪元以后。其内容以表现舞蹈、放牧和狩猎的人物活动为主，有的画面很大，相当多的地点以色彩成画。 东南地区的岩画多属新石器-青铜时代，数量较少，以表现宗教崇拜的题材为多，用磨刻和敲凿方式成画。不过2005年地方性考古，在连云港曾发现夏代启字祭台遗址及蛇、龙和女阴图腾组合。 由上述可见，大多数岩画均处在古代山地和草原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岩画之内容正是这些少数民族古代先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表现了他们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实轨迹。研究证实岩画主人的族属，至少有匈奴、突厥、吐蕃、蒙古、彝族等十多个民族(参见3N3N博文)。 2011年9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学者王先胜和赵永恒先生编著的《中华文明无字天书》，该书运用考古纹饰学的理论，对约距今一万年至两千年前的200余例中国古代器物纹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通过对研究对象中所涉及的数量关系、文化内涵和象征寓意的梳理，揭示出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史前文化及其传承的惊天秘密：中国远古天文历法和易学的基本知识、原始人的精神信仰与科学文化就蕴藏于其中，在系统文字产生(黄帝时期仓颉造字)之前及文字传承系统之外，尚有一个历史更加悠久、至今仍存的图案、象数传承方式与系统。 难怪在仓颉造字之前，我国仰韶文化中距今8000年就会有大量非常精美的陶器和复杂的纹饰图案存在，而不见任何文字出现于其精美陶器之上。这正说明“在系统文字产生(黄帝时期仓颉造字)之前及文字传承系统之外”，确有一个历史更加悠久的以图案和象数传承文明的方式与系统存在。就史前大量岩画(岩刻)作品而言，后期较为成熟的字符型岩刻除外，大概也应归属于这个以图案和象数传承文明的方式与系统之中。 岩画(岩刻)，作为一种古人用于表达思想情感或是用于记载某一历史事件的载体，历史久矣。至于岩画(岩刻)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对此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凹穴岩画不仅是文字出现之前的符号象征系统，同时也是最早的艺术形态(汤惠生)。文字是文明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人们可以说岩画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可以表达出相当于文字所承载的意义，但它与文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表达载体。“这些研究一定会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岩画即使不是直接成为文字，至少和文字一样同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具体表现。”(李学勤)
具茨山字符型岩刻 (图片选自百度) 通观上述发现于东南西北的所有岩画，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还是河南刘俊峰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发现并守候的具茨山岩画群，据报道至少有3000多幅岩画，具茨山岩画形成于距今4000年前甚至凹穴类岩画可上溯到10000年，相当于上自女娲伏羲下至尧舜时期，同时也与典籍”河出洛书”、“黄帝登具茨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之记载的地域相吻合。“2014年和2015年，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主席罗伯特·贝德纳里克和印度岩画协会会长库玛尔教授对中原地区的具茨山型岩画进行断代。岩画断代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没有发现制作工具，以‘减量法’成形存在的岩刻型岩画尤其是如此。中国特有的有确切纪年的摩崖石刻为利用‘微腐蚀断代’提供了可能。两年来三次在中原地区多处的实地数据表明，已测定的岩画的年代时间数据是E4520+330y/-580y，即最远的可以到4850年” (刘五一)。 “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简单到繁复，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具茨山岩画，很可能是中华民族幼年或少年时期所创造的智慧作品，是中华先民精神世界的写照。它是古代部族在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西山遗址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有城的大型聚落，时间大概是距今约5300年至4500年范围内。这样一个社会状况和文献记述的黄帝时代是基本契合的，因此怎么估计黄帝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程度、文明程度，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李伯谦)。 具茨山岩画具有由简到繁的规律性，有早期单、多凹穴、中期双排凹穴、梅花状环凹穴、方形凹穴、沟槽、网格、字符形、具象人形等多种类。其中的字符型类岩刻，已经具有明显成熟的象形字特征，且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别的岩画作品。这类具茨山岩刻恐与文字起源有关，与处于中华文明萌芽时期的黄帝时代也有重大关系。学者马贺山认为具茨山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此修德振兵统一华夏之地，在这里发现黄帝文字实属正常。 “梅花状凹穴岩画雕刻在具茨山的每一道山岗，你只要走上其中一道山岗的起首，就可以看到它存在的身影。特别是在一座名叫梅花岭的小山岭上，这种梅花状凹穴更是集中的表现出了它们各种各样的造型图案。从这个‘华’(花)标志开始，才是雕刻各种象形字内容。于是，具茨山上就出现了许多代表土地管理的形象‘田’字，和大小不等圆坑的形象‘井’字，以及沟和方槽结合的形象‘泉‘字，和用于引水的线条‘沟渠’。具茨山‘花’标志是一个标准的华(花)国家标准图案，是代表一个图腾的表示，是‘华’(花)的一种信仰。是‘中(原)华(花)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华、夏’民族之华(花)，花象形字的字体来源标志。简称为“中(原)华(花)民族”(故里人家)。 关于“花”与“华”，亦即华胥氏——中华民族始祖母自华(“花“)之源(华山脚下之汾渭冲击平原)沿黄河向东经伏牛山系迁徙与发展的脉络，学者李侃良先生在《中华探源》一书中，曾有过详尽的论述，具茨山梅花状图案的发现以及故里人家关于”花“的分析，完全印证了李先生的论证。从故里人家的研究可知，当初在具茨山生活的先民已经使用了诸如” 田“、“井”、“泉”等文字并将其刻在了岩石之上，使其成为了黄帝时期仓颉造字的永恒佐证。 从地理位置来看，具茨山岩画群位于河洛流域，西濒汾渭，东临黄淮，南接江汉，处于黄河流域中部，且岩画群分布在伏牛山系的广袤地域之中，似乎是一幅以岩石为刻画载体，由点、线、面、图和符按照某种规律组成的具有完整系列性的历史记事长卷。从考古文化的角度来看，这里也是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交融汇合的中心地带，因此其后期那些具有“象形字符”的岩刻(岩画)对研究文字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具茨山岩画中，符号和图形不仅数量特别巨大，而且有些排列和组合有着一定的规则，有其类型性和恒定性，这就为我们识辨它们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文字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 (陈兆复)。倘若能借助于计算机空间地理三维成像和图文识别技术，对此分布在伏牛山系的岩画群进行系统地破解研究，估计会有新的收获问世。 五、刻划符号与文字 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对于这些考古学文化中出土的看起来类似文字的具有个体化特征的简单刻划符号，曾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有不少学者视其为原始文字的滥觞，但迄今从未取得学术界的共识。 从刻划符号的分布地域来看，西起甘青，东至鲁沪，北自内蒙，南抵赣粤，极为广泛;从其时间跨度来看，大约从距今8000年到3500年，绵延长达5000年之久，从其出土数量来看，量之多也非常可观。 根据出土刻划符号的特征，有学者(据书法屋转载未署名文章)将其分为三类，笔者也赞成这种分法。 A类：抽象刻划(绘制)符号 此类符号出现最早，分布最广，绵延最久。尽管其式样不完全相同，但性质和用途基本具有一致性，主要用于黑色纹带陶钵的口沿上，一器一个符号，重复使用颇有规律;。如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符号、马家窑文化彩陶绘制符号等，在川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广东西樵山文化、以及晚至夏商的豫陕二里头文化、郑州商代文化遗址中都有类同的陶器刻划符号大量发现。
注：此图片选自书法屋网页 内蒙昭乌达盟小河沿文化、上海崧泽文化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其中有些颇与商代文化之江西清江昊城遗址、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出土的式样相近，曾被学者视之为“原始文字”，或认为已经有了“文字”的一些素质。 但需要注意的是，为现存文字溯源应当考虑其形体上的普遍性联系，若根据个别现象的雷同就作出关乎大局的判断，恐是不可取的。即使后来在某些字形中借鉴或采用了与上述陶器刻划符号相似的部分形式，也不能得出这些刻划符号就是原始文字的结论。根据逻辑判断可以肯定，这类抽象刻划(绘制)符号恐与现存文字系统的产生毫无关系。 B类:异形原始文字 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顺序排列着11个刻划，为唯一被学术界公认的原始文字。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式样特征表明它与现存文字是两个毫无关联的系统，很可能是走入误区的一种早已消逝的文字，也不排除它是偶然发生、与文字无关之刻划游戏的可能(图1一1.2)。
注：此图片选自书法屋网页 C类: 形象性陶器刻划符号 此类符号刻在大口缸外沿相对固定的同一位置，且重复使用。其符号特征颇似简略之图画，与象形文字之形体极为相似。有学者称其为“图画记事符号”，毫无疑问这种“图画记事符号”远比“抽象记事符号”之涵义具体，切富于直观性，易引发联想，易于传递意境和思想，其原理与象形文字以形表意相同，即使不属于文字，也不能说它们与现存文字毫不相干，况且，仅化简图像的方式即足以启发文字之初的构形。(图1-1.3)。
注：此图片选自书法屋网页 至此可见以上A、B、C三类陶器刻划符号均存在于山东大汉口、龙山文化中，而在其余广大地区却只有A类出现。研究分析这种特异现象很有意义。笔者认为，A类“刻划符号”很可能是先民由“结绳记事”发展而来的新阶段，即可通过刻划来实现“勒刻工名”之需求，或在某一局域范围内用于不同个体之表达需求。仅在今山东地区可见的B类和C类已经具有相当独特而发达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而发明成体系之文字的可能性极大，兴许B类和C类以及前文提到的具茨山晚期字符型岩刻正是黄帝时期的早期文字。 不排除在仓颉造字的体系之中也可能采用了一些刻划符号，但这并不能说明文字就是从刻划符号经过漫长时间发展而来的。从距今8000年到距今3500年间的刻划符号如此之多，据报道曾有课题组借助于计算机对刻划符号进行分析研究，但迄今也未能找到文字由刻划符号发展形成的证据链。(本节参考文献：书法屋转载未署名文章) 六、玉器上的纹饰与文字 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玉器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就出现了玉器器皿，不过当时的原始先民并没有将其与普通石料区别对待，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玉石并存时代”。中国玉器文化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有八千年的历史。 在辽东半岛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遗址中考古发现发现的岫岩玉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玉器。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的遗物有打制、切割、琢磨痕迹的独山玉制品，当时已具有普遍采用独山玉料打制或磨制玉器的条件，已初步掌握了一套打制、切割、磨制玉器的方法。 距今7000—53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 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相传至黄帝时代，人们便视玉为神物，或以玉为媒介去沟通神灵，听取他的旨意，这一历史阶段就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上的红山文化时期。
距今5300—42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神的旨意被琢刻在玉器(琮、璧、璜)上，即留下了契刻的诸多符号。良渚玉琮是一种礼仪器，代表的是纯观念形态，而金沙村遗址中出土的玉琮数量不少，说明在长江的一头一尾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三星堆玉锥、金沙玉琮的“良渚风格”来源于东部。到了四川地区出土发现玉器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处于商文化时期。 从各地的玉器发展时间来看，费孝通总结说，率先崛起的是红山文化玉器，随后良渚文化脱颖而出，在长江中下游居于主导地位，其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成为新的琢玉中心，龙山文化玉器器璇玑为环状，外缘多出三齿形，开商周时期璇玑之先河。玉圭均为平首式，其上多有人面纹、兽面纹或鸟纹。 在此之后，黄河上游地区的陶寺文化(距今4450-3900年)、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100年)的玉器也相当抢眼。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磬、钺、瑗、环、梳以及用绿松石、蚌片镶嵌的头饰、项饰、臂饰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长80～90厘米。它和鼍鼓都是已发现的古代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头、玉鹰、玉虎头和玉蝉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华部分，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中国原始社会曾有一个被称为玉图腾的阶段，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先民曾经用带有某种含义的玉雕制品作为民族的标志。《拾遗记》卷一《少昊》记载，少昊(约公元前2598年—约公元前2525年)的母亲皇娥在少女的时候，白天乘木筏在苍茫的大海上漫游，有一天她到了西海之滨的穷桑之地，那里出产一种叫孤桑的大树，高达千寻，吃了此树果实会长生不老。在那里，她遇到了神童“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她与这位童子同乘木筏，嬉戏于海上，他们用桂树的树干作旗杆，将董茅草结于杆上作旗帜，用玉石雕刻成鸠鸟的形态，装饰在旗杆顶上，即“刻玉为鸠，置于表端”。后来皇娥生下了少昊，称号叫“穷桑氏”，也叫“凤鸟氏”。而且属少昊的各族有元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鸣鸠氏、鹘鸠氏，这是以玉鸟为图腾的最好体现。 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发现黄帝时期玉器上有“文字”的报道。但笔者注意到了三条相当于尧舜禹和夏代时期玉器上有文字的信息： 一是学者魏文成认为陶寺出土“玉面兽”的图符是文字。 “在陶寺出土的四枚玉器中，有一块标名为“玉面兽”者，何弩先生用括号注释了“蚩尤像”三字。不久，辽宁省阜新市佛寺镇的中学教师魏文成先生，发表了《陶寺出土文物尽显尧都帝尧真面目》一文，论证那块玉面兽为“帝凹”二字的框套形，以该“凹”字曾有“尧”的读音为由，“敢肯定”该玉头衔就是其墓主人为帝尧的标名牌。他认为帝凹者即帝尧。”(周文洁)
二是学者魏文成认为距今约4000年的良渚玉璧上的刻画符号是文字。 “公元2008秊12月13日，杭州市臨平玉架山遺址發現一件精心打磨得光滑如鏡的大玉璧，距今約4000秊，其直徑爲24.6cm、厚約1.5cm，屬透閃石陽起石系列軟玉，厚重，圓大，精美。在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仔細辨識後確認，該玉璧上有2處刻符，一處位於玉璧正面，正面雕有精細的“鳥立高臺“紋飾，其實是含有“鳳凰飛來儀圖文寓意畫”，(具體請參閱下文的對此圖解釋)表層刻紋淺到只有用顯微鏡纔能看清楚。另一處在玉璧內凹邊緣。上有：(小+山)(口+二) ，這樣的刻字。考古專家初步認爲：這倆個“字”是‘刻符’，筆者則肯定是字了。考古專家初步認爲：‘這很可能是史前文字符號，相當於後來出現的文字;也可能反映某種宗教信仰，或大型宗教活動場景。這對於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宗教刻符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筆者可以明確的告知讀者，這兩個字就是墓主人的姓名的刻字：‘ (小+山)(口+二)(音：少康)’。”(魏文成)
三是学者探古思幽在博文中先后发表了200多个夏代玉璧文字的释读。其玉璧上的文字多为纪念黄帝或是记述黄帝及夏代时期的历史事件。由于这些玉璧多为民间收藏，坑口来源不明，年代难以确定，它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夏代祭祀“不公”黄帝玉圭 它的左侧有三铭文：“呈祭品”。右侧两字：“不公”。 如此多的玉璧在民间发现，看来“夏人用玉非常普遍，他们将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玉来表达，包括他们曾用甲骨、龟粄来表达的夏篆。”(谢东凌) 问题是到底夏代有无文字，目前尚无答案。学术界还停留在对二里头刻画符号的研究上，但民间学者却深信不疑，一直在潜心研究。“马贺山先生根据家藏的甲骨文和象牙文与流传的《禹王碑》的文字相近，研究结果证明他的家藏品上的文字是夏篆，这个发现使得马贺山先生成为发现夏篆的第一人，其功绩比当年王懿荣尤胜，因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但他并不识之而马老却是即发现又研究。”(谢东凌)
七、学术之道应尊重权威但不可迷信 对中国的历史起源这个问题，《尚书》之记载始于唐、虞，《史记》之记载始于黄帝。但郭沫若认为这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 郭沫若在1929年9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云：“在商代都还只是在文字构造的途中，那末唐、虞时代绝对做不出《尧典》、《皋陶谟》、《禹贡》，在黄帝时代更绝对做不出《内经素问》以及已经消灭的一切道书。更在以前的甚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更不用说了。” 郭沫若先生之所以如此断论，是根据当时的考古物发现而言的。其依据有三：一是认为当时“中国的古物属于有史时期的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可以说还是金石并用的时期。”;二是当时他认为商代虽已有文字，但“还在形成的途中”(笔者注：这与当时人们对甲骨文的整体释读水平有关，1929年郭老还认为甲骨文书写杂乱，但到1954年其著作再版时，他就加了注释，认为甲骨文的构造还是很有规律可循的。文革期间他对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也有不同于他自己以往观点的新解，可见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深化的。);三是他认为商代的“农业尚未十分发达(笔者注：实际上商代前的农业并非不发达，郭老之后的诸多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算起至今也已有八十多年了，自清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有文字之甲骨至今，也已是百年的历史了。近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国的田野考古大面积展开，诸多的重大考古发现已经或正在揭示中国史前同源一体多元化文明发展的灿烂和辉煌，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和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已经使我们超越了八十年前郭沫若先生在研究中华文明史时所受到的那种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已得以唤起和彰显。于是乎才有了今天体制内外骤然兴起的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百家争鸣之大好局面。 客观的说八十年前郭沫若先生对待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囿于当时历史之局限，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严谨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动荡(特别是文革时期之后其不少学术观点已经过时甚至是错误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后人能否结合考古发现对远去的历史记载进行科学的解读，能否去伪存真、正确吸收并传承前人所留下的知识精华，能否在实践中不断去完善和发展它。倘若一味盲目崇拜、迷信权威，拘泥于传统的定势思维，恐不但难以与时俱进，而且也无从谈起能对历史和新的考古发现进行正确的解读。笔者认为倘若郭老能活到现在，相信他面对百年来数百项重大考古发现的客观现实，以其超常的才华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中华文明起源、文字起源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上，也一定会有他能为历史和社会所接受的学术观点。 八、殷商甲骨文并非汉字源头之说已是共识 关于黄帝时期仓颉造字这一中国文字起源的主流说法，在先秦文献的诸多记载中可谓是比比皆是，对此古人似乎并不怀疑。然而很有趣的是，在殷商甲骨文发现之后的近百年之中，对于中国文字起源于仓颉造字的这一主流之说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挑战。也许这正是一种历史的进程或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百家争鸣，各抒起见是允许的，经历这个过程也许会更容易让我们走近真实的远古。 长期以来，学界主流一直把仓颉造字当成神话传说，认为仓颉造字不可信，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郭沫若语}，仓颉是古人虚拟的一个英雄人物{裘锡圭语]，最流行的是仓颉造字是传说{李学勤语}，他们都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集体所创(笔者注：这种说法有形而上学之，若说语言特别是有声的语言(尽管其有地域性差异)，是劳动人民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创造的，我觉得这并没错;但文字的产生，就像原子弹的产生一样，靠有天赋的专家或能者来创造，仓颉就是一位杰出的创造文字的先驱者或说是领军人物。)，有学者提出古代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甲骨文之前的原始文字(笔者注：据媒体报道有关课题组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数以万计的刻画符号进行分析处理，但迄今无果。)。郭沫若先生在其晚年也提出过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是汉字源头之说，裘锡圭认为汉字产生在夏末商初之际，李学勤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24个刻划符号，可能就是文字。当然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认为持不同见解是允许的，百家争鸣有利于人们正确的解读和认识远去的历史。值得庆幸的是，通过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从中我们至少也可以得出这样一点共识，亦即“殷商甲骨文并非就是汉字之源头”。 九、坚信仓颉造字说和夏朝文字的民间研究不容忽视 在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和争鸣中，民间学者马贺山先生独辟蹊径，多年来通过对【夏禹书】、【禹王碑书】、【莱丘铭】以及民间所收藏之夏朝甲骨文、夏朝象牙文、夏朝玉版文等夏朝文字的系统研究和破译，不但力挺仓颉造字说，而且还明确提出了其关于“夏朝文字”的命题。他认为：文字就是仓颉一人一时所造，集体无法造字，劳动人民不具备造字的各种条件。汉字不起源陶片片上的刻划符号和图画，现代学者关于汉字起源的理论，是含糊不清的，说不明道不白的主观臆测，远离真相，不能成立。在所有的汉字起源的理论中，仓颉造字是唯一可信的理论，除此之外，别无它说。 总的来说，我赞成马先生之说，但并不排除仓颉在造字的过程中也许或多或少曾经吸收过在他之前的结绳记事、伏羲八卦、古代岩画、仰韶陶器纹饰甚至一些出现在局部地区不同刻划符号的有益或可取部分，但这些相关因素绝对不可能成为文字产生的直接源头。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发现不管是殷商甲骨文，金文、还是秦之后的书同之文，甚至是今天的汉文字，其核心的构字规律，都可以汉代的《说文》而概括之，而《说文》只不过是对汉文字基本规律的科学释读和破解而已，并非是创造之举(况且现代学者魏文成提出的反切拼音说和华强先生对甲骨文的比较研究说等，也揭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完全可与六书之说相互支撑，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新发现的汉字认读的内在规律);反过来这些也足以说明，当初的造字者仓颉在开始造字时就已经提出并初步规划了(按照现代的说法，是进行了顶层设计)这些基本的造字法则的核心框架，进而推而广之的。否则，汉文字产生、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与其在诞生时可使天下粟雨、神鬼乱号的魅力何以获得。 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是一项影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重大创造，他的出现是社会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正如蒸汽机的发明、计算机的发明和原子的发现影响着现代文明的进程一样，人们为之惊叹。对这些重大发明，如果非要形而上学的冠以“劳动人民创造”的标签，岂不令世人耻笑。至于文字诞生的时间，笔者认为很可能发生在炎黄大战之后黄帝结盟西泰山合符釜山实现天下氏族大联盟之后。 假如说，殷商的甲骨文没有在一百年前被意外发现，而是被深深的埋藏于地下，陶寺遗址的遍壶朱书并没有出土问世，那么，按照现在学术界的状况，恐怕一定就会有人说 “中国的文字起源于青铜时代的金文或是成熟于秦朝的书同文，其源头是刻划符号，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 对于夏朝是否有文字的问题，专业内或称体制内的学者其态度始终非常谨慎，他们注重“坑口”，也许这是遵循专业准则所必须的，对此笔者认为也应于理解。但问题是，几千年来的自然变迁，战祸动乱，“坑口”难求，文物盗窃和破坏现象极为严重，盗猎者往往会走在文物部门保护发掘者的前头，况且文物圈内仿造制伪者也甚多。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亦即如何确认流散在民间的大量与考古相关器物的真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流散在民间的大量与考古相关的器物中，也一定会有真品存在。当然这无疑会加大研究者认识历史的难度。 民间学者探古思幽老先生致力于对大量民间夏朝器物上文字符号的释读，迄今已经发表文章数百篇，公开发表了一百多个夏朝文字。且不说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是否认可，仅就其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和研究探索的毅力而言，也足以令人钦佩。当然，像马贺山、魏文成、探古思幽、谢东陵、华强等等这样的一批民间学者，还有很多。笔者相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能够全景回望远去历史的一天终会到来，所有探索者的努力恐不会白费。 十、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几个时间坐标 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近百年来诸多考古发现和历史进程中与文字产生有直接、间接之相关性或貌似具有相关性的信息，也许这有助于我们对“黄帝时期仓颉造字”这一古老命题的解读。 距今约5000年的大汶口C类陶器上的 “图画记事符号”，其结构原理与象形文字以形表意相同，即使不属于文字，也不能说它们与现存文字毫不相干，况且其化简图像的方式足以启发文字之初的构形，尽管学者对其作为文字的释读不同，但对在这个坐标系里分析文字的生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至晚产生于距今4200-4100年的丁公陶文，较殷墟甲骨文整整早了数百年左右。作为龙山时代一个方国的文字，且使用原始草体字，可见已有相当的成熟度。
丁公陶文摹本(摘自《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陶寺出土文物朱书遍壶(距今4000-4200年前)上用毛笔书写的两个可以识读的汉字，至少可以说明在夏朝之初或之前，人们已经在使用文字了，对这一点恐学术界已无质疑。那么，按照逻辑推理，我们说在这之后的夏朝有文字恐并非妄谈。 距今约4000年的石峁遗址壁画的发现，虽暂无文字发现，但也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毛笔类的工具绘画了。 距今约3600多年的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据有关统计约4500个,学术界已识读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尽管目前人们对甲骨文的识读能力有限，但视其为是一种区域性比较成熟和系统的官方文字的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虽然甲骨文时期是汉字应用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繁荣时期，但目前大多学者也并未把他视为中华文字的源头，因为诸多的考古发现不容人们做出此草率结论。 事实上，殷墟考古还曾发现一龟甲残片上(距今3000--3600年)有用毛笔书写的“祀”字，是用于刻制甲骨前的初稿(参见华强文稿)，这说明古人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历史自陶寺文化那个年代起就从未有过中断。 距今3000年亦即武王伐纣(前1046年)后，汉字进入青铜器钟鼎铭文时代，书写载体的改变引发了汉字字体的变化，这时期官方使用的钟鼎铭文字被称为金文，亦即籒文(大篆)，据王国维考证《史籒篇》收录汉字约3300个。 自东周开始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各列国与民间开始大量使用相对便利的毛笔在竹简和丝帛上书写汉字，字体开始出现不规则的简化，被称之为“古文”、“奇文”。而距今2600年的晋国《侯马盟书》就是用毛笔书写。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因统治需要而发生了汉字的大革命，“书同文”使得以往官方的籒文(大篆)和列国与民间的不规则“古文”与“奇文”走向了天下同文之路，规范的汉字字体被称为小篆。 公元105年蔡伦造纸术的的发明，提供了文字书写和保存的便利;公元121年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问世，该书收录汉字9353个，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汉字字源，可谓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继后、功不可没的集大成者。………. 看来，对于郭沫若先生之所谓“在商代都还只是在文字构造的途中，那末唐、虞时代绝对做不出《尧典》、《皋陶谟》、《禹贡》，在黄帝时代更绝对做不出《内经素问》以及已经消灭的一切道书。更在以前的甚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更不用说了”的学术推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了。未来，随着文明探源工程的进行，人们在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中(也可能是极为漫长的过程)，也许会得到对“黄帝时期仓颉造字”这一古老命题的解读答案。 参考文献;(参见文中标注) 2017.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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