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的大杂院不同于原四合院那种一家(或一个家族)一户的居住形式。大杂院内一般居住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民族的人们。实际上，自解放后不少四合院逐渐变成大杂院;特别是到了那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老北京更多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我原住在位于现在北京站口的一条胡同里（已于20年前拆迁），胡同里大杂院很多。我们院原是一进式四合院，解放后变成了大杂院，我们搬来后租住三间正北房。“文革”中，我院已住着8户人家。 俗话说：“锅碗难免不碰铲勺的”。一家人难免有争吵，大杂院的住户间出现各种矛盾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共同的风俗和人生中共有的大事儿，往往是化解邻里之间矛盾，促进和谐，消除隔阂的纽带。“婚宴”，便是最典型的有利契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刚刚有较大的改善,也由于当时的生活习俗等原因，人们的婚礼、婚宴还很少在饭店举办，而大杂院便经常成为举行婚礼和设宴的场所。老北京大杂院里的人们对结婚的大事儿都非常重视，谁家的儿子娶媳妇或聘闺女，不论生活条件如何，都要摆上几桌，招待亲友。届时，即便有矛盾的住户也会不计前嫌送礼致贺，以此便化解了矛盾，所以那时的“婚宴”也是解决邻里之间隔阂的有利契机。。 大杂院内的人们和现在楼房里的人家不一样，每天进出院内抬头不见低头见，逢遇谁家办喜事儿，都像自家办事儿一样。那时，大杂院住户多，院内非常拥挤，但到了有某户人家办喜事儿,大家便主动腾地方，把各家的自行车主动存放到邻院。办事时几乎全院各家的桌椅板凳都集中起来，把比较宽敞些的屋子腾出作为办事儿人家接待亲友的客厅，就连餐具也会从各家借来使用，开宴时，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红红火火，热闹非常。 1981年国庆节，我弟弟结婚时就举行了一场大杂院里的“婚宴”。我们院子里的8户人家在我弟弟举行婚礼的前几天，便帮我们张罗，其中有一家把自己的厨房腾出来供放婚宴物品。结婚当日，我家在院里和各屋共摆了十几桌。当时请的厨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刘师傅，他是老北京城里一位有名的厨师，那时已70多岁了，看过斯琴高娃、张丰毅主演的电影《骆驼祥子》的人们可能记得，在给刘四爷做寿的一场戏中，有个老师傅切菜的镜头，那位老师傅便是他。刘师傅来我家时挑着两个木箱子，里面装着做饭用的锅和碗、盘、勺等餐具。结婚前一天，刘师傅带着两个徒弟来做准备工作，砌炉灶、备菜等，老北京人管这叫“落定”。一位年轻的师傅砌灶非常麻利，不一会便在院中砌成两座炉灶。备菜的师傅也非常利索，很快主要的菜料全备妥了。婚礼当天，刘师傅大显身手，每桌凉热十几个菜，整个“婚宴”热热闹闹，圆圆满满，办得非常体面。由于菜做得好，量又大，大家吃得非常满意，个个对刘师傅的技艺赞不绝口。说到这里，我要说还是我父亲有远见。由于他深知刘师傅的厨技，也想到刘师傅这样讲义气的朋友肯定会在婚宴上亮出“绝技”，所以我父亲让我们买的菜料都比刘师傅规定的量翻倍。事实证明，实际情况正如父亲所料，每桌上的菜很快便被客人“一扫而光”，于是每种菜又加同样量，也就是说“如果有100个人吃饭，实际上了200人的量”。因为，大家吃好喝好，婚宴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什么都重要！事后，刘师傅对我父亲说：“兄弟，你肯定知道我拿出‘看家本事’，你备的菜都超量了吧？好，真是知心朋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大杂院内的住户已拆迁搬进高楼，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工作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婚礼习俗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什么洋式的婚礼、新式的婚礼等各式各样。但不管是什么形式，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即婚宴都摆在了大饭店。大杂院内办“婚宴”基本已成为历史，成为人们的美好回忆。 （转自新浪博客：老骥伏枥） 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