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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几篇，有点着急，就发了一个短信过去：希望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撰写，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最好少说话，更不能如此大篇幅地陈述。 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面对一位无名小辈的“直言” ，却如此虚心接纳，并记录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感喟至今。 在电话里，我们又谈了话剧版的《白鹿原》 ，陈忠实为话剧删去了很多内容感到惋惜。又说到最近改编的电影《白鹿原》 ，他言语之间很失望。  宣纸本《白鹿原》书影今日，兰州大雪，下午，太阳出来了，雪水开始融化，站在窗前，看雪水在楼外滴滴答答地掉着，忽然有一种回到老家、回到童年的虚幻。楼外，有人敲门，邮局送来陈忠实老师赠送我的宣纸本《白鹿原》 ，特快专递，捧在手里，欢喜至极。 记得第一次见陈忠实，还是2003年。8月，我去重庆参加西部文学论坛。会议结束的时候，正好“中国著名作家三峡行”团队莅临，我们会议上的很多人都是其中的代表。机缘凑巧，我也一起“咸与维新”了。当时三峡行的团长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一路上多蒙他关照。这对于初次相见的我来说，真有点受宠若惊。我还去他的房间拜访，他笑着说，陕甘一家嘛。我当时就喜欢上了满脸黄土沟壑的他。 重庆本就是火炉，三峡水库又蓄水，温度更是高得不能忍受。最好的时间就是晚饭后甲板上的闲聊了。到那时候，陈忠实身边就围了一大圈的人，我一般不爱凑热闹，等到人散了，陈忠实一人，或三两人在的时候，我也会凑过去，闲谈一会。他极其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和那种顾盼自雄的优越感。记得我当时还问他：“准备写下一部长篇吗？ ”他笑着说：“不写了， 《白鹿原》写完了，似乎没有写的了。 ” 船过神女峰的时候，大家都在甲板照相，我看到另一边是陈忠实老师，很多美女、粉丝围绕着他，闪关灯在频繁地闪着，也就没有过去。结果他招呼我，让我过去，和我合影。看来，陕甘一家，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团队到武汉就结束了，临行的时候，陈忠实还主动给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让无名的我很是感动。而且一路下来，我发现陈忠实很会“说话” 。一般来说，作家都比较有个性，放浪形骸，我行我素，但他却不是，在所有的场合他讲话都很得体，不卑不亢，温文尔雅。面对地方领导接待，说话依然那么平实、憨厚，虽然是应酬，却让人感觉是发自内心，诚恳，低调，自尊。 后来我为了撰写《田小娥论》专门去了一趟西安，收集资料，并打的到白鹿原上呆了一个上午。但没有去找陈忠实。我的原则是，评论发表之前，不愿与作家见面，怕话不好说。文章写成后，我寄给了《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稿子里是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的，李国平又把稿子给了陈忠实。他看后，同意发表，说写得不错。后来他在给我的电话里说：“你对田小娥的分析，我是同意的。有些学者认为我在小说里肯定了家族制，我怎么会肯定家族制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声音提高了，似乎有一点气愤，但很快就缓和了。话题转到朱夫子，我觉得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很成功，但可以看出他的努力。我就问他：您读过新儒家的书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塑造朱夫子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感觉，那种来自农村大地的直觉。所以，在理论层面说，是有一些先天不足。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最后，他告诉我，他写作《白鹿原》 ，主要读了《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一书。但他手中已经没有这本书了。 后来，我们的联系主要是短信。但一般我不敢发，因为陈忠实不会发短信，只要我发去短信，他就立即打来电话。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当然很高兴，但总觉得太唐突了，浪费他许多时间。后来，看到《小说评论》连载他的《寻找自己的句子—— 〈白鹿原〉创作手记》 ，我看了几篇，有点着急，就发了一个短信过去：希望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撰写，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最好少说话，更不能如此大篇幅地陈述。 《白鹿原》是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最少50年内依然是人们的话题。作者说多了，堵塞了小说可阐释的空间，影响了作品的生命。这无疑是一次自杀。发出去了，忽然感觉有点莽撞，心里有点忐忑。陈忠实很快打电话过来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文章已经写完，他尽量不谈作品。还说到有出版社约请他写自传，他一直没有写。我说这个倒可以写写。他说，很多话不能说，还不如不写。 后来发表的创作手记最后一章，有一段文字就是因我而发。但他隐去了我的名字。他说，“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小说评论》连载的两年时间里，我也听到了不少好话，无疑给我增添了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和劲头，恕不列举，以免自吹之嫌。倒是一位年轻批评家的话值得记取，他给我的手机发来短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立即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写作，作家说了评论家就没法儿说了。这个简短的短信，直捣我最软弱的神经，证实了我的担心和忌讳，就是作家被认为不必解释自己的作品，前述我曾在和魏心宏约定之后矛盾迟疑了整整两年不能动笔。我的忌讳，现在被这位‘忍无可忍’的年轻评论家的直言证实了。我自然相信他无恶意，因为我和他原本完全一致，只是我后来在‘亏欠’心理的不自在情况下，改变主意写起这组写作手记来。现在，事已至此，小册子预定要写的内容也只剩下最后一少部分，只能继续写下去，算是了结了一件小小的工程。 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面对一位无名小辈的“直言” ，却如此虚心接纳，并记录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感喟至今。他在电话里还说，有些评论家在电话中还希望他写得更详细一些，并列了一些问题。他拒绝了。我觉得他做得很对。其实，面对一个已经出版的作品，作家和读者一样，都没有什么特权。更何况这个作品已经面世16年，接近成人了。就如父母亲生下儿女，并不见得就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儿女，尤其随着儿女的长大成人。这个规律对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更适用。因为真正的作品是有自己的生命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是鬼神附体，不由自主，甚至是一种迷狂的状态。当作品完成了，他那个状态也再也不会回来了。一个作家一生能有这么一次，就已经非常幸福了，真正的大师级的作家，往往可以有两三次。但大多数作家，一生连一次都不会有，他们的“作品”其实都是“技术产品” ，并没有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生产”的只是“产品” 。对他们来说，写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情感”投入。 2009年秋天，西安召开第三届海外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议第二天，陈忠实宴请《沧浪之水》的作者阎真，我叨陪末座，十多人济济一堂，谈得很尽兴。陈忠实的和蔼、平易，又一次当面亲身体会，颇为感动。宴席散后，他赠送我和阎真自己的新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时，阎真的小说《因为女人》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不尊重女性，他觉得对自己是一个误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的《因为女人》里，他专门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后记，澄清这个问题。听了我的观点，他也同意，说要从后记里删掉那些辩护文字。我一直认为作品一旦问世，作家不是不可以说话，但不到关键时刻，最好沉默，尤其不能提供“标准答案” 。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都有了标准答案，那谁还会去阅读作品？作家提供的标准答案，会窒息作品的生命。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需要不断地阐释，不断地误读的。 今年春节，陈忠实打电话来问我的详细地址，说要赠送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白鹿原》 ，我非常高兴，又怕丢失，就冒昧地说，那您一定要挂号哦。他笑着说，当然。在电话里，我们又谈了话剧版的《白鹿原》 ，陈忠实为话剧删去了很多内容感到惋惜。又说到最近改编的电影《白鹿原》 ，他言语之间很失望。我说，其实名著的改编电影、电视剧、话剧、秦腔等等都是一种二度创作，也是一种宣传，真正的杰作是很难改编的，也是可以永久改编的。他在那头憨厚地笑着，然后说，有空到西安来，我请你吃羊肉泡馍。“泡馍”两个字，中间稍微有点停顿，而且发音较重。 摩挲着三册宣纸本《白鹿原》 ，线装，红色的封皮套盒，竖体排版，装帧典雅，古色古香，一种幸福的晕眩感隐隐浮现。我曾说，有一部《白鹿原》 ，对一个作家来说，足够了。这确是一部可以当枕头的书。而家里珍藏一部宣纸本《白鹿原》 ，鬼神都不敢来了。古人不是说了吗，家有诗书宜子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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