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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阅读的部分是林语堂《苏东坡传》中的“走向老练的东坡居士”这一部分。 上篇我们讲到苏东坡因诗获罪，被贬黄州，也算是死里逃生。而这些不幸也使苏东坡开始走向成熟和老练。
在这之后，无论是诗词文章还是人格精神，苏东坡都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一处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
黄州的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的武昌太守也经常送酒食给他。按道理这些人本来是苏东坡的上司，自是不必如此做的，可见虽然苏东坡被贬，但还是颇受当时人的尊敬。
经历了一些人生浮沉后，苏东坡开始深思起人生的意义来了。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分析自己的个性，考虑如何才能让心情得到真正的安宁。
苏东坡选择了宗教。在《安国寺记》中，他写道：“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然而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儒士，佛教要求他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但儒家思想又教导他必须有现实的理想，要有救世济国的抱负。这两种对立的思想都对苏东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他在失势时不会过度悲观，得势时又能兼济天下。
家眷到达黄州后，苏东坡的生活慢慢安定了下来，但是全家人的生计问题也马上摆在了他的面前。
元丰三年，苏东坡开始务农，他在东坡开了一块田地，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也曾经想过弃官为农，没想到竟在这种情况下成了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成了一名真正耕作的农夫。
他在给友人孔平仲的诗中写道：
对草盖雪堂，指的就是茅亭和雪堂。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谈诗论画。
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尽管苏东坡此时生活拮据，但他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救儿会，每年捐钱来帮助那些穷苦的儿童，其爱民之心可见一斑。
黄州也许是瞅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和美酒的倾心迷恋——这所有的一切便足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并且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平淡生活带给他的快乐。
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
有一次夜游，他甚至把太守都给吓坏了。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
第二天人们谣传，苏东坡到江边上写了这首告别词，然后顺流而下逃走了。太守听到后慌忙而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卧床未起，鼾声如雷。
类似这样的谣言还不止一次。次年人们甚至谣传在散文大家曾巩去世的那一天，苏东坡也去世了。结果亲戚朋友伤心不已。范镇派人去黄州打听，才知传闻失实，起因是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苏东坡给范镇的回信里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苏东坡这种洒脱自由的生活以及精神上的变化表现在了他的写作上。他之前作品中那些苛酷的讽刺，尖锐的笔锋，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读来感觉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这一时期，苏东坡创作了许多作品，最著名的无疑是《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这些作品中无一不体现了苏东坡的超然物外和深邃思考。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总是将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
如在《前赤壁赋》中，他写道：
在这一时期，苏东坡也开始钻研起佛道，这也使得他之后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
甚至，苏东坡还开始练起了瑜伽术，他的房间里也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这些也都反映了苏东坡思想上的转变。
元丰七年三月初，皇帝把苏东坡从黄州调往汝州，这使本来安定下来的他又不得不开始奔波。
在接下来的一年零八个月里，命运的安排总是这样让他身不由己。
一开始苏东坡躲避着这个任命，可后来一想，这道新任命也算是皇帝的一份好意，他决定遵奉圣命，放弃早在黄州就安顿好的生活，再一次开始他的“迁徙”之旅。
他先是前往庐山游玩了几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的这一首诗成了写庐山最好的诗。
随后苏东坡顺流而下到九江，再前往南京。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累，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东坡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在南京时，苏东坡拜访了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早已是个年迈的老者，两人谈起国事来也常前言不搭后语。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是当年推动变法的那个“王安石”，他常常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他有时想起当年背弃他的老友，便突然拿起笔来，面色凝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晚年的王安石内心凄苦抑郁，后因惊吓去世，让人唏嘘不已。
虽然王安石变法一度让朝廷变得乌烟瘴气，百姓也因此受罪，但也不是毫无功绩可言。另外王安石诗文方面的成就，也使得他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 
几经周转，苏东坡得以在太湖旁暂时定居。不久之后，他又被调往登州，可到达登州的第五天，他却又要应召入宫。
苏东坡迁徙了多日，足迹从长江中游，到山东沿海，最后不巧又回到了陌生而熟悉的京城，那个梦开始的地方。
此时的皇帝哲宗才九岁，由其祖母摄政。 幸运的是，苏东坡总是能够得到历朝皇后的庇护。当初受审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如今得以拔擢是受了英宗的皇后支持，更别提后来如果不是神宗的皇后，他就客死蛮荒了。 于是，转眼间苏东坡急剧得势，他在八个月内擢升了三次，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不免引起了不少人的妒忌和敌意，果然，第一个政治斗争就围绕着他展开了。在第二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但是因为皇太后是支持苏东坡的，她不仅把这些奏章束之高阁，而且不断下令禁止弹劾。 而苏东坡也在这段“得势”的时间里尽他所能地不断上书，推行新的政策，两年之内苏东坡以其正直的本色和直言无畏的言论提出了诸多问题，但也得罪了一批人。这些人确信只有除掉苏东坡才有翻身之日。 同时，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是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 两年之内，四面树敌的苏东坡遭到四次毁谤，而他本人也不愿继续在这样一个肮脏的是非之地继续待下去，于是他主动地不断请求摆脱官位。 终于，在元祐四年三月，朝廷允许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杭州太守。在外地任官的这段日子里，无论是修建工程、还是赈灾济民，苏东坡总是尽最大的力量去帮助百姓解决困难。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在外省为官是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苏东坡便是其一。 从王安石变法后被贬黄州，到如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东坡可能还是更适合做地方官。 他太过于心系百姓和坦率直言，他无法在朝廷里的朋党之争中生存，因为他不懂政治斗争，更不会和他人争权夺利。 十多年的时间，苏东坡从一个“毛头小子”走向了成熟和老练。那些他所遭遇的不幸和苦难铸就了他更加坚强和坦然自若的人格。 即使现实如何残酷，人性如何变化，他始终都没有改变过他的那颗赤子之心，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把老百姓挂在心上，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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