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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 顾祖禹传如下： 顾祖禹，字复初。柔谦精于史学，尝谓：“明一统志於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譌袭谬，皆为驳正。详於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乱罢。后终于家。 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编写《读史方舆纪要》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尽于此书。他身遭亡国之痛，但却始终坚持志节，不求名于时，不求禄于世，长期生活在“贫贱忧戚”的环境里，寄心事于著述，实在难能可贵。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保存故国文献，以便在将来反清复明的大业中作出贡献。他的挚友江西宁都魏禧很了解他，认为他“深思远识，有在于言语文字之外”。他在开始编写《纪要》时，曾有“含饥草传秋窗永，隐隐空山有哭声”，“江底可怜沉铁锁，掌中犹喜抚金瓯”的诗句，可见他是以无限沉痛的心情来编写此书的。《纪要》是一部记叙地理沿革、战争形势的历史地理专著，它不仅是历史地理研究者必读之书，也是历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因其编写体例便于翻检，也可以作为一部历史地理方面的工具书使用。全书一百三十卷，附录《舆图要览》四卷，共二百八十余万字。它按照明末行政区划分区叙述历史地理沿革，详记史实，大体可以分作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代州域形势》九卷，按历史顺序编排，记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朝之方国、州、郡、府、县等政治区划和沿革，使“学者一展玩而州域之分合，形势之重轻，了然于中，然后可以条分缕析，随处贯通”。 第二部分，南北直隶十三省，分省纪要一百一十四卷，记直隶、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内的州、县、山、川、关、卫的位置和原委。每省卷首都冠以概论形势的总序一篇，论其在历史上最重要之点，务使全省形势了然。各卷论述，均自撰纲目，自作注释。每府亦仿此例，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记辖境内主要山川、关隘、桥、驿及城镇等。例如所记直隶密云县（今属北京市），不仅列有主要山川如密云山、白檀山、雾灵山、九尾岭、白河、潮河、要水等，还记有历史上存在过的白檀、要阳、厗奚、安市、燕乐、行唐等废县，渔阳城以及要地古北口、石塘岭关、白马关、曹家寨、墙子岭关、峨嵋山寨、石匠营、李家庄、保安镇、金沟馆等十余处。又在每一地名下自作小注，如“行唐废县”之小注云：“在县东，本定州属县。辽志，太祖阿保机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为行唐县。金废。”又如“渔阳城”注云：“孔颖达云，在县南十八里，秦郡治此。二世发闾左戍渔阳，即此城也。”（卷十一，中华书局本，一册５１１——５１７页） 第三部分，《川渎》六卷，采录历代地理书中对于山川、江河的记载，“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 第四部分，天文《分野》一卷，列历代史志有关各地星宿分野之说。 附录《舆图要览》四卷，则自京师各省、边疆漕运以至海洋等，都有图表，“以显书之脉络”。 《纪要》对历代都邑形势、山川险要、战守事迹、河渠水利等等，皆能上下古今，详加论述，既便考证，又便使用。其编著体裁，也颇为新颖，如历代州域篇，则以朝代为经，而以地理为纬；京省形势篇，则以地理为经，而以朝代为纬，经纬互持，纵横交用。 《纪要》最大特点，是具有极为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思想贯穿始终。他象父亲柔谦一样，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的险要，不会汲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所以此书对于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叙述最详，而于景物游览之胜，则多从略，以便为未来的反清复明的大业作出贡献。正因为这样，所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它列入兵家；梁启超也认为此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１９４３年重庆重排初版３１８页）。 《纪要》的另一特点，是它不仅包括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也还包括自然地理（如河渠的变化）和经济地理（如食货、屯田、马政的变化）。他对历代经济进行过研究，也写过论文，但可惜皆散失了，好在“其大略仅错见于篇中”（《纪要．凡例》）。他虽然没有专列经济地理变化一项，但他仍为我们研究经济地理，如交通的变迁，城市的兴衰，漕运的增减以及经济中心的转移等提供了许多资料。书中对于各省区农业生产特点的扼要概述，使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地区历史上农业发展的概况，例如他谈到四川省时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卷六十六，四川一，中华本，三册２８５３页）至于河流的改道，湖泊的变迁，都直接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各个方面，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书中对此不仅在各省区都有分论，还特别专列篇章，对几条重要的江河，穷源竟委地加以叙述。例如他在书中用了两卷篇幅（《川读》卷一二五、一二六），对黄河的。发源、流经、变迁、河患等详加叙述。他对明代统治者一贯消极治河、积极保运，只求南粮北运，而不顾黄河下游两岸人民死活的错误作法，给予无情的斥责。 《纪要》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由于作者治学谨严，考证精详，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重大错误。例如，汉代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是模拟昆明国的洱海（在今云南大理）的形状开凿的，但自从晋代臣瓒在《汉书音义》中误把今昆明市的滇池当作洱海以来，迷惑学者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顾祖禹在《纪要》里才把这一错误纠正过来，把汉代长安的昆明池和昆明国的关系弄清楚（卷一百十三，西洱河，中华本，六册４５９０页）。 可见《纪要》确是一部取材丰富、考订精详、结构严整的历史地理著作，它不论在那一方面都超过了诸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前人的历史地理著作。而后来用官府之力，集众手而成的《大清一统志》修成后，《纪要》不但不废，而且仍为学者所重视，也是证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纪要》在史实和地理位置方面也有一些错误，前人和近人时有发现，书中之笔误以及传写和刻印过程中出现的错别字亦复不少。但瑕不掩瑜，跟它的贡献比起来又微不足道了。 《纪要》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在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顾祖禹三十六岁时，由无锡华家刻印，仅五卷。全书在祖禹死后一百一十九年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才由四川龙万育之敷文阁刻印出版。此后有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之活字本、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之石印本、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上海铅印本，以及同年新化邹代过之三味书室刻本等版本。１９３７年商务印书馆之“万有文库”本，系据龙本排印。１９５５年，中华书局又据商务之原纸型重印，分订六巨册，颇便翻阅。中华书局于重印前曾取邹本与之对勘，发现“两本颇有异同，末四卷图说，出入尤大，而考诸有关载籍及文义，大抵以邹本为精审”。中华书局重印本，“除于万有文库本排校上之显然错误酌予改正外，其余仍照原本。所有原本与邹本异同出入”，又“择要列举”了长达十六页的二本异同表，附于全书之末，以供参考（《读史方舆纪要校记》，中华本，六册５７０９页）。 《纪要》地名，按省、府、州、县之顺序排列，读者查找明代县级以上地名，虽也便于翻检；但由于它收录地名在三万条以上，而又卷帙浩繁，读者如欲查找古代地名，则又颇感困难。日人青山定男有鉴于此，于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２年间编辑《读史方舆纪要索·支那历代地名要览》一书（１９３３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方研究所出版），于每一地名下，注明原书卷数及所隶省县，并参考当时出版之五种史地杂志，注明当时之方位所在。名为索，实兼地名辞典性质，颇为有用。但此索之缺点是：只收州域形势及各直省之地名，未收《川渎》、《舆图》中地名；往往有误一地为二地者（如福建崇安县与江西铅山县接界，中间有一分水关，而索却误为二地）；《纪要》原本有错误者，索亦未能予以改正（如福建南平市，于元代为南剑路，《纪要》误作南建路，索亦误作南建路），则颇为可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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