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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略述一二，以求对吴大澄其人，有些更加全面的了解。 奋勇请缨，贸然上阵 吴大澄（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客心）斋，翁同龢之同乡，江苏吴县人。 吴大澄一生做了许多事业，却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唯独中日甲午战争与吴氏一生荣辱关系至大。 甲午战端甫开，军机大臣翁同龢以和战大事“密以询大澄，大澄前虽持节管东边兵，然实浅于尝敌，未经战阵，徒以严部勒、勤训练，号解驭兵。及抚湘，又习湘军诸将李光久、魏光焘、余虎恩辈，信湘军尤可用；遂自请督赴前敌。”据此可见，吴大澄之主战与翁之关系相当密切。 随着前线淮军一败涂地，日军由朝鲜过鸭绿江，风扫残云，连下数城，安东、凤凰城、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等战略要地，尽归日军占领。于是，清廷开始启用湘系军队。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光绪皇帝颁旨，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旋又以吴大澄和宋庆帮办军务，率兵援辽作战。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初二日（1895年1月27日），吴大澄率新老湘军出关，抵达田庄台。 吴大澄奉命之后，曾向朝廷上书表示： 伏念臣久膺疆寄，军旅未谙，祗以倭兵犯顺，藐我中原，志切同仇，卧薪尝胆。前奉恩命稽查北洋海防事宜，扼守榆关，几及四月，日督各营，勤加操演。添调湘鄂各军，归臣节制调遣者，已有五十余营。兹蒙特简，襄赞戎机，任重责艰，倍涂兢惕。现值倭夷猖獗，奉防契紧之时，臣惟有以恩信固结士心，以赏罚申明军律，先率二十余营，遵旨拨队出关，会合各军，相机进剿。应行续调各营，当与刘坤一、宋庆遇事和衷妥筹办理，总期一鼓作气，次第廓清，力遏凶锋，庶不负皇太后、皇上委任之恩。[4] 吴大澄此折前面说自己“军旅未谙”，后面却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充满信心，声称要“一鼓作气，次第廓清，力遏凶锋”。 但是，当吴大澄出关来到前线后，面临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由于清军缺乏训练，调度不灵，人心混乱，情形相当危急。起初，吴大澄企图调集兵力，反攻日军所占之海城，而日军却声东击西地出兵攻击疏於防守之牛庄。吴大澄部署大乱，溃不成军，仓惶率部退往锦州。于是，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陷。六日之内，连失三重镇，吴大澄刚刚出征，即吃败仗。他羞愧自责，自叹“自不能军”，并且“自请严议。” 光绪皇帝斟酌兵部所上的“遵议大员处分折”，颁谕称： 吴大澄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於调度，初次接仗，辙即败退。本应照部议降三级调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迨奉命出关，立即启行，尚属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将士尚能力战，情亦可原，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以示朝廷权衡赏罚，一秉大公至意。[5]…… 这条上谕，按照情理而言，对吴大澄的处分是太轻了。但是，上谕所称吴大澄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的确是说在点子上了。这话应该是出自翁同龢之口，因为他是最了解吴大澄的内心世界的。 当时全国的总督、巡抚几十个，没有一个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敢于奋勇请缨，带兵向前，唯独吴大澄一个人，敢出来冒这个风险。而且，与吴大澄形成显明对照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刘氏位高势重，开始受命后，屡以病辞，迟不应命；到达京津之后，又再三推诿，迟不出关。这和吴大澄的“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简直有天壤之别。没有一点勇往直前的精神，吴大澄何能如此？ 可惜，吴大澄作为酷好金石骨董的旧式学者，根本没有受过近代军事训练，让他来指挥数万军队作战，简直如同儿戏。因此，委任吴大澄为前敌统帅之时，就已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败局已定。因为象吴大澄这样的书生带兵，有勇无谋，且不懂兵法，是根本不能与久经训练，而且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相对阵的。 言大而夸，不知深浅 吴大澄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895年3月17日）被撤去帮办军务，来京听候部议，所部各营交魏光焘统带。他本来打算“进京陛见，恭请圣安，藉伸感愧之忱，俾遂瞻依之愿。”不料三月初三日（1895年3月28日）又接到清廷所颁谕称：“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来京。” 此次谕旨，只是说让吴氏仍回湖南，继续当他的巡抚，并未给予处分。说明光绪帝与翁同龢等朝廷中的主战派，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吴大澄奉旨后，赶忙上书谢恩。略谓： 伏念臣一介书生，未经战阵，徒以倭寇猖狂，迫於忠愤，不自量力，愿效驰驱。枪械尚未到齐，训练亦无成效，冀分宵旰之忧勤，罔计军情之利钝，谋之不善，咎实难辞。圣训谆谆，恩旨尚嘉其勇往；私衷惴惴，臣心实昧於机宜。在朝廷，曲予矜全，仍畀以封圻之重任，而夙夜弥深惕厉，更当图报称於将来。一息尚存，敢望补过尽忠之义，四夷未靖，犹切卧薪尝胆之忱。[6] 与此同时，吴氏还把战前奏调，随同自己一同上阵的所谓“随身高参”，予以遣散安排。吴氏之奏片称：臣先后奉到谕旨，饬将翰林院编修曾广钧、陈嘉言，刑部主事杨登甲，发交臣军差遣委用，除曾广钧一员统带三营，须俟交代营务，再令回京外，其余各员均令回原衙门当差。[7]统帅不知兵，而他身边的参谋，又大都来自京城的翰林院，这就是吴大澄和他战时的作战中枢。 后来，由于不断有人弹劾，清廷对吴大澄的处分，亦随之更趋严厉。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1895年7月31日）清廷颁谕称：“湖南巡抚吴大澄，著开缺来京，另候简用。钦此。”吴氏接旨后则称：“臣自揣年力未衰，岂敢稍耽安逸，时艰共济，尤当勉效驰驱。” 可是，到了九月初三日（10月20日）清廷又再改变主意，将吴大澄彻底革职，并且告诉他，在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到任后，他“即行回籍，毋庸来京候简。”即使如此，吴大澄也没有怨言。他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表白： 伏念抚湘三载，事事以国计民生为重，培植寒俊，抚恤穷黎，搜缉匪徒，严惩蠹役，无非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之德意，尽其力之所能尽，为其职之所当为，无日不与丞（人卒）牧令共图治理，每以手书互相(曰助）勉。幸各属士民，具有天良，谨守纯朴之风，当无愁怨之色。遇有会匪盗贼，随时照章，就地严办，消弥隐患。即上控、京控各案，督率臬司，细心研鞫，遇事持平，既不敢纵匪以殃民，亦不敢违道以干誉，区区图报之忱，时以溺职辜恩为惧。 自本年四月回任以来，颤兢惕厉，惟日孜孜，不务空言，力求实际，知在圣明洞鉴之中。兹奉恩纶，放归故里，俾得退思补过，勉盖前愆，是朝廷之格外生成，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备驰驱之任，身在江湖，仍不能无感恩恋阙之思。[8] 吴氏上书中已坦然承认，自前线回任以后“不务空言，力求实行”，说明他在此以前确实存在着“言大而夸”的毛病。而他所谓“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备驰驱之任”，说明他仍然没有了断当官的念头。吴氏虽为学者，却又官瘾十足，他在被罢官之后，似乎还幻想有朝一日再被重新启用。 其实，他当初在前线，大权在握，统帅数万大军之时，已有言官向朝廷建言，指出吴大澄有许多弱点： 譬如，御史安维峻有“抚臣未经战事，将领不受约束，请旨申戒”一折。奏称，山海关内外，驻扎各军，归吴大澄统带者共四十二营，均受该抚节制，事权不为不专。该抚未经接战，专主洋操，湘军皆不恃此；闻该抚安营下寨，并不挑挖地营、地沟，以为避炮之计。魏光焘、陈（氵是）位在藩臬，有素不相下之势，恐难指挥如意等语。 清廷对安维峻的上书，当时并未予以高度重视，只是颁布上谕指出：吴大澄任事颇能勇往，所统湘军，数亦不少。第恐诸将意见各殊，临敌进止不能同心，或竟互相观望，必至贻误战机，[9]要吴小心从事。 又如给事中余联沅奏：“吴大澄未经战阵，以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请加训诫等语。” 对此，清廷亦是轻描淡写，只是宣称：“吴大澄驻守榆关，责任至重，该抚陈奏之词，颇觉勇往，惟后乃必须相顾，当凛慎战之义，与各将领和衷商榷，固结军心，熟筹战守之策，勿为纸上空言，有负委任。”[10] 吴大澄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4年12月23日）所上之折称： “臣思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将骄卒惰，尤为兵家所忌。臣与诸将领遇事筹商，虚衷采纳，不敢稍存意见。师克在和，古今不易之理。带兵大员系勇往任事之人，各取所长，亦不能求全责备。而调和诸将，联络各军，乃臣之专责。魏光焘稳练精神，韬略素裕，与臣二十年旧交，足资臂助；余伟恩为刘锦堂部下知名之将，刘树元为彭玉麟军中倚重之人，皆与臣共事两年，深知其忠勇可用。”[11]并表示俟各军陆续到齐后，“勤加训练，以成劲旅”，“合千万人为一心，庶足以破狡谋而寒敌胆。” 吴大澄上述奏折，满纸是大话、空话。他信誓旦旦地向皇帝表示，他所统帅的清军，只要稍加训练，便可以“合千万人为一心，庶足以破狡谋而寒敌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简直要把牛皮吹破了。他对日本侵略军的实力，几乎是一无所知，然而，却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盲目乐观。曾几何时，这位奋勇请缨，充满信心的将军，便败下阵来。他的失败，使主战派处境相当被动。因为把数万新老湘军调上前线，乃是开战以来，清廷所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也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等主战派所采取的最后一次尝试。这次失败，使得清廷已经没有力量再组织有效的军事反攻了。翁同龢亦迫於压力，不得不建议皇上将这位同乡革职，以平息人怨了。 忍痛割爱用心良苦 吴大澄打了败仗之后，又回到长沙的湖南巡抚衙门。此时，他内心非常痛苦，深知闯了大祸，难以挽救。尤其是当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这更使吴大澄焦灼万分，寝馈难安。 他觉得自己作为前敌将帅，应该为战争的失败而承担一份责任。作为一个金石骨董的爱好者与收藏者，吴大澄此时在朝思暮想，苦苦思索之后，忽然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主意：即忍痛割爱，把自己的珍贵收藏，送给日本政府，以图减轻清政府的负担。于是，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电报。该电文至今仍保存在张之洞的未刊档案中，其文略谓： 吴抚台来电：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澄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澄藉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 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澄。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2] 上文中提到的武扬，应指（木戛）本武扬（1836－1908），曾为日本幕府末期幕臣，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光绪八年至十一年间，两度出任驻华公使。武扬与吴大澄相见，并见其古物当在公使任内。 吴大澄上述电报发出十天后，尚没有收到张之洞之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之洞。 张之洞认为，吴大澄的行为将会被“世人所讥，倭人所笑”，并劝他不要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张之洞的冷漠，无疑给吴大澄浇了一瓢冷水。 由此观之，张之洞似乎比吴大澄要老练“定静”得多。他虽然也是主战，却不贸然请缨。他对李鸿章的主和政策也满腹牢骚，却只是局限於上疏直陈己见。张之洞深知，即使由他来指挥这场战争，其结果也不会比吴大澄有什麽两样，故而，不敢象吴大澄那样轻易统兵出阵。吴大澄后来的不幸遭遇，都可以说是由於他贸然请缨，奋勇出战所造成的。否则，他还不是象其他督抚一样，过安稳太平的日子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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