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笔记（3）：宋真宗

 1、初，乾德五年，五星从镇星聚奎。明年正月，后梦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假若另一位皇子承继大统，那么出现于真宗身上所谓“天命”的迹象自然会转移到“真命天子”身上，那么真宗的降生也就很平淡无奇了。所以说决定“天命”的终究是人。上造神迹，下迷信之，上下一心，人皆可成神。造神运动，古今亦然。

2、（至道三年九月）戊寅，以孔子四十五世孙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真宗此举，是在表明一种态度，一种转向。太祖太宗南征北战，“打天下”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自真宗始，所要做的只是“坐天下”。虽然太祖太宗已然有意将国是转向重文，并付诸行为，但“打天下”尚未完成，故不得不有所保留。而真宗此刻要做的就是明确这一态度。

3、召学官崔颐正讲《书》，因命宰臣选明经术者以闻。《尚书》

4、（咸平元年春正月）辛巳，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

5、（九月）壬申，赐终南隐士种放粟帛缗钱。一般而言，乱世多隐士，为何宋初盛世仍有如此众多的人甘作隐士？这群隐士抱有怎样的文化心态？这一心态是如何形成的？在宋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影响如何？

6、比周：结党营私。

7、（二年七月）壬寅，制圣教序赐传法院。传法院，掌翻译佛经，润色文字，圣教之谓，当为佛教无疑。

8、王均之乱始末：兵变。宋初，太祖杯酒释兵权，已极大降低了兵变的可能性，为何仍频频出现兵变？宋初兵变之频发，是承五代之遗风，还是统治之不利，抑或治兵无方？兵变只集中于下层军官，是否说明太祖的收兵权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降兵之乱，或待遇不公，或将领不满，等等诸端，尚易理解。那么，其他兵变呢？

9、戊午，雨，帝方临轩决事，沾服不御盖。始觉奇怪，下雨不打伞，如何值得大书特书？皇帝淋雨很稀罕吗？显然不是，在此之前，同样二月，丁未和丁巳，真宗曾两度“祈雨”，这不，下了，而且皇帝没打伞。这其中之寓意不言而明。

10、召终南山隐士种放，辞疾不至。已然三请而不至。可与晋代隐士做一比较？竹林七贤？可从以下角度作比较：一则二者的时代背景，文化遗风，二则朝廷对待隐士的态度和隐士对朝廷的态度，这涉及隐士的立场，三则文人墨客对隐士的看法，四则隐士出山后的境遇如何，五则，隐士与宗教。等等。

11、丁卯，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

12、代州进士李光辅善击剑，诣阙，帝曰：若奖用之，民悉好剑矣。遣还。

13、（咸平五年七月）乙巳，召终南山隐士种放。九月戊申，种放对于便殿，授左司谏、直昭文馆。乙卯，赐种放第宅。

14、常识：北宋四京——东京：开封府（开封）；西京：河南府（洛阳东）；北京：大名府（河北大名东北）；南京：应天府（商丘）。

本纪第七　真宗二

1、（咸平六年三月）己酉，饯种放还山。

2、河北、兴元府、遂郢州大熟。此句何解，不明。？？？

3、（景德元年正月）辛丑，诏：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真宗此举是否是因“丙申，京师地震”，民间颇有借此抨击朝政之辞，致使民心失衡，祸乱迭生？

4、景德元年，真宗亲征，以契丹讲和，定澶渊之盟，放强壮归农。

5、（景德二年二月）甲申，定入粟实边授官等级。

6、（景德二年五月）饯种放游嵩山。

7、“北宅”？哪？何人居所？身份？名称由来？《宋史·职官志五》：“ 咸平初，遂命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宫者，太祖、太宗诸王之子孙处之，所谓睦亲宅也。”想来,北宅应与南宫一样,是诸王居住之地。不过，为何分居南宫、北宅？何王住于北，何王住于南？另：管勾北宅所，主要负责诸王出行事宜。

 

 8、（景德三年三月）己未，诏儆谏臣悉心献替。“献可替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献替，进献可行者，废弃不可行者。谓对君王劝谏，劝善规过。亦泛指议论国事兴革。

9、（四月）乙未，种放赐告归终南山。

10、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

11、庚辰，工部侍郎董俨坐躁竞傾狡。——急于进取而争竞，狡诈。

12、（景德四年二月）丁酉，赐隐士杨璞缯帛。

13、己未，甘州僧翟大秦等献马，给其值。甘州回鹘，奉摩尼教，竟以僧为使，一者，说明甘州回鹘境内摩尼教地位的有衰微之势；二者，可能甘州统治者在与中原王朝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佛教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故而改弦更张，以僧为使，便于沟通交流。（补：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中原称摩尼教师也为僧？）

14、丙午，申明非命服勿服销金，及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命服即官服，销金者，即嵌金色线也。

15、真宗封禅历来颇受质疑，质疑之根源，我认为不在于真宗是否有封禅的资格。正如有些人所言，真宗朝较唐之盛世尤有过之，封禅泰山无可厚非。可事与愿违，他的封禅偏偏却遭到后世垢病，这仅因真宗策划的这出“天书”闹剧，画蛇添足，流为万世笑柄。

16、诏：天下宫观陵庙，名在地志，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民间祠祀的国家控制看似放宽，实际始终在有效控制之内。

17、（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癸丑，禁毁金宝塑浮屠像。在断句上存有疑义，若断在“禁”后，可理解为禁止毁坏佛像，这与真宗对佛教的一贯态度相符；但若断为“禁毁”，意思就变得竭然相反，那么疑问也就随之来了，为何一直推崇佛教甚至为其作《圣教序》的真宗会一反常态禁毁佛像？难道问题出在制作佛像的材料上？金宝？前面曾提及禁金丝器物等，或许这才是原因所在。

18、（四月）己丑，饯种放还山。

19、诏南宫北宅大将军以下，各勤讲肄，诸子十岁以上并受经学书，勿令废惰。南宫？北宅？

20、（九月）丁亥，作宗室座右铭赐诸王。真宗之作座右铭，是否成为朝野的一种文化导向，引发朝臣作座右铭之风？

本纪第八　真宗三

1、丁巳，黄云随天书辇。

2、召见隐士郑隐、李宁，赐茶果束帛。

3、辛未，次阌乡县，召见道士柴又玄，问以无为之要。宋真宗的无为而治？

4、召草泽魏野,辞疾不至。魏野《寻隐者不遇》：寻真侮辱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遍地无人扫。

  5、（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己未，饯种放归终南。

  6、（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乙亥，赐处州进士周启明粟帛。大中祥符年间，正值周启明归田授徒时期，无寸功 立，竟逢此赏赐，不知何意？

  7、有司请违法贩茶者许同居首告，帝谓以利败俗非国礼，不许。利诱虽算不得什么光明正大的做法，有时确是控制民众的有效手段。但若权衡利弊，“以利”诱“同居首告”的结果，不过擒获不法者十之一二，失去的却是天下人彼此之信任，民心失衡，统治不稳。孰轻孰重，想来上位者已然有了抉择。

  8、（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京师大寒，鬻官炭四十万，减市值之半以济贫民。

京城、河北、淮南饥，减直鬻谷以济流民。

  9、（大中祥符六年正月）辛酉，诏宗正寺以帝籍为玉牒。帝籍：皇帝的谱录。王瑞来，《宋代玉牒考》，《文献》1991年，第04期。

  10、五月壬辰，诏技术官未升朝特赐绯紫者勿佩鱼。技术官的待遇问题。

  11、(大中祥符五年)辛酉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

  12、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作步虚词付道门。天禧三年七月，群臣上尊号曰：体元御极感天尊道应真宝运文德武功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乾元元年二月，癸卯，上尊号曰：应天尊道钦明仁孝皇帝。两个尊号里都有“尊道”字样，但是否可将此“道”与道教相提并论呢？显然，此道非彼道也，此处之道，应为天道之道，儒释道皆在其中。故而单纯地凭借真宗的些许行为便认为其崇尚道教，还是有所偏颇的。无论是崇佛、崇儒术还是崇道，我认为，都仅仅只是真宗玩弄的手段而已。崇儒，以安天下士人之心，崇道，以彰封神掌教之功，崇佛，遂黎民苍生之愿。同时，真宗对三教的态度亦有平衡三教之效。真宗时期，无论佛道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为道学的出现储备了思想基础。给予宗教一个适度发展的条件，但决不许其过度膨胀或走向惑众邪途，以危害国家中央集权的实力，这是原则。

  13、（大中祥符八年四月 ）壬申，荣王元俨宫火，延及殿阁内库。五月壬午，荣王元俨罢武信军节度使，降封端王。因宫火降封事，与德昭同。古人迷信天人感应说，定以宫火为天谴，故而才有降封事。“十一月，进封彭王”，说明此次降封不过形式而已，并未对元俨产生实质性影响。

  14、（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癸亥，置修玉牒官。

  15、（天禧元年冬十月）辛卯，赐寿春郡王及王友张士逊等诗。

（天禧二年春正月）辛亥，赐寿春郡王恤民歌。

（天禧二年三月）丁卯，寿春郡王加太保，进封昇王。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立皇子昇王为皇太子。

  16、普度道释童行。童行，即出家入寺观尚未取得度牒的少年。度牒，即官府发给僧道的凭证。放宽了出家的条件，容许佛道适度发展。

  17、（天禧四年正月）庚午，赠处士魏野著作郎，赐其家粟帛。

  18、入内副都知周怀政伏诛。周怀政系一宦官，欲杀丁谓，拥立仁宗，尊真宗为太上皇。

  19、迪、谓忿争于帝前。

  20、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原因仅是为了粉饰太平，不尽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