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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仲裕

 拥抱寂寞与狐独 2017-08-27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夏历己卯三月二十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于右任自幼家境贫寒,三岁丧母,父游异域,只得寄居伯母房氏家。青年时代,家乡蝗旱并至,艰苦备尝,种种磨难锤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后“年齿渐长,阅事渐多”,不乏愤世嫉俗之慨。尤其是1894年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愫,促使他拿起笔来,吟咏诗篇,吊古评今,抨击时政,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抱负。诸如“一针不及创,一割不知痛”,“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等等,每诗一出,乡人争相传颂,并于1902年集印成册,为《半哭半笑楼诗草》。

  如此讥讽朝政,叛逆反清之作,清廷决不容得。当时,三原县令德锐密报陕甘总督升允,指于为“革命党”,并由清政府下谕“严令通缉”,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语,幸得邑人李雨田专差送信救助,使于右任转徙武汉,沿江东下,亡命上海,时年26。

  创办复旦公学

  1904年春,于右任惊魂未定,潜行到沪,正举目无亲间,适遇任侠好义的陕西泾阳同乡吴仲琪,又通过吴结识革命党人雷祝三。雷便把于右任来沪的情形转告马相伯。马相伯时任震旦学院监院(校长),其时早从阅报中得知于右任流亡之事。虑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的前途,深表同情,由是于1904年6月召于右任入震旦学院就读。于右任随即化名“刘学裕”,取谐音“流亡学生于”之意。

  马相伯生于1840年,是一位“笃志殚精,忘其暮齿”古道热肠的教育家。1900年在“育才乃强国之道”思想的指引下,将位于青浦、松江的良田3000亩,无偿捐献给耶稣会,以资助优秀青年就学。

  1903年3月1日,在马相伯矢志努力下,震旦学院正式成立。“震旦”二字系梵文“中国”之称谓,并具“东方旦明”之义。

  于右任在震旦学院进修期间,对学院有极好的印象,他为其总括了四大优点:一日尚自治,二日导门径,三日重演讲,四日习兵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育人有方、独具特色的私立大学。

  然而,不成想在1905年3月7日,学院沉浮激变。适值新学期伊始,外籍教师仰仗耶稣教会,制造事端,强令取消英语课,改习法文,并谎称马相伯“体有微恙”,强送医院,由耶稣会南从周总揽学院决策权。在此情况下,于右任挺身而出,与同学邵力子、叶仲裕、沈步洲等7人组成干事会,当众揭露教会夺权的阴谋,进而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退学一途。于是,凡赞成退学者签名于一纸,不赞成者另签一纸。结果赞成者130人,不赞成者仅2人。于右任率领同学们毅然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而离校。

  于右任与叶仲裕原拟出国学习,但觉复校兴学事迫在眉睫,怎能离开,故宁肯牺牲负笈国外之时机。其问,有一人名沈卫,又谓沈淇泉,原为山西提学使,此时适好在沪,于右任热情相邀,请他参与复校事。如是,于右任协助马相伯组建了包括严复在内的由28人组成的校董会,共同募集建校资金。

  1905年仲秋时节,他们征得两江总督周馥的批准,拨款一万两作为新校开办费,并指借吴淞提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校名事,鉴于南从周者流已盗用“震旦”之名登报招生,乃由于右任提议,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撷取“复旦”二字命名,为“复旦公学”,示意不忘“震旦”之旧,更含恢复中华之意。是年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于右任则出任马先生的书记(秘书)并兼授国文课。

  上书孙大总统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迅速波及淞沪,复旦公学在吴淞的校舍被李燮和部作司令部据用。复旦无奈只得暂迁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上课。然而,不久无锡即告光复,江苏宣告拥护革命,一时校舍被军队占用,经费亦无着落,学生们只好四散。

  翌年民国伊始,于右任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因总长汤寿潜未行赴任,右任代理部务。此时,于右任念念不忘复旦恢复旧观之事,于是邀集复旦校友胡敦复等42人,联名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恭请临时政府帮助复旦复校之事。此呈文的题目是《于右任等呈孙中山恳拨经费复办复旦公学文(一九一二年三月)》。呈文先行叙述了“复旦公学,开办七载,成绩昭著,海内景从”的事实,然后说明“(校舍)光复军队借作机关部,青年三百,一时星散,官费旋亦中止,遂至停办”的现状,进而提出两点要求,其一是“咨请江苏都督,指拨图书公司或李公祠改作黉舍”,其二是“仰恳大总统酌拨经费若干,以资开办”等语。

  呈文上递,可谓立竿见影。孙中山先生责成教育总长蔡元培督办。蔡当即在“呈条”上批示:“准予立案,校舍一切,如呈办理”,而临时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拨款一万元作为复旦复校的经费。

  教育部批文,同意将李公祠房舍借作复旦校舍,责令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承办,庄将此事下达至上海县民政长吴馨具体落案。吴旋即将屋舍查明,告日:“李公祠屋宇较多,可敷复旦校舍之用”。尽管如此,当时革命军里黄郛所部有一营士兵驻扎其间,于是,由于右任多方奔走,几处说项,黄郛部终于在1912年夏撤出李公祠,校舍随之落定。

  遂后,于右任、马相伯、邵力子、胡敦复等七人共同发起,筹组校董会,并骋请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等为校董。至此,复校筹措事宜均已就绪。

  1912年9月,在于右任始终不懈的努力下,离散经年的复旦师生得以复校。复旦公学重又焕发生机。

  “国立复旦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濒临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甚一日,“沪上诸校,骚动不安,尤以复旦为烈”。复旦师生基于爱国义愤,率先五次赴南京政府请愿。国民政府消极抗战,讳莫如深,对复旦师生采取对策——拟将复旦迁至无锡——宜兴公路之间的大雷嘴空旷地带,使复旦远离上海,以便分而治之,便于控制,只是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及实行。

  1937年“七七”抗战启始,复旦先迁至庐山,后芜湖失守,九江告急,复旦只得内迁重庆。

  复旦迁至四川后,经费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因学生大部来自沦陷区,不啻无力缴纳学费,反而需要学校进行救济,这使学校力不能支。当此时,国民政府又拟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为国立,更名为“江苏大学”,无形中将“复旦”消弭其中。消息一经传出,复旦师生一致反对,认为“复旦”历史悠久,具有革命传统,坚决要求保留“复旦”校名。于右任当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系政府中官位最高的校友,他全力支持复旦师生的要求。于是站在复旦校董一边,面对当局,游说奔走,频繁活动。

  1941年9月17日,于右任在重庆嘉陵宾馆,亲自主持在渝复旦校董会议,具体商定了复旦改为国立的条件和保留校名问题,校董同仁一致表示赞同。

  10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开会,蒋介石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副职。行政院一般例会,均由孔主持,蒋绝少出席。这天因议程重要,蒋躬自主持会议,并邀诸院院长参加,于右任在座。当原定议程进行完毕时,蒋按照惯例问一句“大家还有什么事?”若无人吭声,即告散会。当时蒋话音刚落,于右任即欠身发言:“复旦大学拟改国立一事,早有报告送陈(立夫)部长,现在是否讨论一下?”蒋猝不及防,只得随口说:“可以。”于是令陈立夫将复旦的报告简述一遍。蒋环视会场:“你们有何意见?”众人因无思想准备,即使有异议,亦不宜在蒋面前唐突而言,再则若持别论,于右任肯定不悦,故而全场一时沉寂,哑然无语。蒋见无人发话,便就势说:“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

  这样,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并保留校名一事,得以顺利通过而定案。1941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及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名发布命令: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于右任高兴地泼墨手书“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悬于重庆北碚该校门楣。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校牌依然是于右任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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