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通江口地名变化颇多，见之于文字记载的还有南同江、通江子、同江子、同江口等。通江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光绪四年刊印的《盛京典制备考》，其中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奉天将军崇实在“拟将昌图厅升为府治，试办河税斗租”的奏折中称：“该厅由南同江直达营口，顺流而下，一水可通，载运货物，较之陆路自必省便。”。其次是《光绪朝实录8》记载：“光绪四年。署盛京将军崇厚等奏。昌图府同江子地方起徵河税。又奏。昌图府小塔子地方私立渡船。改为官渡。”再其次是20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人小越平隆在亲自游历了长春、八面城、通江子、铁岭等东北城镇后，《在满洲旅行记》中写道，“通江子街衢，尚未整然，而巨商大贾之中庭，累累如山，近熟视之，即豆、盐等也。”由此可见，在光绪年初，同江子、通江子两个名称就已同时存在。 再往后就是：
1905年12月22日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称通江子。
1906年的《设置同江厅河防同知奏折》称同江口。
1908年的《辽河裁湾奏折》称同江口。
1908年昌图最早的一本地方志《昌图府乡土志》称通江口。
1910年的《昌图府志》称同江口。
1916年的《昌图县志》，通江口与同江口两种名称并用。
还需要一提的是，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通江口列为对日开放的商埠，日本许多机构对通江口社会情况进行了轮番调查。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比地方志记载的还要全面和详实，其中大部分资料引用的名称，都是通江口。
从上面列举的资料不难看出，通江口自有文字记载的晚清至民国初年，一直存在两种名称并用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大可能，是由于谐音造成的“官称”与“俗称”之谬。“同江口”大都为官方所用，而“通江口”则为当地居民的俗称。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例如，同属通江口镇管辖的义兴村，当地人则习惯称之为义和屯，种子场村也称獾子洞。不过不管是同江口还是通江口，恐怕都与招苏台河与辽河的交汇口密切相关，因为它是这一地区的一个主要地理标志。由此不难理解同江口一名的来历了。这与三江口、两河口之类的地名来历类似。而通江口一名则有些令人费解。如若像有人说的那样，古人“以海为江”，那么辽河沿岸诸多村镇，为什么没有见到其他类似的名称呢？可见通“江”不是通“海”的意思。但是，如果跳出通江口本地，站在招苏台河流域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对通江口一名的来历就不难理解了。原来过去人们是把辽河视为“江”，通“江”口即为招苏台河的入河口。招苏台河贯穿昌图北部，流域面积很广。对于它的来龙去脉，自然是招苏台河两岸人们都很关心的事情。通江口对于他们而言，就像营口对于辽河两岸的人们一样耳熟能详。至于江与河的区别，一般没有明确的界定，主要在于历史与当地的习惯称谓。不过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南称江北称河”，或以干流为江，以支流为河。由此似可推定，通江口最早的名称应该是同江子，意思是辽河与招苏台河的两河交汇口，而后来的通江子、通江口之名，则是由谐音演变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