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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其诗、其人、其事 偶尔翻读《千家诗》，邵雍的一首七律“插花吟”，引起了我的好奇。说实在的，这首诗既无宏大的气势也非诗中精品，它之所以吸引我，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是该诗充满着质朴天然的情调，将一个酒至微醺的老人怡然自得内心欢乐表现的淋漓尽致；其二是该诗颔联的两句：“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邵雍生在宋朝仁宗至神宗时期，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宋朝是一个积弱的王朝，从建国开始，就采取对内镇压对外屈辱的政策，连年战事不断。到了中期，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但广大农民受到残酷剥削压迫，就连一般的没落的中小地主阶层也受的当权者的压制。应该说宋朝从开国到灭亡，是从没有过太平盛世的。而大智若邵雍者，能吟诗称其“太平和盛世”，使我感到奇怪。于是乎就查了些史料，写出此文。 一 邵雍其诗 邵雍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收在其自命名的《击壤集》中，邵雍并非以诗闻名，他的诗也非文学精品。但是俗语云“诗言志，言为心声”，想了解邵雍的真实思想和为人，首先应从他的诗入手。 邵雍的诗大体上分为四类：一是宣扬其义理之学的“哲理诗”；二是表达“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咏史诗”；三是与友人唱答和自我书怀的“言志诗”；四是以其闲居、饮酒、赏花、观景的隐居生活为主题的“快乐诗”。 关于前三类诗，本文下面两节将引用和说明。这里主要谈谈“快乐诗”。 邵雍以闲居、读书、饮酒、作诗为快乐生存的四大雅好，而“以目观物，从物得理”则是他获取生命快感和立论的思维秘诀。他提出“自乐”和“乐时与万物自得”两种诗意生存境界。《插花吟》是邵雍晚年写的一首抒发内心情感的“快乐诗”。宋朝人有头上插花的习惯，晚年的邵雍头插鲜花独酌，饮酒微醺后，对着酒中的花影吟诗，将其醉态和怡然自得的心情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全诗充满着质朴自然的趣味和饮酒微醺后的放浪形骸。 至于前面提到的该诗两句颔联，有粉饰太平之意。写诗是给别人看的，当时和邵雍交往的非权既贵，尽管他洞察世事，也清醒地了解和认识官场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但是，为他的诗能被士大夫阶层接受，不得不违心讴歌；当然，这也表达了邵雍渴望世界像帝尧时的天下升平，这可由作者将他的诗集定名《击壤集》看出（相传帝尧之世，天下平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共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后世称邵雍的诗为“击壤体”，他的诗也成了宋代的平易浅切的诗风代表。 谈邵雍的诗不能不谈到现今网上广为流传的《梅花诗》十首，这也是宣扬迷信和将邵雍神化的主要依据之一，说他预言了身后中国的大的历史演变，写给修炼人的，一般人不知所云。实际上，我认为这决不是邵雍的作品，不但在《击壤集》中不见此诗，其风格也和邵雍的大相径庭。从诗的内容来看，《梅花诗》十首，应该是元末明初时，有人托邵雍之名的伪作。说邵雍能知天命、对世事前知，纯属子虚乌有，现在有一些人津津乐道、并穿凿附会地破解“梅花诗”，也纯属无稽之谈。 二 邵雍其人 邵雍是宋代的儒学大家之一，同时也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严格说来，他应该是宋代时期，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学者。 据宋代陈绎写的《邵古墓铭》和元代托克托编的宋史中《邵雍传》记载，邵雍先祖为姬姓，西周文王后代，邵雍字尧夫，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其先祖为避戎难迁上古，移中山，最后定居衡漳（今河南林县），父邵古生于衡漳。邵古精通义理和音律，因仰慕晋代隐士孙登（东吴孙权之后，轻权势、好读《易经》、精通音律，隐居苏门山），而举家迁至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于苏门山下。此时，邵古家道中落，以经营果园和给人算命维持生计。 邵雍少时家贫，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据考证，邵雍早年曾应过礼部贡举，证据就是他的《代书答朝中旧友》一诗所说的：“少日治文章，亦曾观国光”，“观国光”指应廷试 。邵雍虽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都不第而归。在失去从政的机会之后，走上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精读诗书、研究学术、另辟溪境、著书立说，终生隐居不仕。邵雍说应试不第是因为“贫”和“病”，其实不会如此简单，在邵雍不第归家之后，曾写有《共城十吟》。在此组诗中，有“自惭功济力，未得遂生民”、“未是改狂极，其如困顿何”等句。在他晚年写的《还鞠十二著作见示共城诗卷》中有“功名时事人休问，只有两行清泪揩”。这些诗句均表现他不第之后的迷惘、求功名而不得的伤感。至于个中原因已无从考证，笔者也不能乱说。不过邵雍还是很看重功名的，在他的自述诗中有“得志当为天下事，退居聊作水云身”，在他《答友人劝酒吟》中也有“人人谁不愿封侯，及至封侯未肯休。大得却须防大失，多忧元只为多求”等句。总之，邵雍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科举之路不通之后，就开始效法圣人，观物得理，潜心研究《易经》、《诗经》和《春秋》，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正如他在诗中所说：“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易经》本是我国古代一部天文学和历法学著作，《易经》中提出的天动地静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比托勒玫的“地心说”著作《数学论集》和古希腊学者德莫克里特提出的《物质基元说》，早了近一千多年。《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科学著作，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结晶。屡试不第之后，专心做学问的邵雍，研究《易经》，治学态度是十分认真和刻苦的，这一点邵雍传中有记载：“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艰苦刻历，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在其《答友人》一诗中，也有“遍数古来贤所得，历观天下事须真”句。邵雍的学习范围不限于儒术，其《闲行吟（之一）》诗中说：“长忆当年扫弊庐，未尝三径草荒芜。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表达了他当年怀抱经济天下的雄心，涉猎百家著作，而不以田园山林之趣为务。《代书寄友人》一诗中又说：“当年有志高天下，尝读前书笑谢安”。这充分表达了邵雍潜心读书、研究理论，著书立说的宏大志向和雄心。 可以说邵雍之于“易学”，一方面来自家传，其父邵古精通义理和音律；另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李之才，字挺之，其性朴率直信，不肆不窘，倜傥不群，也不迷恋仕途。李之才“能为古文章”，是宋代道学大师陈抟的俗家弟子，学术上得到陈传的真传。精通《易经》、《河图》和《洛书》。邵雍曾拜其为师，授“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在其父和李之才的悉心教育下，邵雍探赜索隐，妙语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已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而且造诣颇深。与此同时，邵雍并不一味闭门读书，结合实际，经常外出考察，曾遍游河、汾，淮、汉；同时还深入考察了齐、鲁、宋、郑之古代遗迹。至此，邵雍学有所成，成为小有名气的儒学专家。为进一步深造，举家迁至宋代名城洛阳，洛阳也是宋代著名儒富弼、司马光、程颢、程颐的故乡。 邵雍不仅是一个大学问家，其为人的品德也十分高尚，这一点在宋史《邵雍传》中已有详细的记载。司马光兄司马端明和邵雍交厚，当时两个人的纯德广为乡里所倾慕，当地居民父子昆弟互相告戒：“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当时，有官宦、学者名流到洛阳，不去官府，而先去拜访邵雍。邵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谈话，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律待之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在那个时候，洛阳一带人才特盛，并以忠厚之风为天下人称道。 邵雍崇经术而抑政事，大力提高名教事业的地位，其实质是要把他的哲学、理学思想体系建立成一种能影响统治者的知识型构。在其诗《首尾吟（之一）》中说：“经纶亦可为余事，性命方能尽所为。”他把经纶事业看作他的毕生事业，视治学修身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和终极目的。虽然受时代的局限，邵雍有“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认为自己不能富贵是命中注定的。在《和登封裴寺丞翰见寄》诗中说：“既知富贵须由命，难把升沉更问天。”在《和人放怀》一诗中说：“为人虽未有前知，富贵功名岂力为？”在邵雍晚年，他的宿命论思想有所改变，曾在《天人吟》一诗中写到：“羲轩尧舜虽难复，汤武恒文尚可寻。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在治学方面，他主张“以眼观物，以物得理”，强调“物之变化”，具有唯物辨证思想。 至于后来人们将邵雍神化，说其能前知和预测后事，甚至将他的著作列为现代迷信风行的理论基础，那都是其子邵百温及蜀人牛无邪、杜大可、廖应淮、张行成所为（参见《皇极经世索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辩》等书）。实际上就连邵雍本人也不承认自己真的神乎其神，其一是在别人恭维他能前知时，他自己却说“雍盖未必然也”。在其弥留期间，他对朋友说：“世俗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这里所说的世俗之命，应是民间流传的迷信，而天命则是指由他所创建的“宇宙论”和“天人合一说”。邵雍不流俗，不迷信，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那就是他在给父亲择墓地时“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并在《闲行吟》一诗中说：“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乘风徒有待，夸父追日岂无疲。劳老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由此可见邵雍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联想到今天仍有人在拉邵雍这面大旗，去搞预测和寻找所谓《易经》天机和潜藏的信息，岂不可怜、可笑。 诚然，受时代限制，对一时还无法解释的自然、社会现象，邵雍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他信天命，认为存在鬼神。但这毕竟瑕不掩瑜，在那个历史时期，邵雍所创建的理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 邵雍其事 总体来说，邵雍一生总共作了五件大事：其一是求取功名；其二是潜心读书；其三是著书立说；其四是传经授徒，其五是吟诗作赋，创建了真实、质朴口语化的“击壤体”快乐诗歌。 关于求取功名和潜心读书二事前一节已有论述，在这里主要谈一谈邵雍著书立说、传经授徒和创建“击壤体”诗歌三件事。 据邵雍研究者考证，邵雍约40岁左右迁居洛阳，初到洛阳时，家境依然清贫，其生活来源主要靠耕稼和友人施舍。此时邵雍除侍奉双亲外，主要是著书立说，在深入研究《易经》、《诗经》、《春秋》的基础上，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其代表作是《皇极经世》和诗集《击壤集》。其中《皇极经世》应是一部集史学、哲学、天文、历法学之大成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邵雍认为有史以来，上下三千年所发生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与天时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天道是着重于四季变化的天道，从而创建了“天人合一”学说。邵雍认为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交互变化，尽天地万物之理。邵雍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写出了《皇极经世》。当然，在天文学方面，他持地心说，并认为物质的基本构成是水、火、土、石，是受历史时代的限制，要知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和道尔顿提出“原子学说”，那已经是邵雍时代四、五百年之后的事了。总之，从邵雍现存的著作，可看出其治学之严谨，是很有科学态度的，绝无迷信的成分。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邵雍时代许多未知事物，已经被人类发现。邵雍的学说和创建的理论，也必然随之消亡，成为历史遗迹。 不过，邵雍提出的“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于义；天下将乱，人必尚于利。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他以元、会、经、世的时间推算法，推出夏、商、周年表给后人留下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到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至于谈到邵雍传经授徒，当然一方面是一个学者寻找其衣钵继承人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持生计的需要。他的弟子张岷不仅继承了他的学说，而且在整理他的遗著时，是很忠于原著的。至今尚能公正评价邵雍的理论，张岷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此外《邵雍传》中也有它传经授徒的记载：“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唯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儒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过，邵雍季节性教书、授业，其主要目的应是获得薪俸，维持家计。 邵雍以闲居、读书、饮酒、作诗为快乐生存的四大雅好。关于邵雍的诗在第一节中已有论述。但这里我要说的是他在诗中充分表达的希望太平盛世的思想，在《太平吟》中他说：“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仰。劳者得其饷，死者得其葬。”，在《安乐窝铭中》他说：“安莫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风。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安宁”，由此可见邵雍希望有一个安乐和谐的盛世，而这个社会的创建，领导人的施政方针是关键的，邵雍的这些论点，对当今“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不无参考价值。 谈到邵雍，不能不说他对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大部分人认为他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对此，我认为他从心里还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这也有诗为证：“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四时皆有景，万物岂无情。祸福眼前事，是非身后名。”熙宁年间，邵雍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而且身边还围着一批如富弼、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人，对于无官无职的他，很难公开支持变法，但是他却劝那些反对新法、想弹劾王安石的弟子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者何？”他阻止为官的弟子弹劾王安石，就是对变法最大的支持，只是奈于富弼、司马光等人的面子，说的委婉一些罢了。这里还有他晚年的几首诗为佐证：“居洛八九载，投心唯二三”，“安乐窝中暮春时，闭门慵坐客来稀”，由此可见他与富弼、司马光等人未必知心，而他却与王安石的胞弟王安国却经常有诗唱和，王安石也非常仰慕邵雍的才能，曾举荐其在朝为官。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即或富弼、司马光、程颐、程颢也很少登门。 以上是我对邵雍及其著作的一点浅见，写出来就教于那些研究《易经》和邵雍的朋友。另外需要声明的是：写此文时，得益于王利民、 徐艳二位先生的《从“伊川击壤集”看邵雍的人生志趣》、华梵大学杜宝瑞先生的《邵雍儒学建构之义理探究》和郭彧先生的有关邵雍的文章和文献资料，并引用了其中我赞同的观点，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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