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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灯光球场
70年代的六安城里，有一处很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到了晚上，更是挤满了人，很像现在的球拍广场，这，就是灯光球场。
灯光球场位于小东门，也就是现在三星百货这个地方，当时灯光球场还是比较大的，三星百货包括新龙城都是球场的地界，沿马路砌着高高的围墙，围墙的四周就是看台，中间是一个篮球场，球场上面吊着许多盏大瓦数的灯泡，到了晚上，灯光会全部打开，宛如白昼，所以，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在那打篮球，或是闲逛纳凉。
（疑似灯光球场的照片）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人们的业余生活很单调，除了几个样板戏，以及很少几部电影以外，似乎也找不到更多的去处。即便是电影，也不是想看就看的，一张黑白电影票，要一毛五，在当时也算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晚饭过后，要么找几个人打扑克“双带花”，要么摇着芭蕉扇走出家门到处闲逛，自然，灯光球场便成了人们的好去处。
我的父亲爱打篮球，所以，到了晚上，总爱找一帮人到灯光球场去打篮球，我也就常常跟着一起去灯光球场，坐在看台上，双手凑着下巴，看着他们热火朝天地你争我抢。当时年纪小，也看不懂篮球，所以，坐不了一会便翻身起来，到处跑着捉蛐蛐。
灯光下，蛐蛐不多，那种喇唎蛄子倒是不少，围着灯光飞上飞下，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迅速地一把抓住，如果听到蛐蛐叫，就会放下喇唎蛄子，很兴奋地专心捉蛐蛐，趴在地上，沿着叫声，小心翼翼地翻开瓦片砖头，然后随着蛐蛐一蹦一跳地在地上翻滚着。捉到的蛐蛐要是两尾的，那就撞大运了，用纸包好，带回家放在竹筒里好好养着，然后找个机会跟小伙伴们斗蛐蛐。
（油画：九拐十八巷。作者：沙野）
当然，灯光球场也不仅是打篮球的地方，那里也经常召开大会，大多是“地富反坏右”的批斗大会，或是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之类的大会，那时候毕竟还小，不懂这些，所以也就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每到开会的时候，灯光球场里便坐满了人，球场北面是主席台，场地以及四周的看台都坐着人，人虽然多，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非常的肃静和凝重，甚至于有点怕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人自危，这种场合，你不得不严肃和小心。
但是，有一次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隔壁地区水电局来了几个外国人，清一色的黑人，也不知道来自哪个国家，据说是来看我们的淠史杭工程展览的。那时候整个中国都很闭塞，很少跟外国人打交道，更不用提六安这个小地方了，所以，当六安来了外国人，便成了轰动的事件，一点都不亚于今天来了某位明星开演唱会，整个小东门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人们伸着头，踮着脚，就像看耍猴的一样，边看边议论着，胆大的会侧起身子向前挤，争着跟这些黑人握握手。
我们这些孩子，个子小，看不见，也挤不进去，于是便赶紧跑到灯光球场的看台上，骑着最高一阶的围栏，向外张望，看到这些黑人，的确也很惊奇，心想，这些人怎么晒这么黑啊，难道他们国家没有树荫吗？现在想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可是，在那匪夷所思的年代，一切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图为鼓楼街、云路街一带）
今天，每当走到三星百货那里的时候，我的眼神总会不自觉地停顿一下。记忆还在，可惜，灯光球场却不在了。
五、电影院门口的画书摊
过去，看电影是市民少有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今天你试想一下，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KTV，没有麻将，只能看电影，当你下班以后，面对长长的夜晚，你就能体会到电影对于当时的人们是多么重要了。
那个时候，六安城里放电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县电影院，一个是皖西剧院，一个是黄梅剧团。而皖西剧院、黄梅剧团常常要演戏，放电影也不是很正常，所以，真正放电影的地方还是县电影院。
电影院在鼓楼街里面，就是现在“鼓楼新天地”那个位置，因为这里是城中心，人口密集，商贸发达，百货商场、茶社酒肆都在这里，所以，这里总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到了晚上，这里也是灯火通明，小摊小贩们会在桌子上摆着电石灯，这种灯是铁皮打制的，下面是一个盒子，上面一个长长细细的嘴子，盒子里放着电石，再加一点水，这种电石遇到水会放出气体，点燃这种气体会发出很亮的光，比起煤油灯或是蜡烛要亮得多，所以，摊贩们都是用这种灯来照明。
（图为六安县电影院）
电影院门口，有很多摆摊的，有卖汽水的，有卖瓜子的，还有卖西瓜的，都是一个大方桌，四周围着长条凳，人们坐在那里边吃边喝边聊天，汽水喝完以后，空瓶要留下，西瓜则是切成一瓣一瓣地卖，吃西瓜时，瓜子要吐在脚下的网篮里，摊主要收集这些瓜子，洗洗滔滔最后炒成盐瓜子再卖。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门口摆的小画书摊。
小画书，很像现在孩子们看的口袋书，巴掌大小，一册画书几十页，每页一幅图画，下面是文字解说，每册书一个故事，大多是《雷锋的故事》、《英雄王杰》、《黄继光》、《邱少云》，还有《小英雄刘文学》，虽然这样的画书看了很多遍了，但是，小画书对于我们孩子依然充满着吸引力，每次看画书，情绪都很投入，一边蘸着吐沫翻着画书，一边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大喊大叫，看到刘文学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被老地主掐死在辣椒地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非常愤怒地用手指着老地主，大叫“大坏蛋，大坏蛋”。
（图为老黄大街，前面就是南门塔）
因为爱看画书，所以常常央着父母买画书，慢慢地，也积累一些小画书。有一天，忽发奇想，我要去电影院门口摆画书摊，学着他们的样子去挣钱，于是，邀上邻居一个小名叫“大头三子”的小伙伴，两个人凑了一纸箱的小画书，来到电影院门口，找一块平坦的地上，铺上报纸，把小画书整整齐齐地码好，蹲在那里眼瞅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希望能有个好收入。
过一会儿，来了一个小孩，问道：“画书怎么看的？”我们赶紧答道：“一分钱看一本，一分钱看两本也行”。于是，孩子蹲下来找了一本画书看了起来，看完以后，他从腰里掏出一个五分硬币来付钱，这时候才发现，我们根本没带钱，没办法找他钱，我和小伙伴面面相觑，最后只得说，“算了，这次不要钱了”。
孩子走后，我俩很兴奋，这次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毕竟开张了，于是信心大增。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另外孩子，这个孩子个头比我们高一截，显然要比我们大一些。他来到画书摊前，也不问价，拿起一本书就看，我心里正暗暗高兴呢，没想到，他看完书以后，指着这本画书眼瞪着我们说：“这本书是我的，是你们偷我的”。我们一下懵了，结结巴巴说：“这书是我爸买的，怎么是你的呢？”这个孩子又凶狠地说：“我是草市街的，你要不服，马上我找两个朋友来”。一听说是草市街的，我俩吓得不敢吱声了，眼瞅着他拿着书扬长而去。怕他再来抢书，随后，我们赶紧收拾书摊落荒而逃。
（图为老交际处，即后来的皖西宾馆）
有了这次摆摊的经历，以后再也不提摆画书摊赚钱的事了，想看画书了，就向父母要上两分钱，来到电影院门口，美美地看上一回。
六、反标
反标，即反动标语，过去，张贴反标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轻则打成“反革命分子”，重则逮捕入狱。没想到曾经有一次，少年的我，竟然会跟反标扯上联系。
大约是76年的初春，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处于尾声，国内形势动荡不定，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整个社会都充满着扭曲的状态，到处是打报告，搞斗争，因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写错字而惹火烧身。但是，即便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仍然会有一些人，偷偷地写一些所谓的“反标”到处张贴。也许，经过十年的文革动乱，人们需要发泄心中的不满，也或许是人心思变，迫切希望国家的政治命运有所改变。
那天吃过晚饭，我照旧把饭碗一推，便跑出家门去玩了。那时候，好像学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即便有，也懒得做。我在大院里闲逛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小伙伴，于是决定到一个同学家去玩，这个同学姓鲁，家在龙须巷。
龙须巷，是一个典型的六安老巷子，在老城北小学对面，沿着老县委的后围墙进去，一直延伸到云路街。整个巷子坑洼不平，狭长曲折，最窄处仅有一人多宽，主巷子又有很多叉巷子，估计正是这个特点，才取名“龙须巷”。龙须巷的两边都是那些青砖砌就的老宅，那泛着青苔的高墙，让这长长的巷子越发显得幽深灰暗，我的同学，就住在靠近云路街那段最狭窄的巷子里。
（图为老鼓楼街）
我去的时候，巷子里几乎没有人，可能正是大家吃晚饭的时间，整条巷子显得非常冷清和安静。当我快到同学家的时候，看见大院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也就信纸那么大，不过，这张纸虽然不大，但是在黑乎乎的高墙上显得很突兀，由于天色已暗，也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更主要的是，当时一心想着玩，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事情，在同学家玩了不大一会，也就回家了。
到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同学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他们家门口昨晚发现了反标，说这话的时候，我依然没有当回事，可是，他接着又说，公安局正在调查昨晚巷子里的外来人员，可能马上要来找你问话。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开始打鼓了，我成了嫌疑犯了，万一说不清，那该怎么办呢。果然，没过多大一会，班主任严肃地把我喊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个警察。
两个警察，一个年长一点，大约三、十四岁样子，另一个很年轻，顶多二十岁，年长的警察态度还好，年轻的警察则很凶恶，不断地说着很多威胁的话，我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哪见过这种阵势，早就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年长的警察在一旁不断制止那个年轻的警察，最后，问了一些问题，我就回教室了。整个一个上午，我蔫头耷脑地趴在桌子上，老师上课，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图为皖西路和老汽车站，看到停车场了吗？）
谁知，噩梦还没有过去，中午我刚到家，两个警察已经坐在我家客厅，旁边坐着我的父亲。我畏畏缩缩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跟他们说着什么，气氛很严肃，但是从语气来看，父亲跟年长的警察应该认识，不一会，父亲送走了两个警察，回来的时候，父亲看着我，没有丝毫的责怪，只是淡淡地说道，晚上放学以后，到公安局去录个指纹。
在公安局录完指纹以后，这事便没有了下文，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结论。“反标”事件虽然过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给我少年的记忆，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惶恐不安，甚至于听到警笛或是看到警察都很害怕，生怕警察把我抓了去，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图为五十年代皖西路，惊讶吧？）
今天回头看看，的确有点不可思议，因言治罪，历史上向来不缺乏，但是像文革时期那样严重，还是很少见的。从这点来说，我们还是应该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
（来源于2016-08-12
寒江雪
寒舍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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