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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多重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而非处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 作者=欧文‧琼斯，林永亮 译 来源=节选自《逍遥法外的权贵》前言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原因。自从 2008 年 9 月英国陷入经济灾难以来，就有种步调一致的努力，试图把人们对自身和国家遇到困境产生的愤怒从有权势的人身上转移开。一如从前地引导英国公众，将挫折转嫁到那些被精英政客和媒体经常诋毁的人群身上。这一人群主要包括移民、失业者、领救济金者、公共部门的员工等。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妖魔化运动愈演愈烈。政客和媒体一起编造并宣传这样一个故事，即这个国家多重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而非处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 我尝试扭转这种认知态势，因为真正的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社会底层人士的行为却经常遭受无情的批判和谴责：电视剧《福利街》可以霸占英国荧屏，而《逃税街》或《银行街》却从未上演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如果想解决这些影响英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和不公现象，聚光灯就应该落到那些有权势的人头上。 这本书顶多算是对这项事业非常有限的贡献。这一事业不应由单个作家笔耕不辍地发起争论，而应通过有规模的行动有力克服有规模的不公。但对我而言，只要能引起公众对权势人群的讨论，把这种讨论引入大众每天谈论的话题，引入酒吧、家庭、电视、报纸以及社会媒体的讨论中，就已经实现目标。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许多机构关门大吉，人们越来越趋于挑战那些有权阶层。鼓励那些努力维持现状的人对此作出回应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对手被迫对他本想遮掩的问题进行回应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铭记的胜利。 反对的意见也弥足珍贵，不仅仅因为这些不同意见能够帮助澄清和完善相关争论。所以，对本书初版所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回应是有价值的。这些主题包括什么是权贵，以及如何定义权贵等。 在普通大众的想象中，典型意义上的权贵人士应该是白人男性，这些人通常无需多么努力，就能从私立学校直接进入牛津或剑桥学习，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丰厚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好工作。虽然有权人的这些不具普遍代表性的特征确实代表一种关切，但强力机构的社会构成并不是我理解权贵的核心依据。在我看来，今天的权贵是由共同经济的利益和共同的心态聚合而成。尤其是，他们都认为社会顶层人群理应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莫可名状的权力可以通过改革提升代表性，但权力本身却仍是莫可名状的。尽管给民主造成威胁的制度体系也可以吸纳妇女、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人群进入，但这并不能改变制度体系给民主造成威胁这一事实。 一些人会问，有权势的人恰巧形成相互联系能说明什么问题？毕竟，在相似工作领域的人会不可避免地建立联系，这在整个社会的所有层面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说像国际新闻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这样的媒体高级执行官与首相成为好朋友，则不可避免会引起广大公众的强烈兴趣。这可以说明默多克帝国的触角在英国政治精英当中已经伸得有多广。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媒体被认为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因此重要的媒体人和重要的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理应受到严密的审视。有权势的人通过业务或社会关系聚到一起，可以帮助加强联系，并塑造一种团结一心的感觉。 今天的权贵高度依赖这样一个咒语：「你别无选择」。他们迫使人们相信不存在其他可行的社会运行方式，并以此抵制潜在的反对力量。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并未形成今天的权贵，所以这段时期的英国如今被描绘得糟糕透顶：有如一个被官僚和失控的工会所掌控集权的、沉闷的、消磨意志的人间地狱。我反对把这段英国历史妖魔化，不是像极左和极右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出于怀旧的感伤（其实那个时代我还未出生），而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纠正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有一点非常重要，战后英国那段对富人征收重税、工会组织非常强大、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那时的分配比今天要均衡得多。今天的权贵形成于 1970 年代后期，他们所管理的英国是一个增长速度更低、分配更不均衡的英国，并且已经遭遇了 1980 年代早期、1990 年代早期和 2008 年以来三次大的经济危机。我并不是说，旧的秩序不用面对诸多难题的困扰，也不是说长远来看，旧的秩序更具可持续性。但就像右翼记者彼得·奥博尔纳所言，1970 年代左翼和右翼都准备突破当时盛行的战后共识。「有段时间，」他写道，「完全分辨不清哪一方将会获胜，实际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左派还占有优势。」所以说，虽然后人经常把右派的胜利视为必然，但实际上今天权贵们的胜利并非上天注定。 有人问警察是否应该被视为权贵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劣迹有什么新鲜可言。毕竟，警察包庇犯罪、暴力、种族歧视等行为在今天的权贵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有些甚至比今天更为严重。我认为应该这样看：今天的权贵当年是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工会运动。他们不得不顺从就范。相应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就职伊始，就赋予警察横扫一切的权力，提高警察待遇，从而收买了警察，保证了他们在后来的一些斗争中对撒切尔忠心耿耿。不出所料，警察已经被彻底政治化了。警察的感激之情在 1984-1985 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尤其是在臭名昭著的 1984 年欧格里夫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果没有警察的支持，英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打败工会组织。警察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就被教育要把工会罢工分子视为「内部敌人」，这种蔑视心理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工人阶级群体身上。在 1989 年希尔斯堡惨案中，遭殃的是利物浦球迷。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警察在欧格里夫战役和希尔斯堡惨案中的表现可谓惊人相似，两个案子中的警察都有欺骗、责备受害者、掩盖事实真相等行为。 这些并不意味着警察完全支持权贵们的新自由主义教义。警察毕竟是公共部门的雇佣者，从政府那里拿工资和津贴。他们不希望在其他公共领域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同样适用到警察行业中。实际上，连续好几届政府没有这样做，相当于默认了保持警察的忠诚度是何等重要。或许有人会说，警察帮助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得胜利，但他们却不愿把新自由主义理念适用到警察行业中。不过，最近几年，由于权贵们对自己取得的大获全胜太过自信，他们不愿继续搁置对警察系统的改革了。如今，在联合政府治下，警察不得不面临与其他公共领域相似的冲击——削减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工作条件恶化、私有化。毫无疑问，他们憎恨这一点，警察和政府的关系相应地陷入史无前例的低潮。保守党前党鞭安德鲁·米切尔和唐宁街警察发生几句口角后爆出爆炸性丑闻这件事，就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有多糟糕。2014 年 5 月，保守党内政部长特蕾莎·梅对警察联合会表示，警察被大量丑闻缠身，必须进行相应改革。这种程度的介入在以前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也并非所有警察都是「阶级战士」，都希望维护财富和权力出格的、不均衡的分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指派实施法律，而法律却经常被有权势的人所操纵。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被看得比人权更重要。举例来说，富人可以让自己的房产长期空置，却不顾上百万人忍受楼市危机的煎熬，法律保护那些根本不露面的房产拥有者，却不会去保护那些蜗居和无家可归的人们。英国监狱里塞满了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大部分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根据监狱改革基金会的说法，有 6 成多的男性囚犯和 5 成多的女性囚犯承受至少一种人格障碍。福利诈骗每年耗费 12 亿英镑，仅相当于社会安全开支的 0.7%，却被视为一种卑鄙的犯罪。然而，逃税行为每年造成的公共损失大概有 250 亿英镑，却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那些帮助实施逃税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被请去为政府制定税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在大幅削减开支期间对逃税行为进行和平抗议的人，那些抗议破坏环境的和危及人类生存行为的人，却因违反保护财产权的神圣法律而需面临监禁的处罚。不管警察内心是否愿意，他们在现实中就是这样保护现有秩序的。 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所描述的实际是拥护自由市场理念的权势人群，而非什么权贵吗？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也会同意卡尔·马克思 1845 年所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力量上也占统治地位。」今天，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不仅掌控经济生活，而且也掌控政治、媒体和知识领域，在今天的主流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在战后时代，那场非常强有力的、进取性的劳工运动促成了一种妥协：虽然工商阶层继续占据优势地位，但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关键权力。但是，今天的权贵们又重新收回了那些权力。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为整个过程提供了知识基础。 在这本书中，我剖析了那些在战后时代被排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何获得了惊人的政治成功，以及如何将那些曾经被视为极端、不可行的意识形态方案在全社会推广开来。不过，那些声称新自由主义取得胜利的言论全都面临挑战，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也不这么认为。如果新自由主义取得那样的胜利，他们会嘲讽并指责政府仍是英国社会中的巨大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没有合理依据。 但是，就像我在这本书中所展示的，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我用一整章——「揩政府的油」——来揭露今天的权贵一边依赖政府、一边嘲笑政府这一讽刺性的事实。我写道：「政府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穿梭，就好像在一块石棍上写字 。」政府耗费巨资救助银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私有铁路公司，资助耗资巨大的法律秩序体系，为低收入人群及私有房屋提供补贴，为企业支付数十亿英镑支撑工人教育体系，公共支出中有一半进入了私人契约，直接补贴了私人收益。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当今的政治共识直言不讳地拒绝国家主义，也毫不客气地诋毁政府角色。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社会安全网已收缩回去，导致很多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全之中，在其他方面这一网络也在沿着不同路径发展。公共住房私有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地方政府建造的那些以「简易房」名义出售的房屋没有被取代 ，那些本可以住在地方当局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住房中的人不得不租住私人住房，而这种住房的租金经常疯涨，很难支付得起。政府花在房屋补贴上的费用——部分补贴给了私人房东，部分补贴给了低收入人群——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就业补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上百万工人的工资已经停滞或持续下降了好多年，这部分归因于劳工运动戏剧性地退潮，导致政府被迫支付几十亿英镑为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差。铁路系统的私有化导致不得不给效益差的私营企业提供补贴。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现政府已经把本应给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支持给了那些从民众的需求中捞取巨额利润的人。 在权贵们这里，政府的功能进行了重新配置。如今，政府支持私营部门利益，支持像金融城这种蔑视政府的行业利益。大的工商企业在给富人减税、打击工会组织、私有化、放松管制等「反革命」措施中明显获益。英国是新自由主义「先驱者」想要或者渴望的那种自由市场乌托邦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其实他们「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民主制政体中不可能实现。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些梦想肯定不会得到大工商企业的支持，比如削减政府补贴等措施肯定会被他们反对，从而也不可能得以实施。但是英国明显已经从富人高税、公有制、国家干预、强工会的状态中走得太远了，目前更多服务于大公司和富人的巨额财富了。 在这里有必要重申以下，这本书并不认为权贵代表一种有意识地组织到一起的阴谋。的确，警察掩盖真相、行业性逃税等行为毫无疑问属于阴谋的范畴。但是，这本书的整个前提是，权贵们是由共同经济利益和共同心态聚合到一起的。根本没有必要针对民主体制实施任何有计划的阴谋。权贵实际是一个有机、动态的体系。 我想再次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这本书不是为了指责那些手握权力的「坏蛋」们。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权贵这个体系，而非组成这一体系的那些具体的人。英国统治阶层的行为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完全是理性的：公司追逐利润、防止亏本，所以他们愿意逃税。他们有足够多的资源合法地操纵政治经济体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比如他们可以雇佣那些向财政部或政党派驻「专家」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做项目。他们从官方意识形态中获益，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赞赏企业的角色，却贬低政府的贡献。当我采访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 CEO 史蒂夫·瓦利时，我就情不自禁地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慷慨、可爱而又深思熟虑的人，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有一种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能力。他会说，他的那些公司客户实际已经缴了很多的税，如果支付更多的话，将会适得其反，如此等等。他的公司为慈善事业花费很多。就像我指出的，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一种回归。在那个时代，社会供给主要依靠慷慨的个人捐助，而不是依靠由累进税制支撑的有效的公共福利体系。但是，你会发现，像瓦利这样的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时会觉得自己干得不错。我们的目标是改变这一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所鼓励的行为，而不是用「好人」去替换「坏人」。 就我所说的改变体系和改变行为这一点，一些右翼和自由主义批评家建议说，我的解决方式太胆小慎微了。我想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本书中，我表达了对「奥沃顿窗口」理念的深厚兴趣。这一概念是由美国保守派人士发明的，主要描述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政治上可能的事情。这一「窗口」被无情地监管起来了。所以，当工党的艾德·米利班德提议暂时冻结能源价格时，这项虽不起眼但受欢迎的政策被媒体和右翼政客描述为「地下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大部分投票者支持比这更为激进的政策：把能源产业重新彻底国有化。不过对这一「窗口」进行监管使得新自由主义理念得到那些温和、有常识的权贵们的普遍支持。任何哪怕稍微偏离这一范围的，都会被注销掉。所以，就我所提的像民主公有制、富人高税、保障工人权利、选择性资本控制等政策，在现状的捍卫者看来太胆小慎微了，但这一方案却能帮助扭转「奥沃顿窗口」。 当然，我所提出的「民主革命」不会像我期待的那样推进。我希望英国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及时进行调整，为民众的需求和愿望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精英的利益服务；成为一个由劳动者掌控的民主社会，成为一个民主可以延伸到工厂和经济等领域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或许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出现。我的目的就是扭转新自由主义先驱者们的成就：把「奥沃顿窗口」扭转向不同方向。这样做可能会开启更为激进的进程。如今被视为完全极端主义的事情将变成边缘，进而激进，进而有争议，进而成为常识性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权贵阶层大获全胜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其他社会运行模式被描绘为不可想象。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这一信念必须被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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